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Greg Clark) | 文

寻梦，撑一支长篙——徐志摩

或许我们该从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说起。莎翁持有演出自己作品剧团的股份，因此退休时颇为富裕。他擅用新瓶装旧酒，在使用语言上创意超凡；他的作品打破了戏剧传统，为全世界所喜爱。莎翁的作品俨然代表了英式性格：大胆、富于新意、擅于采纳观点和克服障碍。莎翁时代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开发了一代崇尚知识的新风，在她的时代新思想层出不穷，人们也从中受益匪浅。伊丽莎白一世逝世后了82年，艾萨克·牛顿发表了《原理》，奠定了数学物理的基础，为法拉第、麦克斯韦和狄拉克等后来人铺路，现代物理学从而诞生。

创新源于合作

富于创意的合作一直是创新的关键所在。莎翁和其他剧作家合作；牛顿也清楚地表示，他“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马丁·诺瓦克（译者注：哈佛大学教授）刚从维也纳搬到牛津的时候，曾感到困惑，为何新同事在咖啡馆比办公室消磨更多时间，直到他意识到：在轻松环境下进行交流，正是新思想产生的来源。

在当今英国我们全力支持的创新集群中，也能发现类似上述的精彩思想碰撞。达斯伯里和曼彻斯特云集大数据专家；中部拥汽车制造和赛车业。东北部的原油和离岸工程。剑桥大学周边的集群现已生发出1500多家科技公司，其中14家价值超过10亿美元。集群被认为是适合进行高风险活动的低风险环境，尽可能打破了学界、工业界和政府间的障碍。从基层来看，集群也是思想发生器。集群需要为孵化器创造空间，让初创公司得到支持并成长，这也正是英国政府打造新大学企业区的原因。而孵化器里设置的咖啡厅和共用办公桌与实验室同样重要。

当然，较小的国土面积也为促进合作提供了便利。英国拥有世界上前10名校中的4所已然是巨大优势，但这4所名校间不超过100英里的距离更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仅就学术人才集中度这一点而言，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能与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比肩。

乔尔·莫凯尔在他的著作《雅典娜的赠礼》中曾写道，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不仅因为英国人参与的科技革命至少长达一个世纪，还因为他们具有交流新思想的有效方式。英国具有丰富的学术协会、出版和浓厚文学生活网络资源，因此英国社会上的信息传播和新技术吸纳速度远胜于其他国家，今日依旧如此。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政府坚定承诺，让公众能免费接触到纳税人资助的研究项目。

工业革命期间，英国成为了吸引全球贤才的磁石，科学家和发明家从世界各地涌来，各显其能。直至今日，英国政府依旧在积极招贤纳士。英国的117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23％生于海外。目前在英国发表的论文中，近半数有他国合著者。英美两国在科学上的强强合作已持续了几百年。2008－2012年间，约有9万份科学出版物由英美两国作者合著，其具有的平均影响力达美国或英国单独发表论文的近两倍。中英科研合作也在迅速增长之中，主要得益于最近两国联合投入的一项2亿英镑科研基金，希望这些令人鼓舞的中英合作也能带来同样的成果。

创新是英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当然，创新不仅只限于科学技术。以下仅以拙文《军事与商业领导力的共通之处》中的两家公司，以及另两个来自不同领域的公司：英国石油公司（BP）和阿斯利康制药公司（AstraZeneca）为例。

安谋国际科技有限公司（ARM）设计的微处理器为全世界90％以上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提供核心计算功能。超过500亿基于安谋设计的芯片在世界各地生产。该公司从剑桥起家，很多关键工程师都在剑桥大学受过教育，与其颇有渊源，但安谋没有任何CEO上过剑桥大学。技术创新固然十分重要，但最关键的创新，是采取授予设计授权的商业模式。安谋并不制造芯片，而是将设计授权给超过200多家企业，收取授权费用，这些企业自行设计及制造新品，或在安谋设计基础上添加其他功能。其中，英国坚实的知识产权保护框架和享誉国际的严格法律法规也对此功不可没。1998年安谋在伦敦证交所IPO上市，并在纳斯达克二次上市，因此得到了公募股本资金进行并购和激励员工。

