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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幸福总值”稳定衡量“幸福感”

作者:格斯·奥唐奈 2014-05-28 10:32:00 0

在伦敦经济学院2008年一次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讨论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句“为什么没人能预见这场灾难?”的提问难倒了满屋子的金融大鳄。这个问题此后就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因为在危机爆发前那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我们不仅忽略了失败可能的后果、而且也忽略了“成功”真正的代价。

在很多人看来,贪婪为那个时代蒙上了阴影,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和幸福的差距却不断拉大。

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似乎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呼吁用新的更全面的政策目标来取代国内产值。我们的确能够设立这样的目标。事实上,一群经济学家(包括我本人在内)在一份由列格坦研究所委托编制的报告中得出结论,尽管表面看去可能失于主观,实际我们却可以稳定地衡量“幸福感”——或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我们把衡量结果在国际上进行比较,并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政策和判断是否成功。把对幸福的目标付诸实施是各国政府的任务。

有几项关键见解应当成为追求幸福目标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政府应当更加关注稳定,即使这样意味着要牺牲一些产出。正如肯尼思·罗格夫和卡门·莱因哈特已经表明的那样,金融危机因为恢复缓慢而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但对幸福的研究能够让人更清晰地认识到:即便我们能从经济暴跌中复苏,也需要付出太过昂贵的代价。周而复始的繁荣萧条循环摧毁了幸福感,GDP下降对幸福感的打击比同等的反向GDP增长要高得多。

其次,幸福感和GDP不一样,它更多由贫困而非富裕阶层的收入增长来推动。这也解释了富裕的欧洲经济体为什么在公共财政领域往往自然而然就更加稳定。但欧洲区国家缺乏再分配机制显然加剧了最近这次危机所造成的紧张。

第三,采用幸福指数来指导政策可能会在国家层面产生最快速——也最彻底的效果。以GDP为政策成就的衡量标准,对有着大型公共部门的国家效果尤其糟糕。GDP所采用的履行医疗程序或扑灭火灾数量等粗放的产出标准并未考虑到一个关键因素:虽然响应需求、提供服务本身是件好事,但最好是能控制对于此类服务的需求。更为有效的医疗服务等原始产出标准,可能会减少花在医院和医生身上的经费,而更注重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

注重人际关系、社会因素、安全状况和身心健康等生活满意度关键要素的政策对于社会的作用更直接有效。比方说,虽然心理健康是人们看待生活的关键决定要素,但多数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不高。美国2013年自杀的人数超过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而英国和德国的自杀人数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3倍还多。英国绝大多数经过诊断的精神病患者都不接受治疗,这不仅摧毁了幸福感,而且要以支出大笔残疾补贴和损失赚钱能力为代价。旨在提高对精神卫生问题的认识、改进治疗状况的针对性政策,会帮助人们找回失去的幸福。

当然,具体的重点因国家而异。比方说,在老龄化国家,孤独和长期医疗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

第四项关键认识是幸福感的各项指标相互影响。志愿服务不仅提升被服务者的生活质量;对志愿者的生活满意度也有所提高。同样,鉴于失业同时影响幸福感和国民收入,有效的返岗政策和旨在改善民众育儿及教育能力的政策同样能够做到一箭双雕。

这对资助幸福感提升计划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毕竟我们的目标不是夸大预算,而是重新分配资源以期最终提高民众的满意度和物质繁荣。

最后,指导努力和评估进展需要可靠的数据支撑。幸运的是,多数发达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搜集幸福数据的重要性。如果再加上由经合组织制定的衡量标准,在国际上比较幸福感已经成为可能。

世界已经准备迎接新的、全面的国家和全球繁荣进步衡量标准,它能告诉我们人们是否真的过得更好——以及如何确保实现这一目标。(编辑/徐明)

格斯·奥唐奈(Gus O'Donnell)是英国上议院议员,2005年到2011年曾任英国内阁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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