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崇拜父亲。6岁那年,父亲买了我们家第一辆汽车,那是一辆带天窗的日本车。当时我就觉得父亲很了不起!希望长大后能和他一起做事。
我们家有6个兄弟姐妹,我是长子,父亲对我的教育方式是最传统也最严厉的,可以说我从小就是在压力下成长的。小时候,我看到父亲每天都早出晚归,非常辛苦,一直希望早点读完书回来帮他分担工作。所以在国外读大学时,我用两年时间修完了四年的工商管理课程,1995年回到父亲身边,开始在观澜湖工作。那年我21岁。
父亲的远见
第一次跟父亲到深圳那年我才17岁。我们从香港驾车4个多小时来到观澜镇,他对着一大片垃圾堆填区说,未来这里将是全世界最大的高尔夫球场。看到眼前的景象,所有人都以为我父亲疯了,我也觉得父亲这个项目真的很“恐怖”。当时的观澜镇,连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都没有,甚至一支中外合资的牙膏都买不到。父亲最初的两个合伙人也先后撤资了,因为他们在这块地上看不到希望。但是父亲没有放弃。
我父亲朱树豪,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内地投资的香港人,早期做的主要是造纸、印刷和包装等工业方面的业务。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深圳作为特区开始大量对外招商引资,并兴建了很多工业园区。当时父亲也曾考虑投资工业园区,后来觉得那已是一片“红海”(《蓝海战略》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但其实当时还没有这本书和“红海”、“蓝海”的说法)。于是父亲就想,这么多外资企业在深圳,那么多外国人来深圳,怎么和中国人交流呢?不能都去唱卡拉OK吧。而且随着工业园区的大量兴建,父亲意识到这里还需要服务业,需要五星级酒店,需要外国人和中国人能够交流的场合及活动。于是,他决定把高尔夫带入中国。
最早接触高尔夫是我们一家在加拿大的时候。当时我们家就住在一片高尔夫球场后面,经常有高尔夫球飞到我家花园里。刚开始我和弟弟妹妹捡到高尔夫球,都不认识那是什么东西。后来我们了解到,在西方,高尔夫不仅是一种运动,而且是一种“商务语言”,是商务社交的工具。
用父亲的话说,我们做的事就是要为深圳的发展“添砖加瓦”。创办观澜湖,实际上让父亲从工业转型到了服务业上。最开始的时候非常困难,既没有服务业的经验,在当地也没有酒店管理和高尔夫球场管理方面的人才,必须去国外请专业人士来。但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别说外国人,连香港人都不愿意来。但父亲还是凭着他的个人魅力和游说能力招揽到了很多人才。
可以说,我父亲是中国高尔夫运动的拓荒者,因此也被业界称为中国的“高尔夫之父”。上世纪90年代初创办观澜湖时,还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高尔夫是什么东西。当时父亲就希望能在中国普及高尔夫运动。但当时无论国情还是需求,一切都无从谈起。
如今,深圳观澜湖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216洞高尔夫球场,员工1.4万名,其中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100多名外籍员工。如此规模,别说在国内,对国外的球会来说也是望尘莫及的。所以现在人们都说我父亲很有远见。
而1995年我大学毕业回国的时候,球场才刚刚建好,还没有开放运营;酒店和会所还在建。直到当年11月,也就是开业举办高尔夫世界杯的前一天,酒店才全部装修好。那时我的普通话不好,但英语不错。举办高尔夫世界杯的时候来了300多外国人,我在观澜湖的第一份工作也就是从翻译做起的。
之后好几年,我都在做最基础的工作,给球场锄草、做球僮、酒店前台的招待等等。坦白说,那些工作非常琐碎,让我觉得每一天都在重复。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充分体会到服务业的核心就在这些琐细之处,也就是那句英语谚语:魔鬼藏在细节中。
直到6年之后的2001年,我带领一个团队操办伍兹在观澜湖的赛事时,才找到了感觉,觉得自己突然开窍了。
那是伍兹第一次来中国,整个过程涉及跟各方的谈判,包括和赞助商、电视台等等。在那个过程中,我遇到很多困难,但也熟悉了中国的很多法律。最后,这场高尔夫赛事不但赚到了钱,还获得了全社会的赞赏。要知道,直到现在,举办高尔夫赛事还是很难盈利的。
伍兹赛事之后,观澜湖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不但开始增加球场,而且也开始投资房地产。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参与并负责起集团的一些核心业务。直到2007年父亲突然查出癌症时,我才开始全面接手。
之前父亲一向身体很好,从不体检。查出癌症前,他刚和海南省政府签约开发海口的一片火山岩石漠地。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他让我帮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履行合约,把海口这块地开发好;二是要在中国普及高尔夫运动。
就是那时候,我开始全面接手观澜湖。当时我32岁,已经在观澜湖工作了11年。但是之前,我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可以了,而从那之后,我知道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做好父亲的工作。
为了让父亲对我放心,也为了让整个团队知道我接班后的方向,对我有信心,我花了半年时间做了一份观澜湖的“五五计划”——它是观澜湖未来的发展蓝图,包括五个新建的观澜湖项目和三种新型合作模式。
等我做好这份计划书的时候,父亲已经住进重症监护室,无法阅读也无法说话了。于是我找来专业播音员,把厚厚一本计划书读出来,并录音后放给他听。在病床上听完之后,他先是竖起大拇指,然后做了个ok的手势,最后摆摆手,示意我:去做吧。
当时正好是父亲节,这份“五五计划”是作为父亲节礼物送给他的——我知道,这是我给父亲的最后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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