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中国带来制造业繁荣及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全球经济遭遇增长瓶颈时又使之陷入困境。为中国制造业寻求出路非常必要。这不仅因为制造业占中国GDP比重高达1/3，更关键是制造业对创新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很重要。

在外需持续低迷以及成本大幅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不得不升级。只有在价值链高端获得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业才可能有出路，中国的经济才有可能避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需要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提供支持。

中国制造得益于全球价值链分工

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的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商品链概念。商品链在90年代中期又被演化为全球商品链，以描述服装行业从原材料到产成品的全球化链条。全球商品链在21世纪初则被演化为全球价值链，以强调各环节的增加值。

全球价值链分工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20世纪6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及国际多边组织（WTO等）的发展降低了贸易成本，推动了商品以及人员、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市场的竞争因此加剧，并迫使跨国公司想办法降低成本。这时的技术进步已经能够将产品的价值活动拆分成设计、研发、采购、仓储、制造以及营销等环节。跨国公司于是将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外包，而保留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发展到今天，跨国公司主导了80%的全球贸易，并依此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一般以由简单的加工组装切入全球生产体系，然后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工业化为动力带动经济增长。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就得益于全球价值链分工。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物资匮乏。政府因此推出各种优惠政策，以开放市场为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并发展来料加工贸易。这时的中国制造业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内物资的短缺，包括食品、纺织、杂货、家电、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等。早期到中国投资的企业主要是亚洲的跨国公司。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试图通过逼迫其他国家货币升值来扭转其贸易逆差。这种汇率政策促使了亚洲跨国公司加大对中国的投资，欧美跨国公司也开始进入中国。中国制造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开始增加，其中机电产品加工贸易发展迅猛，到1995年已占据加工贸易70%以上。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融合到全球价值链体系。全球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中国制造业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加速。中国制造业也因此开始倾向重化工。

全球价值链分工造就了中国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行业几乎最终都源于此。中国以成本优势介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制造环节，又通过投资不断加强制造能力，同时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拉动房地产市场，并带动整体经济的增长。这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发达国家提供终端需求，资源国提供原材料，中国进行加工。

这种增长模式可以从欧盟提供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看出。从制造产品去向看，全球各国制造业主要都是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与投资，尤其是国内消费。而中国制造则更多是为了国内投资，其次是出口，最后才是国内消费，表明了中国以出口为导向制造业的自我强化。

资源诅咒制约中国制造

全球价值链分工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但同时又成为一种资源诅咒。资源诅咒一般指拥有丰富资源（如原油）的国家对资源收入产生过度依赖，反而制约了其长期经济增长。同样，中国制造以低廉成本介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后，长期进行大量相关投入，不仅造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还产生了对外需的依赖。这些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一旦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增长停滞，中国就会受到来自供需双方的冲击，很难达到新的平衡。

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现实。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对亚洲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全球贸易也急剧下降。2009年，世界银行统计的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同比下降20%，进口则下降了21%。经历了两年的短暂反弹后，全球贸易同比增长自2012年就开始在1%到3%之间的低位徘徊。中国GDP增速也因此持续下滑。其他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受到了冲击。新加坡的GDP增速就从2010年四季度的14.5%一路下滑至2015年3季度的1.9%。

外需疲软的同时，中国还丧失了原有的成本优势。中国制造早期的成本优势主要来自对污染及劳动者保护的忽视。但随着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原先粗放式高消耗的生产方式已难以为继，资源成本因而大大上升。而中国在劳动保护方面的进步以及人口老龄化，则使得中国人工成本也开始迅速上升。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指数在2005年到2011年间就上涨了90%。

同时，人民币汇率也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成本压力。从2004年11月至今，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已经上涨了52%。仅美元自2014年4月以来的这波上涨，人民币指数就被动上涨了15%。

各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制造几乎不再拥有任何成本优势。据BCG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美制造业总成本的差距已降到5%以下。

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布局，则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制造的压力。发达国家在危机后纷纷推行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制造业再振兴计划”以及能源价格的大幅下降就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增长。与此同时，东南亚一些国家则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来吸引在华跨国公司转移产能，在中低端制造业与中国竞争。

技术进步也在为中国制造施加压力，并带来更长期的威胁。机器人和3D打印等新技术有可能从根本上打破现有制造业的全球布局，从而可能在将来迫使亚洲国家改变原有的出口加工模式。

各种压力给中国的出口与制造业带来巨大困难，并带来相关投资的下滑。2015年，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帽等的出口明显下降，而与投资相关的钢铁、水泥等基础材料领域则出现全面产能过剩。

中国制造似乎已经陷入困局：成本优势已经丧失，而企业和政策层面似乎又都难以突破原有模式。政策层面，大水漫灌式的需求管理不仅无效，反而可能刺激传统投资，从而加剧产能过剩。企业层面，低端制造由于大量使用人工，而且生产模式已成熟，很难自发转型或通过自动化来升级，而人工成本的迅速上升还进一步降低了效率。中国在高端制造的问题则是不掌握核心技术，而且贸易壁垒还为技术引进带来困难。

探寻中国制造的新出路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中国制造突破困局的唯一途径就是提升到技术、设计和品牌等环节，并最终转为全球分工的主导方。这意味着企业要以创新和提高效率来重获国际竞争力。从宏观层面，这就是要减少对外需拉动的外生性增长模式的依赖，而更多依赖全要素生产力推动的内生性增长。这是中国制造业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

