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美国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民主党参选人、年近70岁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她入主白宫，未来其内阁成员的男女比例将同美国人口性别比例一致，这意味着将有一半的内阁成员为女性。此番豪言壮语一出，顿时四座哗然。不管希拉里能否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也不管她这样说是否有拉拢女性选票之嫌，值得肯定的是，在男性主导的政界，希拉里的这番表态至少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领导层的性别多样性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其实，和政界一样，在男性主导的商界，董事会的性别多样性也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门话题。

2016年4月，光辉国际(KornFerry)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制度与机构研究中心（CGIO）共同撰写了《亚太区董事会多样性报告》（Building Diversity in Asia Pacific Boardrooms）。报告对10个亚太经济体的公司董事会结构进行了追踪分析，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韩国。报告数据基于每个经济体上市公司前100名的2014年财务报告。也就是说，该报告涵盖了10个亚太经济体的1000家上市公司——即每个经济体内总市值排名前100位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对私营部门进行研究时获得的数据显示，性别更为均衡的董事会结构能够提高公司价值，同时对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我们最近进行的研究发现，女性董事比例10%以上的公司3年期平均资产回报率为6.4%，平均股本回报率为14.3%。相比之下，比例低于10%的公司同一时期内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只有5.2%，平均股本回报率只有11.8%。

拥抱性别多样的董事会

伟大的公司不一定有伟大的领袖，但是伟大的公司一定都有一个伟大的董事会。比如花旗、福特等知名公司，经过百年商战的跌宕起伏之后，一直传承着的除了一个名字之外还有什么？股东已经换了，CEO已经换了，员工已经换了，产品也不知道换过多少代和多少种类了，组织的创建者和领袖们早已经不在了，但是，以董事会为核心的一套制度、管理和运作规则体系依然在运转，这是所有伟大公司共有的特性。

董事会的精神实质是平等、合作、信赖与负责。董事会性别多样化，可以说是这种实质的最佳体现，并且能够给公司带来意想不到的价值回报。我们的研究显示，提高性别多样性能够让企业受益。女性董事比例10%以上的企业的财务表现优于比例低于10%的企业。2014年，女性董事比例10%以上的企业的股本回报率为14.9%，相比之下，女性董事比例较低或者没有女性董事的企业的股本回报率只有12.6%（图1）。此前3年时间，我们针对性别多样性和盈利能力的研究也显示出同样的结果。此外，我们的研究与其他全球性研究结果一致，都得出了“性别多样性程度越高，企业财务表现越理想”的结论。

增加女性董事能给公司的运营和财务表现带来正面影响，这个结论看上去让人觉得意外，但却在情理之中。女性会从不同的视角给董事会注入活力，有助于提高董事会团队决策的质量，避免“思维共振”的风险。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女性独有的亲和力和对员工的关爱是女性的天然优势，对于企业文化的塑造非常有帮助。因此，女性董事是对男性董事会的有效补充。

值得强调的是，性别多样性使得观念的多元化成为可能，而观念多元化是孕育创新最丰沃的土壤。董事会是连接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管理的桥梁。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董事会可以为公司带来难以估量的价值。光辉合益（Korn Ferry Hay Group）2016年针对全球90多个国家5.5万名管理者的情商素质研究表明：同男性相比，45%的女性管理者在职场中更容易展现出同理心；特别是在情感的自我认知方面，86%的女性管理者在领导力和企业管理方面更倾向于展现这一情商素质。女性管理者通常采用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速度扩张，对风险更敏感，这对保护股东投资至关重要。

女性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她们通常掌管着家庭的财政大权。拥有女性董事，她们能够在制定未来战略的时候更准确地表达消费者的想法，这有助于企业做出更合理的决定，以及降低风险。

中国常被亚洲女性当作典范。报告显示，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女性董事最年轻，平均年龄50.4岁（男性为53.3岁）。在过去一年中，中国的女性董事比例略有下降，从13.2%降至12.9%，逆转了前两年的大幅增长趋势。在受调查的10个亚太经济体中，中国的女性董事比例排在第三位。我们的研究发现，能源业的女性董事比例最低，必需品消费行业的比例最高（图2）。中国2014年的全男性董事会比例与上一年持平，仍旧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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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者：可以借鉴的做法

美国妇女取得选举权迄今已有90年了，但直到2011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才首次要求，企业必须公开其在挑选董事会成员时，如何贯彻性别多样化战略。女性成为商界领军人物，也不是由来已久。1998年，美国《财富》杂志首次发布《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排行榜，上榜的50人中仅有两位是《财富》美国500强的首席执行官。但是在2015年的榜单上，入榜者中已经有27位是首席执行官，超过了人数的一半，其中有19位执掌《财富》美国500强，创下了该榜单的纪录。

