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我从小就崇拜父亲。6岁那年，父亲买了我们家第一辆汽车，那是一辆带天窗的日本车。当时我就觉得父亲很了不起！希望长大后能和他一起做事。

我们家有6个兄弟姐妹，我是长子，父亲对我的教育方式是最传统也最严厉的，可以说我从小就是在压力下成长的。小时候，我看到父亲每天都早出晚归，非常辛苦，一直希望早点读完书回来帮他分担工作。所以在国外读大学时，我用两年时间修完了四年的工商管理课程，1995年回到父亲身边，开始在观澜湖工作。那年我21岁。

父亲的远见

第一次跟父亲到深圳那年我才17岁。我们从香港驾车4个多小时来到观澜镇，他对着一大片垃圾堆填区说，未来这里将是全世界最大的高尔夫球场。看到眼前的景象，所有人都以为我父亲疯了，我也觉得父亲这个项目真的很“恐怖”。当时的观澜镇，连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都没有，甚至一支中外合资的牙膏都买不到。父亲最初的两个合伙人也先后撤资了，因为他们在这块地上看不到希望。但是父亲没有放弃。

我父亲朱树豪，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内地投资的香港人，早期做的主要是造纸、印刷和包装等工业方面的业务。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深圳作为特区开始大量对外招商引资，并兴建了很多工业园区。当时父亲也曾考虑投资工业园区，后来觉得那已是一片“红海”（《蓝海战略》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但其实当时还没有这本书和“红海”、“蓝海”的说法）。于是父亲就想，这么多外资企业在深圳，那么多外国人来深圳，怎么和中国人交流呢？不能都去唱卡拉OK吧。而且随着工业园区的大量兴建，父亲意识到这里还需要服务业，需要五星级酒店，需要外国人和中国人能够交流的场合及活动。于是，他决定把高尔夫带入中国。

最早接触高尔夫是我们一家在加拿大的时候。当时我们家就住在一片高尔夫球场后面，经常有高尔夫球飞到我家花园里。刚开始我和弟弟妹妹捡到高尔夫球，都不认识那是什么东西。后来我们了解到，在西方，高尔夫不仅是一种运动，而且是一种“商务语言”，是商务社交的工具。

用父亲的话说，我们做的事就是要为深圳的发展“添砖加瓦”。创办观澜湖，实际上让父亲从工业转型到了服务业上。最开始的时候非常困难，既没有服务业的经验，在当地也没有酒店管理和高尔夫球场管理方面的人才，必须去国外请专业人士来。但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别说外国人，连香港人都不愿意来。但父亲还是凭着他的个人魅力和游说能力招揽到了很多人才。

可以说，我父亲是中国高尔夫运动的拓荒者，因此也被业界称为中国的“高尔夫之父”。上世纪90年代初创办观澜湖时，还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高尔夫是什么东西。当时父亲就希望能在中国普及高尔夫运动。但当时无论国情还是需求，一切都无从谈起。

如今，深圳观澜湖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216洞高尔夫球场，员工1.4万名，其中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100多名外籍员工。如此规模，别说在国内，对国外的球会来说也是望尘莫及的。所以现在人们都说我父亲很有远见。

而1995年我大学毕业回国的时候，球场才刚刚建好，还没有开放运营；酒店和会所还在建。直到当年11月，也就是开业举办高尔夫世界杯的前一天，酒店才全部装修好。那时我的普通话不好，但英语不错。举办高尔夫世界杯的时候来了300多外国人，我在观澜湖的第一份工作也就是从翻译做起的。

之后好几年，我都在做最基础的工作，给球场锄草、做球僮、酒店前台的招待等等。坦白说，那些工作非常琐碎，让我觉得每一天都在重复。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充分体会到服务业的核心就在这些琐细之处，也就是那句英语谚语：魔鬼藏在细节中。

直到6年之后的2001年，我带领一个团队操办伍兹在观澜湖的赛事时，才找到了感觉，觉得自己突然开窍了。

那是伍兹第一次来中国，整个过程涉及跟各方的谈判，包括和赞助商、电视台等等。在那个过程中，我遇到很多困难，但也熟悉了中国的很多法律。最后，这场高尔夫赛事不但赚到了钱，还获得了全社会的赞赏。要知道，直到现在，举办高尔夫赛事还是很难盈利的。

伍兹赛事之后，观澜湖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不但开始增加球场，而且也开始投资房地产。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参与并负责起集团的一些核心业务。直到2007年父亲突然查出癌症时，我才开始全面接手。

之前父亲一向身体很好，从不体检。查出癌症前，他刚和海南省政府签约开发海口的一片火山岩石漠地。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他让我帮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履行合约，把海口这块地开发好；二是要在中国普及高尔夫运动。

就是那时候，我开始全面接手观澜湖。当时我32岁，已经在观澜湖工作了11年。但是之前，我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可以了，而从那之后，我知道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做好父亲的工作。

为了让父亲对我放心，也为了让整个团队知道我接班后的方向，对我有信心，我花了半年时间做了一份观澜湖的“五五计划”——它是观澜湖未来的发展蓝图，包括五个新建的观澜湖项目和三种新型合作模式。

等我做好这份计划书的时候，父亲已经住进重症监护室，无法阅读也无法说话了。于是我找来专业播音员，把厚厚一本计划书读出来，并录音后放给他听。在病床上听完之后，他先是竖起大拇指，然后做了个ok的手势，最后摆摆手，示意我：去做吧。

当时正好是父亲节，这份“五五计划”是作为父亲节礼物送给他的——我知道，这是我给父亲的最后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