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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如何应对美国官司(2)

——专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前主席

作者:王真 2014-10-13 10:27:00 0

记者:中国企业希望知道,USITC从立案、调查到审理,是否有足够的透明性?

Aranoff: 从立案、审理到裁决,每一步都有信息披露。对于裁决,USITC会仔细考虑所有的事实证据,经过委员们之间的商讨,作出决定并予以公示。但若当事人庭外和解,并且他们达成了保密协议,USITC就不能强制他们披露协议内容。

记者:USITC与美国贸易代表(USTR)以及美国国会之间的工作关系是怎样的?我们注意到,USTR有时候会问询某一个案件,而美国国会议员也会时不时地公开发表信函来支持案件的某一方。

Aranoff:对于第337案件来说,USITC与国会的接触非常有限。如果USITC裁定存在违反第337条款的行为,接下来就需要经过美国总统的审核。根据法律,总统需要在60天之内决定是否发出“排除令”,总统将此决策的责任授权给了USTR。

所以,USTR有时候会向USITC询问某个案件的事实依据,但不会就其决定向USITC咨询。

国会不直接参与337案件。当然,当事人公司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在案件审理期间,可能会致信给USITC表明自己的立场,以表达对当事人公司的支持。但是,USITC必须基于事实和法律来审理案件,议员的信函并不对委员会的裁决起直接作用。

记者:请你介绍一下337案件在最近几年的趋势和特点?

Aranoff:与全球范围内专利侵权案件数目的增长一致,337案件的数目也增长了很多。趋势主要有两点,一是涉案公司的国籍和背景更为多元化,二是案件多集中在电子消费品和通信领域,占了2012年新调查案件的30%和2013年的38%。另外,40%-50%的337案件都是以当事人的庭外和解而结案的,而不是等到USITC来作出裁决。

记者:针对中国公司的 337案件数目是否增长了很多,而且在总的USITC案件中的比重也在增大?

Aranoff:我要说的,可能与传统的认识有所不同。对于337案件而言,其实是比较难判断原告方的所谓“国籍”的。从USITC的公开数据来看,以总部所在地来区分,案件的原告方来自各个国家,被告方也来自各个国家,而他们的共同点是美国是他们的出口市场。

最近三年的337案件的数据显示,被告方中,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占了绝大多数。而原告方中,40%是总部不在美国的外国公司,包括韩国、日本、台湾。这个情况与十年之前非常不同,当时作为原告的公司基本都是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USITC的数据中,公司的国籍是由总部来界定的,但是它并不能完整地反映337案件的经济利益之所在。

记者:在337案件中,如果认定存在专利侵权,USITC可以对出口到美国的侵犯专利权的货品发出“排除令”,这种情况发生出现的多吗?

Aranoff:是的,如果USITC发现违反第337条款的行为,那么USITC就有权对涉案产品行使“排除令”,来阻止它们进入美国海关。事实上,在很多的案件中,USITC并没有发现知识产权的侵权,而被告企业其实是有很多机会来证明不存在侵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原告需要拿出无懈可击的证据来证明存在侵权,包括美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持有的有效专利被侵犯,等等。

记者:你对在美国市场有出口业务的中国公司,有哪些建议?

Aranoff:我对中国企业的忠告是,首先在被卷入到任何USITC的案件之前,必须未雨绸缪地结合商业战略,设计出整套的知识产权策略。其次,一旦被卷入了337案件,必须从企业的商业目标出发,选择出最佳的诉讼应对方案。比方说,重新设计产品是否可行?与原告达成和解?或者重新考虑专利授权?总之,避免走到对簿公堂的一步。

记者:USITC与中国商务部是否有经常的沟通?

Aranoff: 确实,USITC和中国商务部之间时不时会有非正式的讨论,并且有会议记录可作公开披露。作为“中美经济对话”的一部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应邀给中国企业和政府人员做一些有关337案件的知识普及的讲座。另外,当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新的法令法规出台之前,中国政府也被邀请参加评论。这些都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积极接触。需要指出的是,正在审理的案件,是不允许有讨论的。

本文原载财讯集团《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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