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我的职场生涯不太寻常：从在华尔街做秘书工作开始，一路打拼后，我进入当时所在公司的投资银行集团，但后来，我又做回证券分析师。8年后，我辞去当时的工作，开始从事电视秀节目制作和撰写一本儿童读物。最后，我开始撰写关于工作和生活的博客，并与我在教堂里认识的一位朋友共同创办了一家对冲基金——或许这不是人们常说的传统职业路径，但或许是一种新的常态。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生活而终生只做一份工作的“公司人”的观念早已过时。美国劳工局统计数据显示，1983年以来，美国25岁及以上的人士，在一个工作机构效力的时间一直保持在平均5年左右，男性还稍有下降。美国劳工局的另一份报告显示，1957年到1964年婴儿潮出生的人中，在18岁到44岁之间平均从事了11种工作。跨度从1976年到2006年的长期跟踪研究，勾画出一个类似的图画：那些在公司干了至少10年和至少20年的人士，在总人数中的百分比有了明显下降。

转行并不那么容易判断，因为它比换工作更难以界定。但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转行这种大转变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并有大量研究案例支持这种观点。

马丁·克兰普顿（Martin Crampton）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曾经做过研究工作和数学老师。在开始创业做咨询之前，克兰普顿是墨尔本一家软件公司的开发者和产品演示专家。接着，他先是在一家软件公司，然后是在两家跨国制造型公司（Bic和Stihl），实现成功转型，期间从事了长达10年的营销工作。1993年，他开始了另外一份工作，和他的伙伴一起创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地产门户网站（在Realtor.com创办之前）。克兰普顿后来卖掉了那项业务，创立了另外一项致力于在线服务的生意，而他现在主要从事数据授权和社交媒体方面的投资。

再看利兹·布朗（Liz Brown），他曾经是一个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后来他离开了菲什·理查森（Fish&Richardson）公司，成为一家天使投资网络的执行董事。再后来，利兹·布朗成了一名大学教授。

还有亚历克斯·麦克朗（Alex McClung），其23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在6家不同的卫生保健公司担当过15个不同的职位。

希瑟·库格林（Heather Coughlin）在高盛投资公司（Goldman Sachs）做证券销售出身，并帮助公司开展了第三方研究的新业务。他现在是一家从事母婴服务、教育和零售方面业务连锁企业的CEO。

以上看似随意的职业选择，很难说意味着什么，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在教堂里认识的那个人——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的相关理论。

许多哈佛商业评论读者一定熟知，克里斯坦森是颠覆性创新之父。颠覆性创新的观点认为，最成功的创新，是那些能开辟新市场和重新构建价值网络的，这种创新往往具有颠覆性。

大量研究数据显示，颠覆性思考能提高产品、公司甚至国家的成功几率。我们的投资基金聚焦于具有颠覆性业务公司的股票，在过去10年中，我们的获利相当可观，胜过许多相关指数。

我相信这种颠覆作用在个人层面同样有效，不仅是那些颠覆性创新的企业家，还包括在公司内或组织间变动的人士。曲折的职业路径，现在可能变得更普遍，但最好不要变动的太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