安谋业务的关键元素之一就是建立长期关系，并且收取低于最高可得价格的费用，激励顾客长期留在“安谋体系”中。在安谋一例中，英国的科学、法律和商业系统三者合一，共同铸就了世界领先的创新成果。然而杰出的技术创新始终是安谋的重心: 以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为主。「大小核」架构具有自动依计算需求使用不同核心。

安谋的首席技术官迈克·穆勒说：“我看到的创新数量惊人，我们50％的工程技术都在英国，而且我们在很多其他国家都有优秀工程师，包括中国。安谋一直具有全球视野：我们明白，剑桥并不代表一切，因此我们东西方并重。我们原本可以只专注于国内市场，假如我们在国内有市场的话。我们和英国高校联系紧密，尤其是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英国的税收制度，包括‘专利盒’政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激励措施。到英国来留学的人也来自四面八方。”

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创立，缘起于富有的剑桥学生查尔斯·罗尔斯和有才华又务实的工程师亨利·罗伊斯的合作。当时罗伊斯囊中羞涩，甚至无法负担自己实习期的费用，但他和罗尔斯对工程学有着共同热爱，并相信他们能造出世上最棒的汽车。罗尔斯·罗伊斯在1904年生产了第一辆汽车，10年后造出了第一台飞机引擎。正如我在《军事与商业领导力的共通之处》中提到的，该公司几经变故，目前业务重点是飞机发动机和船舶动力系统。罗尔斯·罗伊斯的多数研发工作在英国进行，与34家大学结成了紧密合作伙伴关系，为400余项博士生科研项目提供支持。英国大学在世界上不乏名列前茅之辈，并且十分乐于与业界进行长期合作。英国政府也会为具有应用价值的科研提供相应资金支持。

罗尔斯·罗伊斯的技术总监科林·史密斯说：“公司一贯追求卓越技术，长期致力于创新，在此基础上获得声望并在市场上确立了一席之地。我们一直坚信，只有不断创新，满足客户当前和未来的需求，才能发展繁荣。我们每年在研发上的花费达10亿英镑，大部分投入集中于英国本土。如今在役的最高效飞机发动机遄达XWB就是例证，该发动机将在今年下半年用于新型空客A350飞机。我们和剑桥大学一起研究风扇叶片效率的建模，与伯明翰大学在材料学上合作，与牛津大学研究减鸟击的类影响，并与南安普顿大学共同致力于降噪。英国拥有极高比例的世界著名学府，我们必须保证这一优势得到捍卫。幸运的是，我们具有世界级的卓越工程资源，多年来也建立起了举足轻重的创新基础设施，但这些优势都需要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培育。英国稳定的政治体系，强有力的法律框架，国际声望及前景，也都是十分重要的有利因素。”

很多为此类项目贡献力量的学生和学者到英国学习，形成了优秀教授吸引优秀学生的良性循环，也是英国创新版图上一大特色。前文中提到的安谋芯片骨干关键设计师之一，最早曾为罗尔斯·罗伊斯的研究生项目工作，现在他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而安谋现任CEO正是他以前的学生之一。

率先在北海勘探，BP在寻找离岸原油时，研发出若干最先进的技术。解读地震学数据和推测最有可能蕴藏油气资源的地点，是融合了艺术与科学的复杂学问。与英国及其他国家高校的密切合作对于BP的研发战略至关重要。BP首席科学家安吉拉·史特朗克说 “英国有几所世界级名校，很多具有科技渊源，这些高校保持了科技优势，能够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的学生。在人才管理上，BP也从英国各高校获益良多。因为英国高校在全球招生，很多毕业生来自很多其他国家，多数人都毕业于工程、技术和地球科学专业。我们斥巨资，投给那些与我们有战略合作的英国高校研发项目，包括重点科研和招募项目，我们也让高管参与高校商科项目。我们支持的项目有：曼彻斯特大学的先进材料国际中心，已成立了20余年的剑桥大学BP研究院等。我们在帝国理工学院也有巨大投资，对爱丁堡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巴斯大学、诺丁汉大学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的项目亦有投资。”

