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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小天鹅集团二代廖韦佳:创业是为了更好地接班

作者:刘筱薇 2015-10-15 18:32:00 0

廖韦佳是时尚茶饮“嫩绿茶”品牌创始人,但她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重庆小天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长光与公司总裁何永智的独生女儿。重庆小天鹅集团创建于1982年,经过30多年发展,已成为涉足餐饮服务、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跨国投资集团,总资产达到11亿元。

由于父母忙于工作,廖韦佳自幼由家中保姆照顾,独立性很强。她15岁赴美读书,在美国一待就是11年。2008年秋天,26岁的廖韦佳在结婚一年后,便在父母的召唤下,携丈夫回归父母一手创办的公司,担起接班重任。但由于在美国成长,不了解中国的商业环境,加上与父母长期缺乏沟通,年轻的廖韦佳和丈夫很难适应家族企业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理念。

西方思想猛烈撞上了东方思维,现代管理与传统经营难以融合。2010年,廖韦佳和丈夫出走小天鹅,创立新式茶饮品牌“嫩绿茶”,既是为了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也是为了向母亲证明自己的经营理念与能力。

2015年9月,《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记者采访了这位随性、洒脱的企业家二代。在采访中,廖韦佳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别样接班与创业之路。

廖韦佳500

7岁旁听管理层会议

HBR中文版:你从小就接触到家族业务吗?当时有什么看法?

廖韦佳:我很小就知道自己有接班的责任,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是“子承父业”,我又是独生女,所以这一概念深扎在心中。我7岁左右就被父母带去参加公司的管理层会议,为的就是让我耳濡目染,形成对管理的初步认识。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清楚自己要读什么书,走什么路线。

去美国读书是自己的选择吗?父母有没有提什么要求?

我3岁以前都是由奶妈照顾,3岁之后和保姆一起住,偶尔才能看到父母。从上小学开始就住校,一直到初中毕业。因为很少和父母在一起,我从小就比较独立,也有一点叛逆,上初中的时候正好看了一本三毛的书,觉得她的生活和我很像,于是我就跟父母提出想去美国读高中。他们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学成后一定要回国,继承家族产业。

你在美国时有没有为准备接班而规划自己的学习方向?

我从小就喜欢表演,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所以一直梦想进入娱乐圈。但我知道这只能算是爱好,我将来要做的工作还是与企业管理有关,所以我大学学的是经济和工商管理两个学位。可大学毕业后,我有个朋友提到专门出大导演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个一年的电视电影制作课程,一下激起了我埋在心里的梦想。当时没顾任何人反对,我只身一人去了加州,学了一年拍片。当时拍过几部片子,但过了导演瘾以后,我发现娱乐圈并不适合我,我该做的还是回国接班。从那以后,我真正接受了接班这个使命。

你在追求完梦想后做了什么?父母有没有要求你回中国接班?

2007年,我从加州回到西雅图,和大三时开始交往的男朋友Joe领了结婚证。结婚后,我在西雅图富国银行做投资理财顾问,他在波音公司当航空工程师。大概工作了一年多,中间我们在美国举办婚礼时,我父母来了。他们觉得我的学习和生活经历足够充分了,就和Joe提到回公司接班的事。Joe不敢违命,就说我们需要一年时间处理好美国的事情。一切都如计划,我和Joe在2008年秋回到中国。

你和Joe当时在美国的工作稳定,生活比较安逸,愿意放弃这一切回国接班吗?

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类似于销售,向客户推荐理财产品,让他们多开账户。在这期间,我发现我的天赋是与人打交道,可以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但另一方面,我不喜欢被禁锢,觉得稳定的作息和固定的培训太无聊。我有很多想法,但在大公司无法得到施展,我不想当这个系统里循规蹈矩的小员工,我想发挥自己的独特性和创造力。Joe和我一样,也不愿被禁锢,他当时在大公司里也有些迷失,我们都进入了事业的“疲乏期”。就在这时,我们受到我父母的邀请,让我们回家族企业,把“小天鹅”经营得更国际化、现代化,我和Joe感觉机会来了,于是摩拳擦掌,准备回中国干一番事业。

两代人的摩擦

回国以后,父母安排了怎样的接班流程?他们决定如何培养你们的经营能力?

我父母没有制定一套接班流程,也没有特别培养我们。他们的方法很直接、简单:我和Joe一回来就被安排进入公司高层,我是集团副总裁,专管行政人事,他是战略策划部总监,但当时根本没有这个部门。两个职位基本上就是空头衔,我们根本不明白公司的运营方式。然而被推上了高位,我们就想有一些作为,建议公司有一些策略性的变革。

我在美国呆了11年,思想非常西式,而Joe是日裔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更是没有太多概念,于是我们提出的改革方案遇上两位完全是中式思维的家长,就一一遭到否决。我们和父母毕竟生活经历和思维体系不一样,虽然也曾不断磨合,试图沟通,但由于双方差异太大,谁也撼动不了对方。最后我父母就会说,你们不懂中国国情、太理想主义、不接地气,公司还是要按我们的路线走。

你提过什么建议父母没接受?

