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被誉为“华尔街院长”，价值投资之父。1926年，他给北方管道公司（Northern Pipeline）写了一封信，提出一个简单请求。当时他拥有该公司一小部分股份，他意识到这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铁路债券和其他有价债券。他想出售这些债券，并将利润以股息的方式分配给股东。

然而，公司主管对此感到不悦。“运营一条输油管道并非易事，这门生意需要专业知识，”他们回复说，“你对这行知之甚少，可我们干了一辈子了。”但格雷厄姆并未被吓退。他用一年时间，约见了公司持股大于100股的股东，试图说服这些消极投资者加入他的阵营，其中还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这类决定最好由股东而非管理层提出，”他写信给该基金会说，“到底应该让闲置资金继续闲置还是撤出，应当由资金所有者而非管理者决定。”

这是资本主义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间的战争。格雷厄姆认为管理者由股东雇用，负责管理公司。而北方管道公司的管理者则将自己视为公司的主人，他们认为投资者对业务一无所知——惟一的贡献就是现金。最终，格雷厄姆赢得了胜利，宣布了激进投资者时代的来临。

90年过去了，由于股东资本主义过度关注短期利益，经济发展最终倾向于将投资者利益置于工人和社群之上，并因此饱受诟病。但是，外界反对激进投资者的声音也有待商榷。最近出版的两本书佐证了这点。

在《亲爱的董事会主席》（Dear Chairman）一书中（列举了北方管道公司的例子），哥伦比亚大学讲师兼对冲基金经理杰夫·格拉姆（Jeff Gramm）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和董事会之间的通信往来，整理编写了激进投资者的历史，并认为这是学生的必读内容。“（这是）一封很好的信教投资者如何和董事以及管理者互动，以及他们对目标公司的看法，还有如何从中赚钱。”他解释道。这些交流是战略智慧的源泉。

从“企业狙击手”（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说法，指试图通过大量买进某公司股份以接收该公司的个人或公司——译者注）的“勒索信”中寻找智慧，听上去似乎有些古怪，但格拉姆所搜集到的内容并不只是要求股息。例如，罗斯·佩罗（Ross Perot）在1985年写给通用汽车公司主席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的信中说：“我不认为通用汽车能通过砸钱和研发技术解决当前问题，成为世界一流且有成本优势的公司。日本人并没有用技术或资本击败我们，他们设备老旧，是通过对日本工人以及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工人更好的管理，打造出更加物美价廉的汽车。”无论承认与否，佩罗的确提出了一种战略。

但我最爱的是2005年丹尼尔·洛布（Daniel Loeb）写给星辰天然气公司（Star Gas Partners）董事会主席艾里克·塞文（Irik Sevin）的信。信中洛布针对公司治理提出一个极为简单的观点：他不该让自己78岁的母亲加入董事会。“如果你身为高管却未能尽责，表现不佳，”洛布写道，“我们并不认为，你妈妈是炒掉你的最佳人选。”

如果《亲爱的董事会主席》像一本案例教学，研究了激进股东主义的个例，并将其作为商业案例探讨，那么托比亚斯·卡莱尔（Tobias E.Carlisle）写的《深度价值》（Deep Value）读起来则更像对学术文章的回顾。书中虽然注释颇多，但读起来并不晦涩。本书讲的主要是价值投资的问题——搜寻价值被低估的股票——它解释了为什么沃伦·巴菲特这样的行业领袖以及卡尔·伊坎（Carl Icahn）之类更激进的投资者能够在市场中大获全胜。《亲爱的董事会主席》一书收录了巴菲特1964年写给美国运通公司的信，还有1985年卡尔写给美国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的信。

首先，两人都追随着格雷厄姆的脚步。他们认为，有时上市公司的总估值会小于部分之和，这可以通过资产变现得到解决。和格雷厄姆的看法相同，激进投资者“对华尔街有最精准的判断让公司死掉比让公司活着更有利可图。”如果你是这类公司的股东，风险在于剩余的流动资金可能会被逐渐消耗殆尽，导致机器停产，最终股票价值比当初投资时还低。但是，说服管理层将公司拆分出售，或者支付大量股息，投资者就能收到回报。

当然，激进投资者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有长足进步。20世纪80年代，他们也许会威胁管理层要取而代之，或者要求公司溢价回购——也就是所谓的“绿票讹诈”（greenmail）——现在此举在美国某些州是违法的，联邦政府会课以重税。今天的激进投资者可能更倾向于促成公司被收购的计划，出售部分业务或提高运营效率。正如格拉姆所说，这说明他们在影响公司的战略。

那么，这些想法有好处吗？令人惊讶的是，的确有。至少在某些程度上是这样。研究显示，激进股东明显能让公司获得更丰厚的利润，更具生产力。这种影响并不会在下一季度体现出来，而是在其后的3年左右。尽管他们的介入会降低研发投入，但公司在几年后会变得更有创新能力。一项研究发现，激进投资者通常会看中那些IT技术落后的企业，帮助它们赶上竞争对手。

外界并没有充分理解激进股东的社会影响。在上述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目标公司的员工薪水并没有随着利润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这对努力克服不平等和收入零增长的社会来说，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此外，激进股东还可以限制CEO薪水。）但是当智库机构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在2015年11月公布了两份关于短期主义的出色报告时，文中一次都没有提及激进股东，这点还是很说明问题的。

像伊坎和洛布这样的人很容易遭到政治攻击，因为他们公开威胁性言论，并不断挑战激进股东主义的底线，借此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伊坎近期针对苹果公司的行动也提醒了我们，他们的一些攻击诉求仍然是要求支付股息。但是，我们不能将所有股东资本主义的问题都怪罪到激进股东这个群体上。任期较短的CEO和消极投资者只关注季度收入，也应受到谴责。

高管薪资则是另一个罪恶之源。关于这点，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在2014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有详细解释。握有股票的CEO一定会找机会通过回购提高短期股价，而这与激进股东是否掌权并无关系。（牛文静| 译   时青靖 | 校   万艳 | 编辑）

沃尔特·弗里克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