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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敏谈众包】突然死亡的《卫报》中文网

作者:赵嘉敏 2015-05-22 10:08:00 0

“世界上每年有数以万亿计的空闲小时。我们可以用来消磨,也可以用来鼓励和支持那些利用认知盈余创造社会价值的人。”

——克莱·舍基,《认知盈余》作者

2009 年 5 月,英国卫报与译言正式开展合作——由译言借助众包的方式来运营卫报中文站点。卫报在自己的英文网站上称这个项目是一次开创性的(ground-breaking)尝试。

与卫报的接触其实在 2008 年初就开始了。卫报的初衷是找一个翻译服务商;一个朋友将译言介绍给了他们。卫报方面对于译言的社区模式很感兴趣,但另一方面又对于翻译质量表示关注。为了争取这次合作机会,同时也是为了解决译言自身在社区模式中遇到的质量控制问题,我们决定单方面启动卫报翻译项目。

最开始的时候,来自卫报的文章都是由团队成员翻译并发表在网站上。随后,我们建了一个邮件群组,吸纳社区译者加入进来。很快,这个邮件群组的成员数就达到了四、五十人。这之后,我们在译言上创建了一个小组,开始公开运营这个项目。

后来有很多创业朋友问过我一个同样的问题:最开始的用户从哪里来?我都会告诉他们:是自己。盖伊·川崎在他的《创业的艺术2.0》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作弊(You cheat)。……假装自己是用户……这样做的成本看上去很高,但这是吸引到足够用户的最便捷方法。” 译言的历程一而再、再而三地验证了这一不二法门。

到 2009 年 5 月,译言社区里的卫报小组已经有 100 多位译者、近千名成员。经过一年多与卫报方面的不断沟通,对方终于认可了由译言来运营卫报中文站点,并且放在译言的域名下。5 月 17 日,卫报中文站点上线。

卫报中文站点每天发布二十余篇译文,这些译文不仅时效性强,而且要通过卫报北京站和译言双方的质量审核。更难得的是,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社区译者都是以近乎无报酬的方式来参与这个项目。

我们当时对译者群体有一个统计:绝大部分译者是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很多是在校大学生。他们有精力,有技能,对互联网上的新鲜事充满好奇和热情,愿意为有价值的事情做贡献。

克莱·舍基在他的《认知盈余》里谈到,一方面,世界上有超过万亿的空闲小时;另一方面,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使得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空闲时间去创造有价值的内容,而不是仅仅消费内容。克莱·舍基所谈到的认知盈余和网络技术就构成了众包的软件和硬件基础。

弹幕之

【认知盈余】

概括而言,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指的是受教育者自由时间的集合体。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那些有着丰富知识背景、分享欲望的人将自由时间作为一种普遍性社会资产,用于共同创造大型项目,由此“认知盈余”产生了社会价值。

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思考者”的克莱·舍基在《认知盈余》一书中给出了更加形象化的解释:“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是2000亿个小时,而这几乎是2000个维基百科项目一年所需要的时间。如果我们将每个人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那么,这种盈余会有多大?”

在 2014 年 8 月的墨尔本作家节活动中,我与澳大利亚众筹网站 Pozible 创始人 Rick Chen 就众筹和众包有一场对谈。台下有观众问,众筹和众包是否在廉价地剥削和利用人们。我回答道:“众筹和众包还处在早期阶段,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无论如何,众筹和众包的出现是社会富足的一种表现——不论是人们的剩余财富还是认知盈余——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出现这些盈余。……我们要做的,是让这些盈余怎样更有效地创造价值,并获得合理的回报。”

译言在卫报中文项目的投入不可谓不大。我们为此成立了一个三人的编辑团队(译言当时的全职员工不到十人)。为了帮助译者提高翻译质量,我们还依据国家颁布的《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开发了一个线上工具,由编辑和资深译者为译文挑错,并自动计算译文的差错率。这个环节称为“精评”。我们内部有一个规定,对于新加入项目的译者,必须要对其最初三篇译文进行精评。一方面,这是我们筛选译文和译者的手段;另一方面,对于译者来说,这也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

在精评工作中,我们有个有趣的发现:一个看上去不错的译者通常也会犯两到三类典型错误,但译者对此却毫无自知。我们称此为“知识盲点”。精评环节可以有效地帮助译者发现自己的知识盲点,从而快速提升翻译质量。从有了这个发现起,我就深信,未来的在线学习必须要能帮助学习者迅速获得个性化的提升,才算是真正有别于传统的学习模式。

卫报中文项目并不盈利,仅仅做到了项目收支平衡——我们从卫报方面获得的收入一半用来支持内部团队,一半用来奖励贡献突出的社区译者。到了 2009 年 8 月,团队内部就这个项目的争议很大。在股东层面上,只有我和两个小股东坚持认为,这个项目对于译言的长远价值要远远高于眼下的商业价值。9 月份,各种因素加在一起,我不得不辞去译言总经理职务,仅负责卫报中文工作。10 月份,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几家西方媒体主动联络我们,希望能以卫报中文的模式开展合作。但 11 月 30 日,机房突然拔了译言主机的网线,网站被政府关停。

这之后,我在团队内部无事可做,只好带着卫报编辑团队离开公司。我的朋友安替跑来安慰我,谈到卫报中文项目,他问了一个问题:卫报中文项目固然很好,但如何规模化,让社区里有十个、百个类似的项目?我半是出于直觉半是出于逻辑给了他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要等到两年多以后才能通过实践去验证了。【嘉敏给出了一个怎样的答案?实践验证的结果如何?更多精彩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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