数不胜数。比如我认为,国外很多历史悠久的品牌之所以能存活如此长的时间,是因为它专注于一件事并将这件事做到极致。但我反观“小天鹅”,发现公司的管理策略跳动性太大。小天鹅开始是火锅连锁店,后来我父母想提高一点档次,又开始涉足酒店业,之后又觉得总在服务行业里打转,不如去试下房地产。

等到我回国后,父母又发现身边有很多诱惑,想做煤矿公司、典当行、生物垃圾场等等。我和Joe当时就再三强调,公司要有一个关注点,为什么不就钻研火锅,让重庆小天鹅火锅走向世界,成为一个国际品牌呢?但他们的想法就是集团公司要多元化,所以要多涉猎有潜力的行业。

离家创业,独立经营

你们与父母的差距和矛盾是不是越来越大?那后来想出办法缓解这个局面了吗?

我和Joe在公司呆了一年半时间,到最后非常痛苦,特别是Joe。他在美国的工作工资很高,而且受人尊敬,为了到我父母的公司出一份力,他放弃美国的一切,和我来到中国。但现在他提出的战略调整无法获得我父母的支持,再努力也没有回报,他感到很愤懑。虽然我的想法和他一样,但面对父母,他们又会指责我帮Joe宣传错误观念。我夹在中间很纠结,觉得我们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开始不再牢固,所以当时我和Joe就面临两个选择:回美国或创业。

所以你选择了创业。

对。当时我们完全可以回美国,继续过安逸的生活,但我觉得回美国算是以失败者的姿态逃回去。而且当初我们答应父母来中国发展,并没有创造什么价值就走,未免太不负责。况且我和Joe都有创业心和新想法,很想按照我们的思路成立一个全新机构,看看我们到底能否在中国有一番事业。

为什么创业的方向选择茶行业呢?

有一点缘分。我在西雅图上大学,而西雅图是星巴克的发源地,整个城市的咖啡文化气息浓郁,我和Joe上学期间习惯每天都喝咖啡。但后来有一家台湾人开的茶店把我们吸引住了。这家店的茶不像珍珠奶茶,也不像中国的传统茶艺,店员会每天新泡几种茶,然后做一些调配,健康又好喝。这家茶店虽然不大,但环境很好,我们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好回忆。

当时我心里就种下一个开茶店的种子。到2010年选创业方向的时候,我和Joe想选一个和父母主营的餐饮业接近,但又不一样的行业,所以最后就敲定了茶行业。

你当时创业的梦想是什么,怎样定位自己的品牌?

我们创业就是想向父母证明自己的想法和能力。我当时就形容父母的企业像航空母舰,如果我和Joe只是划着小木船,不可能改变航空母舰的方向,但若我们再建一艘同样大,甚至更大的航空母舰,就能慢慢融合并驶向正确的港湾。我觉得茶行业有这个潜力让我建起这样一艘航空母舰,毕竟茶是中国的符号,又能辐射到世界,在所有文化中都有重要的一席。

父母支持你的决定吗?

开始父母想把我们的公司当成小天鹅集团旗下的公司,给我们投资500万,要求占股70%。我和Joe觉得,如果采用这种方式,还是没有脱离父母的管制,在品牌定位、资金分配等方面都没有主动权。所以我坚持采用向父母借钱的形式,并承诺他们在5年内还清。如果5年内无力偿还,就将金额折算成股份还给他们。

创业过程中你们遇到过什么困难,有没有得到父母的帮助?

创业的难点在于不知道前路怎么走,都是靠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尝试、试错,然后成长。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连工资都付不起,但依然没有找父母帮忙。我们只在创业前两年,向父母借过钱,但之后父母就会插手我们的业务,这些钱好像成了他们谈判的筹码,伤害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从那以后,不论多难,我们都努力靠自己和朋友度过难关。

你从2010年开始做嫩绿品牌,现在刚好5年了,经营状况怎样?

我们一路走来,产品设计多次迭代,不停摸索,尤其是2012年以前,我们前进得非常痛苦。直到2012年,市场对我们这类品牌才慢慢有所认知。现在我们的门店盈利状况很好,公司方面仍在整合,我们作为中国现代茶的开创者,还会继续探索前行。

你的父母现在认可你的品牌和能力了吗?

我觉得完全认可了。我们5年来得到一些商界精英的赏识,纷纷希望和我们合作,共建嫩绿这个品牌。最近我们成功融资,父母表示很欣慰,觉得我们在5年中创建这样一个品牌,是他们几十年都没法做到的。

父母看到你的成长后,会要求你重返小天鹅接班吗?

其实小天鹅的每个产业体系都有一个职业经理人,所以我们不用过多去想接班的事。我现在觉得至少在这两三年内,我的工作重点是发展嫩绿茶,也许在未来会考虑和家族企业整合,但一切都还不能确定。

作为一名企业家,你觉得玛莎拉蒂这个品牌有什么可借鉴之处?

我想玛莎拉蒂有自己不变的核心品质。其他汽车可能追求花哨、多功能或者高科技等等,但玛莎拉蒂一直坚守梦想,力求打造卓越的汽车。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这份品质与坚持值得学习。(万艳 |编辑

◎刘筱薇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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