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教育创新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就曾建立了强大的国立高校，如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与此同时，一批具有创造性的私立高校应运而生。

如今，中国的大学东山再起。以清华大学为例。该学校成立于1911年，原本是为期两年的文科大学，专为学生留学美国所设的预备学校，民国时期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到20世纪50年代，学校演变为苏联式的理工类大学。如今，这所学校重新回归为大型综合性大学，入学难度超过哈佛和耶鲁。2016年，清华将开设其首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学院——施瓦茨曼学院，以美国捐赠者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的名字命名，每年招收200名研究生，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清华大学相信，施瓦茨曼学院的学者将成为21世纪的罗德学者。（罗德奖学金是一个世界级的奖学金，有“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的美誉，得奖者被称为罗德学者——译者注）。

就接受教育的学生数量而言，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战后扩张或20世纪70、80年代欧洲众多大学入学人数的增加，近年来中国在中学后教育体系上的变化更为显著。文革十年大多数院校被关闭，1978年中国的大学向不到100万学生敞开大门。1998年，入学人数已达到340万，依然远远低于同期美国的1450万。而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已达2390万，比同年美国大学入学人数多400万。

如今，民办院校和大学在中国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25%，与公立院校相比，它们的成长速度更快。大型公司也越来越多地涉足教育领域。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建立了淘宝大学，最初目的是为了培养电子商务经营者、管理者和销售人员。在未来，它将为超过100万在线学生提供商业教育。

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每年将产生更多的博士生，其数量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大学正致力于打造高层次、创造性研究和人才的摇篮，将科研与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政府和很多机构都不惜重金资助中国的一流院校。在10年内，中国一些顶级大学的研究经费将追赶上它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同行。而在工程和科学方面，中国的大学将跻身世界一流行列。

21世纪，中国的高校能否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标杆？很有可能（尽管目前未有一所中国大学排名在全球前50名），原因很简单，它们拥有相应的资源。但关键问题是，中国高校能否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框架。目前我们的答案可能还是否定的。

在大学里，创新的先决条件是自由追求思想。但是，诸多可比指标显示，中国教学机构中的教师极少或根本无法在治理中发挥作用。

像绝对领导和绝对权力一样，绝对创新的意义也被高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实业和教育都能享受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后发优势”，即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高。

当然，近十年来，中国通过技术改良确实实现了一些创新，展现出了一定的创新实力，并在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中国能就此领先于全世界吗？中国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智慧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并能接纳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精神”的全面崛起？关于这一点，我们尚存疑虑。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与中国人的创新或知识能力无关，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拥有无穷的潜力，但与其基础教育、大学以及企业有关，在这些机构的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度限制。(译/陈晨 校/康欣叶 编辑/时青靖)

雷影娜是沃顿商学院高级研究员、劳德研究所（Lauder Institute）全球项目负责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资深讲师。

柯伟林是哈佛商学院斯潘格勒工商管理学科的讲席教授、哈佛大学中国研究T. M. Chang讲席教授。

沃伦·麦克法兰是哈佛商学院贝克基金教授及工商管理阿尔伯特·戈登教席荣誉退休教授。三人合著的《中国能否引领世界》（“Can China Lead? Reaching the Limits of Power and Growth”）由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