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一家快速发展的运动服装生产企业正要召开年度股东会议，这时，会堂后面突然出现一群劳工维权人士。那帮维权者一直在抗议该企业在亚洲合同工厂的恶劣劳工条件。该公司CEO正在与一位女董事交谈，看到这一幕后，他转向该董事，直截了当地提出：一旦发生冲突就由她来主持会议。当抗议者穿过会场涌到主席台时，CEO迅速把这位董事推上了主事之位。

虽然企业董事们平时会遇到不少商业难题，但很少情况下会碰到公开维权示威事件。1996年，吉尔·康威(Jill Ker Conway )在耐克年度会议上就意外遭遇上述一幕。她是史密斯女子学院前任校长，并以业余运动员自居。1987年，康威因其在妇女问题上的专业研究和对学生的深入了解，被耐克公司董事会主席、后来出任企业CEO的菲尔·奈特（Phil Knight）招进董事会。

幸运的是，尽管康威临危受命，但她却并非毫无准备。早在这次股东会前几个月，她就曾向奈特提议，要在股东会上讨论合同工厂里的劳工问题，她认为至少应有一位董事率先提出这个议题。刚好康威要回澳大利亚一趟，于是她主动提出顺路视察耐克在东南亚的合作工厂。得到奈特的首肯后，她造访了第一家工厂，并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密集视察多家工厂。因此，当劳工组织的领导和股东们展开激烈讨论时，康威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积淀来主持讨论。其后，她又在正式的研究活动中提出相关建议，这后来成为耐克早期企业责任举措的基础。

正如菲尔·奈特1998年所言，耐克曾被贴满“低工资”、“强制加班”和“滥用职权”的标签，不过现在它早已转型，社会和环境问题成为企业创新的催化剂。虽然描述耐克转型历程和企业责任的文章数不胜数，但人们很少注意到董事会在这次转变中发挥的作用，也很少提及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作用，耐克独创的这个董事会级别机构把企业的责任和承诺落实为制度。

董事会虽然参与主流企业治理的讨论，但大多数董事会成员却一直在企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保持沉默。我们尚不清楚沉默背后的原因。但是，全球范围内严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给企业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迫使他们为此承担起责任。这可能部分导致了过去10年间人们对一系列问题的强烈关注，包括财务报告、管理层薪资水平、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后的董事会领导力、2008年金融危机，还有多德-弗兰克法案。尽管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取得了成效，不过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管理。

考虑到人们对商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关注，还有企业持续价值创造的重要性，董事们应该扪心自问：他们对这些领域的监管是否到位？近期的调查显示，美国不足10%的上市企业董事会设有委员会，专门负责企业责任和可持续性。耐克的经验告诉我们，企业责任专设委员会对大多数董事会而言，至少在5个方面有益：专业技能和知识的来源；参谋和建设性批评者；推动建立问责制；激发创新；成为全体董事会的资源。我们将在下文详述耐克的企业责任委员会如何发挥上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