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承载着公司厚望的“梦幻客机”波音787自诞生之日起，就被预算严重超支和电池起火事故等问题困扰。产品出现技术问题并不罕见，但其特殊之处在于，问题源自华尔街。正是在华尔街的重压下，波音高管才做出了有害公司的决策。

在1997年并购麦道公司之前，波音公司一直以工程技术为先的企业文化和大胆投资新机型的历史为荣。与之相反，麦道公司以风险控制、削减成本和关注财务表现著称。并购完成后，麦道保守的企业文化渐渐在新合并的公司占据主导地位。不顾资深工程师团队的反对，波音公司破天荒地采用全球供应链模式，将787的大部分零部件生产外包。一些工程师认为其目的是要最大化公司的净资产回报率（RONA），提振公司股价。外包确实削减了公司的资产规模，但也使787的供应链变得无比复杂，导致公司难以保障客机所必需的极高产品质量要求。果然不出工程师所料，787的开发周期一拖再拖，预算严重超支。

波音保持最低限度资产的决策与华尔街密切相关。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经常用净资产回报率来判断公司及其表现。华尔街对这些财务指标的偏执严重影响了很多公司的运作。经济学家约翰·阿斯克尔（John Asker），琼·门萨（Joan Farre Mensa）和亚历山大·永奎斯特（Alexander Ljungqvist）的研究显示，为了追求短期内股价的最大化，上市公司对资产的投资额只有非上市公司的一半。面对减轻资产的压力，美国莎莉集团从食品服装制造商转型为纯粹的品牌管理公司。莎莉集团的CEO对此解释道：“华尔街掌握生杀大权。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他们只会奖赏那些用最少的资产获得最多利润的公司。”尽管研发和制造的紧密结合是创新成功的关键，但为了追求更高的股票收益，很多像波音和莎莉集团这样的公司不得不将制造环节外包。

在前一篇文章中，克里斯坦森认为管理者对华尔街标准的追捧会遏制创新。实际上，学术界和企业界一直对华尔街多有怨言。他们认为华尔街不但鼓励短期投资行为，更会为了股东而牺牲员工和消费者的利益。此外，它还助长高管的不诚信行为，因为后者常背负不可能完成的业绩目标。最近一项针对CFO的调查显示，为了达到华尔街的财务目标，保持稳定的财务表现，78%的CFO会“在长期价值上让步”，55%的CFO会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面对华尔街的压力，这些CFO会故意置公司利益于不顾，金融业对管理者影响力之强可见一斑。

197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纽约时报》撰文称“高管的唯一职责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自此委托-代理理论成为职业经理人的信条。对华尔街俯首帖耳的高管常常辩解自己对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有不可推卸的“信托责任”。然而问题是，这种责任并不存在。信托责任特指一种法律上的义务，与高管职业道德责任无关。企业法学教授琳恩·斯托特（Lynn Stout）的著作就指出，美国高管从未面临此类的法律要求。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如此明显的谬论？为什么管理者会作出那些明知错误的决策？就像经济学家谈论金钱，士兵谈论武器，作为一位政治学者，权力是我的我研究对象。因此我将从权力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解析。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或者国家会做出有损自身利益的行为。其中最主要也是最危险的状况是某个领域或某一群体获得压倒性的权力，因为他们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自我认知。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必须要制衡华尔街过于膨胀的的权力金融业再“崛起”。

在大萧条前的时代，金融界人士拥有极强的影响力。时任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曾发起一项针对J.P.摩根铁路业务的反垄断诉讼。不可一世的摩根竟然没有亲自露面，他告诉罗斯福：“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对，把你的司法部长派到我这里来，我的人会修正的。”1929年股灾后，为了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Glass-Steagall Act）等诸多法案。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这些法案大多已被废除或名存实亡。这直接引发了金融业的快速扩张。1950年，金融和保险业只占美国GDP的2.8%，到1970年，升至4.2% ，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6.6%；1970年，美国金融保险业的利润相当于其他所有行业利润总和的24%，尽管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数字在2013年已上升至37%。

实际上，这些数字并没有完全展现金融业的压倒性地位，因为它们并未涵盖众多非金融机构的金融部门。自20世纪80年代起，非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部门开始快速发展，到2000年，这些部门的金融资产已经赶上甚至超过所述企业的实体资产。当时福特在债券市场的收益已经超过其汽车业务。GE资本为GE电器贡献约一半的营收。如果将这些金融业务部门计算在内，1980年美国的金融资产就相当于当年GDP的5倍。2007年，这一比率已上升至10倍。

规模和利润的不断扩大也强化了金融业对政府的影响力。1998年至2013年，银行、保险和房地产业在政府游说上总共花费了60亿美元，仅次于医疗健康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业加强了对政府的金元攻势。截至2014年3月的2013-2014选举期，银行、保险和房地产业就已经花费了4.85亿美元用于政府游说，超过其他所有行业。此外它们为联邦职位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捐献了1.49亿美元，相当于医疗行业捐献额的3倍。

金融业的代表和说客常常与金融监管机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华盛顿政界将之称为“共生体”。这点从现任和卸任政府官员的履历中可见一斑。让我们列举美国近6任最高金融监管者——财政部长。现任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曾经在花旗集团供职；其前任蒂莫西·盖特纳现担任美国私募机构华平投资集团（Warburg Pincus）总裁；再之前的汉克·鲍尔森曾是高盛CEO。再之前的约翰·斯诺是私募机构 Cerberus的主席；拉里·萨默斯在卸任后从对冲基金D.E. Shaw处获得500万美元的酬劳；罗伯特·鲁宾出任财长前在高盛供职26年，官至董事会联合主席，卸任后他又出任花旗集团高管。

我的研究显示，这些领导者通向权力的道路对他们担任公职期间的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人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沉浸在金融领域，有着同样的世界观。这6位财长有的在加入政府前就在金融圈声名显赫，有的则在任内对金融圈的利益表现出足够的重视，离任后轻松获得金融机构的高薪职位，有的两者兼备。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Sheila Bair ）解释道：“这是一种认知控制，与腐败的关系不大。他们只是不停地受到大型金融机构的影响，对金融领域以外的关注远远不够。”

即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华尔街对美国政策依旧有强大影响力，以下是3个典型案例。

被认为是挑战华尔街利益的沃尔克规则的目的是要禁止持有联邦担保存款的银行从事自营交易。华尔街想方设法地拖延该法规的执行。早在监管机构发布草案几个月前，金融机构的代表就开始行动，监管机构进行的外部会议中有93%是由这些说客安排的，这大大延缓了法规出台时间。

金融衍生品是金融危机的一大主因，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试图对衍生品进行监管。华尔街立即进行了一场地毯式游说，并因此获得了一系列的豁免条款，致使监管只覆盖不到20%的全球市场。

华尔街银行的规模让它们获得了巨大的特权——大而不倒。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曾经向国会提供证词：由于一些银行规模太大，对它们进行指控会伤害美国经济，他不得不放弃一些针对这些银行的诉讼。这意味着，这些银行变得无比强大，政府的最高执法者已将它们置于法律之上。

金融界的声誉和地位也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顶峰。在罗斯福新政后，华尔街被视为一潭死水。德鲁克在1949年写道：“20年前哈佛商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会争相为纽约的证券交易所工作，现在他们希望为钢铁、石油或汽车公司工作。”2012年，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摩根大通和高盛跻身全球10大理想雇主之列。同年35%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进入金融服务业。尽管这一数字稍逊于2008年最高峰时的45%，但华尔街依旧是哈佛商业院毕业生最佳的职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