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1964年当我执掌万豪时，很多人倍感惊讶。我当时只有32岁，仅在公司全职工作过8年。我们家族的事业由我父亲一手创立，1927年创建之初，它只是一家在华盛顿售卖草根啤酒（Root Beer）的啤酒摊，其后我们又进军了餐饮业和酒店业。我父亲当时身边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执行副总裁，他被很多人视为可能的接班人选。他比我年长20岁，在财务方面颇有才华。然而，他是一位微管理者（Micromanager），会花费大量时间审阅合同，有时甚至会亲自上阵，把公司律师的工作推翻重做。他缺乏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也不了解公司的运营情况。公司董事会当时有一位高级董事曾担任过3家公司的董事长，我父亲非常信赖他。这位董事渐渐认为，这位执行副总裁是错误的接班人选，他力劝我父亲让我担任CEO。毕竟，在孩提时代，我就跟随父亲参观我们的餐馆，学习公司的业务，并且自14岁之后，我也在公司里兼职干过不同工种。可父亲担心我还太年轻，而万豪彼时规模也还小，年收入只有约8500万美元。我想，他那时已经做好了要长期辅佐我的打算，好在我遇到困难时随时出手相助。

客观分析“自己人”

在我担任主席和CEO的几十年里，万豪得以蓬勃发展。截至2012年底，我们在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800处房产。去年，我们的收入达到118亿美元。在领导万豪的这段时间，我身边聚拢了很多经验丰富的非家族成员高管。如果我遭遇突发状况，这些副手们都具备足够资格接手我的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视为潜在的接班人，但我当时并不急于放弃工作。1989年，我57岁，突发了一次心脏病，于是我开始比较认真地考虑接班问题。不过，我身体康复得非常快，从生病到重新开始工作只用了6周时间。我知道，我还想在这个职位上多工作一些年。

我有４个孩子，我曾一直希望由他们中的一人接任CEO，就像我从父亲那接班一样。万豪已经发展85年，截至2012年，它只有两任CEO，我们家族成员的参与无疑可以保持这一延续性。此外，酒店以我们的姓氏命名，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个人责任。当今社会，有太多企业在去个性化，这让我很担心。我们都去塔吉特公司（Target）购物，可有谁知道塔吉特先生（Mr. Target，类似于肯德基爷爷、麦当劳叔叔的角色，但无实体，塔吉特公司以拟人化的手法发布优惠信息等——译者注）？特别是在提供个人服务业务的领域，品牌就是某种特定体验的保证。我相信，让某个人的名字与品牌挂钩，让客户知道谁在支撑着这个品牌并在乎他们，这大有裨益。

并非我所有的孩子都有接班资格。我女儿黛比（Debbie Marriott）是５个孩子的妈妈。尽管她十几岁时就在万豪工作，但她在家相夫教子长达30年。现在，她担任万豪的政府关系部门负责人，不过她担任这一职务仅有几年时间；我的长子斯蒂芬（Stephen Marriott）身患衰竭性疾病，双目失明，双耳基本失聪；我的小儿子戴维（David Marriott）只有39岁，他是一个出色的高管，目前负责打理美国东部地区的所有酒店——从缅因州到新奥尔良市。他展示出非凡的潜力，但直到目前，他仍处于学习阶段。

那就只有52岁的约翰（John Marriott）了。像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家族成员一样，他也是从基层开始干起，曾在厨房当过厨师。在其后的30年里，他几乎在万豪的每个部门都工作过。成人后，他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准备接班做CEO上。为此，他费尽心血学习万豪的业务。如果按照我的心意，我很可能会选约翰做接班人。

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个正确的决定，既不适合约翰，也不适合万豪。为了不至于让我们两人都失望，我不得不为公司做出正确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