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过去的几十年我们见证了社会企业的兴起。社会企业依靠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标，旨在通过解决局部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变革。对于无法依靠立法或私人资本解决的问题，兼具政府和商业企业特点的社会企业是一剂良方。

成功的社会企业必须忠于社会目标，同时在严格的财务限制条件下运作。社会企业通常服务于某一类特定人群，改变他们的社会经济弱势地位，使其生活状况得到根本转变。有时，社会企业（如成功的环保组织）能惠及更广大人群；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企业服务的还是在经济上弱势或边缘化、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群体。

社会企业必须在财务上实现长期自给自足，否则新建立的社会经济秩序就需要政府或慈善机构长期补贴才能维持，而无限期的补贴并不现实。随着服务人群的扩大，社会企业必须有效降低成本、减少对政府和慈善组织的依赖，才能实现长期存续。

有些社会企业甚至可能催生一个新的能盈利的行业。20世纪70年代末，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筹集资金，开始实验性地给当地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由此诞生了一家服务于孟加拉国弱势群体、财务自给自足的社会企业，即著名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吸引了世界的注意，更多人开始看到给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的价值，这使尤努斯的尝试获得了巨大影响力。

社会企业如何实现自给自足、甚至获得良好财务收益？我们已找到答案。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由互联网创业家、eBay联合创始人杰夫·斯科尔（Jeff Skoll）于1999年创立。在基金会工作的15年中，我们对成功社会企业进行了深度研究。斯科尔基金会每年向若干位社会企业家颁发斯科尔奖，迄今已有91家社会企业的100名个人接受该奖。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为找到自给自足的运作模式、永久改善目标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些社会企业领导者都着力改变现行体系的两大要素：市场参与者和技术条件。下文将具体介绍社会企业家进行局部社会改造的成功案例。

改变市场参与者

社会经济问题通常源于市场参与者间力量的不平衡，印度的手工地毯业是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儿童权益活动家凯拉什·萨蒂亚尔蒂（Kailash Satyarthi）与玛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共同获得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发现，印度贫困儿童很容易落入为织毯等产业搜寻劳动力的劳工中介之手。

被转卖给工厂后，童工被迫在恶劣条件下每天工作12小时或更久，手工编制高质量的地毯，以低价卖给零售商。工厂、劳工中介、零售商这三个市场参与者统治着印度手工地毯业，只要三者间的利益链不打破，剥削童工的丑恶格局就将延续。

在这种局面下，社会企业必须改变市场参与者，以此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社会企业可以争取的市场参与者有两类：消费者和政府。前者的角色是改变力量平衡，后者则改变经济环境。

消费者的力量。在活动生涯初期，萨蒂亚尔蒂的工作重点是公开宣传，以及配合政府搜查非法用工的工厂。萨蒂亚尔蒂回忆，在一次惨烈但成功的搜查行动后，他在回家路上又看到劳工贩子将几十名很可能终生为奴的儿童送上火车。萨蒂亚尔蒂意识到，今天解救10名、20名、200名儿童，明天又会有200名、2000名儿童沦为奴隶。他不得不承认，当下的方法不能改变整体环境，无力解决问题。

萨蒂亚尔蒂随后找到了改变状况的方法：呼吁消费者拒绝购买非法生产的地毯。这一发现来自一次偶然经历：一位老妇人告诉萨蒂亚尔蒂，她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一条可能是童工生产的地毯，当她发现后，她感到必须把地毯扔掉。“我很老了，”她说，“但你还很年轻，你必须做点什么，好让我再买一条地毯。”

萨蒂亚尔蒂意识到，还会有很多人像这位老人一样，在了解情况后抵制剥削童工的厂家，支持合法生产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中期，萨蒂亚尔蒂创建Rugmark，这是南亚第一个旨在保护儿童、杜绝非法用工的地毯产品认证组织。

Rugmark如今演变为GoodWeave，活动范围扩展到全世界，重点监控活跃零售市场和全亚洲主要地毯产区。包括塔吉特在内的130多家地毯进口商和零售商已签订协议，承诺只采购经GoodWeave认证的地毯。很多其他行业的社会企业家也建立了认证体系；和萨蒂亚尔蒂一样，他们都认识到，消费者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够彻底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秩序。通过社会企业周密、可信和透明的行动，认证标识能够有效教育和激励消费者。当足够多的消费者用钱包投票，零售商和供应商会做出调整，从而根本改变整个体系。

政府的新角色。在市场活动中，政府通常处于边缘地位；通过推动政府更积极地发挥作用，一些社会企业成功改造了社会经济秩序。在社会企业的努力下，政府可提高税收使用效率，新兴经济体能有效利用外国援助，这都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例如，亚马逊保护组织（Amazon Conservation Team）帮助巴西政府更高效地解决亚马逊盆地森林采伐问题。亚马逊原住民长期与采伐者、采矿者和放牧者进行斗争，但后者不断扩大开发活动范围，在此过程中采伐了几百万公顷森林，非法采伐时有发生。原住民传统上将亚马逊盆地看作自己的领地，但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弱，无力控制这片土地。

虽然巴西开始意识到雨林采伐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盗伐活动规模巨大，政府办法不多，经常等到损害造成后才发现非法活动。

亚马逊保护组织的解决方案是为原住民配备手持GPS设备，训练他们对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进行测绘。通过绘制地图，原住民能为政府的雨林保护工作提供更多信息，更有效地捍卫自己的权益。清晰划定领地边界后，亚马逊部落民可以更高效地监控、保护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这种分散化的监控保护方法远胜于集中化措施，以较低代价改变了原住民和商业开发者间的力量对比，更有效地保护了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