在微观层面这就体现为企业的去产能、转型和升级。去产能是为了适应已经下降的外需，构建供需再平衡，最好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进行。而转型和升级则是创建新的、更高效率的生产模式，是向内生性增长的转变，需要制度性安排以建立激励机制、培育长期的创新能力。

产能过剩是中国制造业的严重问题，最直观的体现是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45个月下跌。而去产能正以市场竞争的方式进行着。在投入小、产出大但利润薄的高周转行业，这往往意味着对管理和技术水平较低的小企业的淘汰。还有一些企业为了应对行业压力，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以增加客户粘性，增强竞争力，逐渐挤压直至淘汰效率低的同行。但是，规模最大、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钢铁等行业反而因为受地方保护而无法去产能，这些行业的去产能需要外力推动。

压力之下，有些企业积极主动探索转型和升级。比如就有小型制造企业，尝试从休闲农庄开始逐步转型到精酿啤酒制造，且试图打造自身品牌。这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转型，针对国内升级的消费，是构造供求新平衡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中国国内高端消费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可以提供新的就业与增长引擎。据估算，中国大概有1亿中产阶级人群。中产阶级和庞大的年轻消费群体注重消费体验并追求消费的个性化及品质，构成了中国消费升级的主体。但是中国制造主要围绕低端出口，并无法满足其消费需求。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到“日本买马桶盖”，以及海淘市场迅猛发展的原因。中国制造因此可以转型满足这部分消费。

在企业努力寻求突破的同时，政府应该进行制度性建设为创新提供政策支持，其核心就是建立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

创新制度和创新基础设施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创新文化及价值观、教育、人才、资金、科研及IT基础设施(如无线宽带等)，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创新机制还需要政策协调，同样涵盖很广，包括教育、科技、金融、贸易、财政及产业政策等。为协调创新政策，瑞典成立了创新署，韩国建立了创新办公室，而美国也强调官方之间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协调。

为适应制造业发展，中国的应试教育和精英教育需要改变，素质教育及德国的技工教育都可以借鉴。中国精英教育的结果之一就是普遍轻实体、重金融。这不仅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还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抉择。很多制造业的转型，往往就是向金融领域拓展。反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制造业依然受到重视，并被认为是创新的源泉。德国的技工教育不仅帮助德国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且在经济出现波动时还降低了对就业的冲击。中国已经面临中高端技工的缺乏，如果不改变，将制约制造业的升级。

除了上述长期性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还可以针对中国制造面临的问题推出更为具体的政策措施。针对国内升级的消费需求，政府可以引导企业向新兴消费进行投资，通过产品创新来刺激需求甚至创造需求。针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不可持续性，可以推动绿色增长相关产业，包括节能减排的技术装备等。针对传统制造业，可以技术来促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传统制造业主要包括服装鞋帽、纺织、建材和家电等行业，是典型的受制于生产成本上升的行业。发展最早的服装鞋帽受到劳动力和物流等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的制约，利润大幅下降，出口订单流失，产能被跨国公司转移。该行业往往以更新改造设备、提高产品品质、培育自有品牌、建立电子商务等直销渠道，以及兼并重组等手段来保护利润。建材行业则是高投入、高能耗且需要规模经济的行业，其最突出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及环境污染。相应，建材行业的升级路径主要集中于绿色发展及行业整合。建材行业往往也容易被地方利益牵制，很难以市场化手段消除落后产能。政府可以利用资源税等手段提高资源成本，甚至使用行政手段来消除建材行业高污染的落后产能。

对于一些创新行业的初创企业，政府可以在税收、融资及采购等方面进行支持。美国的页岩气和页岩油行业就是由一批敢于冒险的小企业发展起来的，而它们很大的动力来自美国政府对非常规能源勘探的减免税政策。向创新型小企业开放科技资源，转移技术等都应该受到鼓励。而完善资本市场，鼓励风险投资，则可以为创新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不仅如此，政府还可以降低物流环节的各种费用以及各种税费，以帮助所有企业提升竞争力。

在具有外部性的领域，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违法成本的方式，来促进中国制造业建立信誉和品牌。历史上曾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及产品质量的恶性事件，影响了整个中国制造业形象。这是典型的负外部性，可由政府解决。政府可以树立更高的行业质量标准，并严格执法，帮助树立中国品牌。

政府可以进一步培育和加强多边贸易及国际关系。全球化的进程不会逆转。全球价值链分工只会进一步演化，而不会消失。中国要把握新机会，积极参与，争取全球治理话语权，并为中国现有产能开拓市场。更重要的是，多边贸易谈判还可以对中国的公司治理及效率提高形成倒逼。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自不言而喻，其他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系包括TPP，都可积极探讨。

中国制造业依然拥有一些难以取代的优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中国拥有一条完善且规模庞大的供应链，能够迅速有效地提供各种零部件。这也是为什么东南亚一些国家即使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很难从根本上撼动中国的制造业地位。

在适当的制度激励下，依托现有优势，中国制造完全有可能实现创新升级，并最终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方。中国经济也因此可以免受“中等收入陷阱”之困。（李剑 | 编辑）

戴险峰是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首席宏观策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