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简史
创新第一纪元—孤独的发明者—伴随了人类发展史的大部分时段。这些创新者偶尔也能因缘际会创立自己的公司,或者找到了合适的企业去充分实践他们的想法。不过在大约1915年以前,多数重大创新还是更多地与发明者本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谷登堡(Gutenberg)的活版印刷术、惠特尼(Eli Whitney)的轧棉机、爱迪生的灯泡、怀特兄弟的飞机和福特的流水作业线(福特发明的流水线实际上既是技术创新也是对商业模式的创新)。
一个世纪前,随着流水作业线的日臻完善,创新的复杂程度和成本也相应增加,这促使创新脱离个体发明者的模式,转而由公司主导。彼时,许多具备长远战略眼光同时内部少有令人窒息的官僚作风的企业,乐意对创新进行试验性尝试。因此,创新第二纪元的英雄们都忙碌在企业的实验室里,企业也从创新的利用者演变为创造者。1915年之后的60年里,很多著名的商业创新都诞生于这些企业的实验室:杜邦神奇的高分子(包括尼龙),宝洁的佳洁士、帮宝适和汰渍三大品牌,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著名的“臭鼬工厂”里研发的U-2侦察机和SR-71“黑鸟”侦察机。
创新第三纪元的“火种”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当时,企业由于规模庞大和官僚作风严重而难以主导边缘创新。婴儿潮这代人并不安分,他们信奉个人主义,与等级状况越来越严重的大机构格格不入。创新者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开始离开企业自创公司。
然而,鉴于创新需要一定的规模支撑,这些叛逆者仍需要新形式的资助。支持创业的风险资本应运而生。首家公共注资的风险投资机构是哈佛教授乔治·多里奥特将军(General Georges Doriot)的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该公司1957年注资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简称DEC)7万美元,等到1968年DEC上市时,这笔投资的价值已飙升至3.55亿美元。
创新第三纪元始于上世纪70年代,标志性事件是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的创立。这两家公司以及其他类似的风投公司为苹果、微软、思科、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的创立提供了资本支持。由于资本市场越来越关注短期业绩表现,大公司内的创新者的日子越发难熬。
在第三纪元不断出现的新技术以及世界市场的全球化,更使得变革大幅提速。在过去的50年间,企业寿命下降了将近一半。回溯到2000年,微软还是一个难以撼动的垄断帝国,苹果公司还只是计算机市场的边缘“玩家”,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还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读书,谷歌的创始人正在摸索商业模型。
在令人窒息的快速发展步伐、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工具的带动下,创新进入到第四纪元。在这个新时代,企业催化者带来了转型创新的冲击。如果说前三个纪元的创新主要是(并不总是)技术性突破,第四纪元的创新则更像是商业模式的转变。有研究显示,1997年至2007年间,在25岁“生日”之前就挤入《财富》500强的企业中,超过半数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典范,包括亚马逊、星巴克和汽车零售商AutoNation公司。
今天,创新比以往更加容易,这或许意味着,现在正是创业的理想时期,因为低成本或无成本的在线工具,加上高度连通的市场,令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具备了创新能力,也使得创新思想可以快速扩散。美国创业公司孵化器Y Combinator及其效仿者提供的项目显示,对许多创业者而言,完整地创立一个成型的生意只需2.5万美元。此类早期投资者已经帮助了一些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公司,如云存储服务商Dropbox、房屋租赁服务网站Airbnb、社交电邮公司Xobni、在线阅读和出版公司Scribd、在线旅游搜索公司Hipmunk等。
令人惊讶的是,创新的困难程度降低以及步伐加快,这些因素对创业家而言实际上是柄双刃剑。过去,尽管市场的成长会聚拢起大量的竞争者(比如,谷歌是搜索引擎领域的第18号重要挑战者),但是此类竞争并不太激烈,给了创业者充分时间(通常是以年计)来设置障碍,增加复制难度。那些很显然做不到这点的公司则会彻底破产,旗下的顶尖人才也会重新流入人才市场。而今天的年轻企业仿佛只有毫秒的瞬间来享受早期的成功,然后他们便要与模仿者迅速展开激烈对决,并争夺顶尖人才。以每日交易市场为例,根据一些财务统计,美国团购网站鼻祖Groupon达到10亿美元年收入所花的时间,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公司都短。但数十家模仿者迅速将Groupon置于防守者的位置,如今,不断下降的固定成本意味着挑战者能靠更多的资本打持久战。Groupon或许能够靠资金暂时逼退竞争对手,但随着“超竞争”(hypercompetition)时代的到来,以及发展周期的缩短,这意味着初创企业要想建立起长期竞争优势,将比以往更加艰难。换句话说,在拥有可持续的核心资产之前,他们和大公司一样面临着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也同样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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