我的职场生涯不太寻常:从在华尔街做秘书工作开始,一路打拼后,我进入当时所在公司的投资银行集团,但后来,我又做回证券分析师。8年后,我辞去当时的工作,开始从事电视秀节目制作和撰写一本儿童读物。最后,我开始撰写关于工作和生活的博客,并与我在教堂里认识的一位朋友共同创办了一家对冲基金——或许这不是人们常说的传统职业路径,但或许是一种新的常态。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生活而终生只做一份工作的“公司人”的观念早已过时。美国劳工局统计数据显示,1983年以来,美国25岁及以上的人士,在一个工作机构效力的时间一直保持在平均5年左右,男性还稍有下降。美国劳工局的另一份报告显示,1957年到1964年婴儿潮出生的人中,在18岁到44岁之间平均从事了11种工作。跨度从1976年到2006年的长期跟踪研究,勾画出一个类似的图画:那些在公司干了至少10年和至少20年的人士,在总人数中的百分比有了明显下降。
转行并不那么容易判断,因为它比换工作更难以界定。但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转行这种大转变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并有大量研究案例支持这种观点。
马丁·克兰普顿(Martin Crampton)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曾经做过研究工作和数学老师。在开始创业做咨询之前,克兰普顿是墨尔本一家软件公司的开发者和产品演示专家。接着,他先是在一家软件公司,然后是在两家跨国制造型公司(Bic和Stihl),实现成功转型,期间从事了长达10年的营销工作。1993年,他开始了另外一份工作,和他的伙伴一起创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地产门户网站(在Realtor.com创办之前)。克兰普顿后来卖掉了那项业务,创立了另外一项致力于在线服务的生意,而他现在主要从事数据授权和社交媒体方面的投资。
再看利兹·布朗(Liz Brown),他曾经是一个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后来他离开了菲什·理查森(Fish&Richardson)公司,成为一家天使投资网络的执行董事。再后来,利兹·布朗成了一名大学教授。
还有亚历克斯·麦克朗(Alex McClung),其23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在6家不同的卫生保健公司担当过15个不同的职位。
希瑟·库格林(Heather Coughlin)在高盛投资公司(Goldman Sachs)做证券销售出身,并帮助公司开展了第三方研究的新业务。他现在是一家从事母婴服务、教育和零售方面业务连锁企业的CEO。
以上看似随意的职业选择,很难说意味着什么,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在教堂里认识的那个人——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的相关理论。
许多哈佛商业评论读者一定熟知,克里斯坦森是颠覆性创新之父。颠覆性创新的观点认为,最成功的创新,是那些能开辟新市场和重新构建价值网络的,这种创新往往具有颠覆性。
大量研究数据显示,颠覆性思考能提高产品、公司甚至国家的成功几率。我们的投资基金聚焦于具有颠覆性业务公司的股票,在过去10年中,我们的获利相当可观,胜过许多相关指数。
我相信这种颠覆作用在个人层面同样有效,不仅是那些颠覆性创新的企业家,还包括在公司内或组织间变动的人士。曲折的职业路径,现在可能变得更普遍,但最好不要变动的太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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