阿斯利康是英国第二大生物制药公司。20世纪40年代，多元化经营的化学集团ICI成立了药业部门，生产了很多新药，包括广为使用的抗癌药物他莫昔芬和第一种β-受体阻滞药，该药的发明者詹姆斯·布莱克爵士后来赢得了诺贝尔奖。1991年我主持了一次题为股东对研发投资态度的研讨会，却惊讶地发现，观众席中有并购集团Hanson的副总裁，但该集团从不以研发闻名。两周后，Hanson下战书意欲收购ICI，之后ICI决定将捷利康（Zeneca）分拆为独立公司。1999年，阿斯利康和1913年成立的瑞典制药大厂阿斯特拉（Astra）合并后，事业蒸蒸日上。除了研发创新产品之外，阿斯利康还进行了一系列并购，收购的企业包括：世界闻名的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曾有2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此工作过）的衍生公司“剑桥抗体技术”（Cambridge Antibody Technology）、MedImmune和广东倍康制药。

创新离不开跨学科交流和政府支持

阿斯利康创新药物和早期研发执行副总裁梅纳·潘加洛斯说：“英国拥有优秀的高校和浓厚的科研文化氛围。如果你看看从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诞生的科学，以及那些获得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和威康信托基金会支持的研究，就知道英国的科研实力有多么雄厚。无论是质量还是广度，它都可以和世界上任何顶尖科学中心媲美。这对吸纳优秀科学人才和与优秀科学家合作尤其有利。大学和政府研究委员会积极鼓励和业界合作也十分重要。英国国土面积不大，因此我们意识到，要想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必须让科研体系的所有部分通力合作。跨学科研究十分重要，也获得了诸如剑桥和牛津大学等具有多学科文化背景高校以及MRC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鼓励。非官方的高校间互动，哪怕是就餐时的交流，对跨学科间新思想的产生也同等重要，能促进好奇和创新的风气。在多元学科背景下密切接触，生物学家、化学家、工程师、物理学家、数学家都对这些互动交流独具贡献。LMB是吸引人才的主要因素。我们正在剑桥生物医学院兴建新的研发中心，紧邻英国几所最佳的科研机构。一大关键问题是：如何将其打造成最大限度促进开放与合作的机构？我们如何才能促进业界和学界合作的风气？这正是我们让医学研究委员会和LMB的科学家在机构中一起工作的原因；也是我们在LMB为基础科研合作投资的原因。很多剑桥抗体技术（CAT）员工现在为我们的子公司MedImmune工作，但并未与CAT脱节，仍是世界上最强大蛋白质工程研究组的一员。剑桥、牛津、伦敦大学的形成的研发生态对我们十分重要。剑桥地区超过300所其他生物公司和伦敦其他的主要机构之间，仅不到1小时车程，产生有价值合作的机会很多。”

英国政府已明确了八项英国独具优势的技术，这些技术适用于全球市场，得到了英政府持续的投资。其中一些是基于IT的技术，从大数据、卫星到机器人等等。其他是生物相关的，比如合成生物学、再生药物和农业科技。

英国政府也成立了具“弹射器”作用的高精技术中心网络，使公司有便捷渠道获得世界级的研发设施和学术专家团队。每个中心聚焦一项英国展现出真正领导力的全球重点领域。这一网络具有的影响力相当惊人。以“高价值制造弹射器”为例，去年该中心与超过1000家业界客户合作，创下了2.18亿英镑的订单。此外，科研伙伴投资基金也证明，如果政府投资伟大的科技，公司也会跟进。这项基金奖励大规模科研项目，至少能从私有部门或慈善机构募集到公共投资两倍的资金。目前22项这类项目获得了3亿英镑政府奖励，募集到了总额超过10亿英镑的投资。

英国政府有决心并尽一切努力，创造鼓励创新的环境。

上述种种说明，英国创新的悠久传统始于莎士比亚、牛顿和达尔文。无论是19世纪发明电脑和编程的查尔斯·巴贝其和阿达·洛芙莱斯；还是研究出DNA结构的沃森、克里克和罗莎琳德·富兰克林；还是创造出万维网的蒂姆·伯纳斯·李、温迪·霍及其同事们；抑或是发现石墨烯的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英国持开放的态度、合作的创新，敞开怀抱迎接所有认真致力于创新的人。留英之旅也成为了徐志摩人生的转折点，激发出他的灵感，使他创作出我们赞赏至今的诗篇。无论挑战多么艰难，融合的思想差异多么巨大，英国是你真正的寻梦之所。（刘铮筝/译 安健 /编校）

毕· 倪是英国战略与人力咨询公司思特（Sciteb）董事总经理；大卫·维莱茨是前英国高等教育与科技国务大臣；格雷戈·克拉克博士是现任英国高等教育, 科技国务与城市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