研究表明，更多女性董事的存在能改善企业治理水平，为公司盈利带来积极影响，这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呼声。然而现实是，多样性的差异仍然很大，消除差距的速度也较为缓慢，尤其是亚太地区。在我们的系列研究中，虽然亚太区女性董事的比例逐年提高，从2013年的9.4%提高到了2014年的10.2%，但亚太董事会的性别多样性仍然有限并且不均衡，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经济体，例如英国的数据是26.1%、欧盟的是20.8%和美国的是18.7%（图3）。进一步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按照当前的速度，亚太地区需要10多年时间才能追赶上这些经济体。

我们还注意到，基于传统的家长制作风，亚洲董事会似乎集体性无视性别多样性的价值。如果不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态度，多样性进程仍将遭遇障碍，才干出众的女性仍无法获得进入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机会。

为了鼓励企业让女性领导者进入董事会，亚太地区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立法。我们研究发现，2013年至2014年，只有少数几个亚太国家和地区在提高性别多样性方面进步明显，它们的共性是全部采取了提高性别多样性的政策。比如，澳大利亚推出了以“如果没有，为什么不”为口号的自我揭露和调查计划，最终大幅提高了女性董事的比例，从2009年的8.3%提高到2014年的21.9%。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还颁布政策，要求企业制定和公开多样性政策，其中要包括有关性别多样性的指导方针。印度的《公司法》要求每个董事会要有一名女性董事，马来西亚设定了女性董事比例达到30%的目标。总体上，从这三年的趋势来看，进步是有的，但速度较为缓慢，而且不同经济体或年份之间存在差异。根据我们的发现，我们认为亚太董事会继续提高性别多样性并非一个必然趋势，需要企业、证券交易所、监管部门和投资者予以更大关注。令人备受鼓舞的是，亚太地区全男性董事会快速减少，比例从44.7%降至当前的39%。

在提高董事会性别多样性方面，中国缺少制度方面的支持。企业董事会结构的指导方针只有公布董事会构成的要求，即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2011年通过的发展规划提出了性别多样性目标，希望能够“在2020年之前提高所有企业——公有或者私有——的女性董事比例”。然而，这一行动呼吁并不包括在企业治理准则之内。在中国，全男性董事会的比例达到23%，仍然普遍缺乏主动任命女性董事的动机。

中国女性董事的比例虽然在亚洲位居前列，但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性别多样性的步伐仍然迟缓。对中国的监管部门与决策者来说，鼓励董事会性别多样性势在必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是一个明智之举。实践证明，政府的政策能够有效地促成董事会结构的积极变化，以实现在整个商业领域里的性别平衡。

如何成为女性董事

享誉全球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曾经要求其“战略合作伙伴”成员——无一不是世界级巨型公司，在其出席瑞士达沃斯论坛的五人代表团中，至少有一名女性。可见，女性高管包括女性董事的相对稀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那么对女性高管来说，怎么成为董事会的一员呢？巴菲特挑选董事的标准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巴菲特认为，一个企业正常的运转，固然离不开优秀的企业管理层，但企业拥有一个优秀的董事会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优秀的董事会能够控制企业的经营风险，最大限度维护股东的权益。伯克希尔公司董事会的14名董事中有3名女性董事，6名董事年龄在80岁以上。伯克希尔对董事会成员只有三个挑选标准：具备商业头脑、以股东为导向以及对伯克希尔有强烈的个人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对那种颇具威望的人士并不感兴趣。

让一批女性主管轻松并积极地转换为领导角色，商界肯定会从中受益。对女性而言，进入董事会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但也不是无迹可寻。首先，她们须进入猎头公司的视野。据统计，在美国58%的董事候选人是由猎头公司推荐的。另外，还要了解董事会的运作情况。比如，标准普尔（S&P）500公司的董事会去年平均召开了9次会议，董事的平均薪酬为21.3万美元，平均任期为8.4年。优秀的董事应该愿意承担董事会服务所需的、不断增加的工作压力和时间投入。此外，参加商学院的相关课程也是必要的一步。比如，硅谷的董事会中就体现出了浓郁的人脉意味。硅谷所有的董事中，有五分之一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有超过十分之一毕业于哈佛大学。

拥有这些之后，距离成为女性董事，还有一步之遥：你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缺乏服务董事会的经验，这时候你须从头开始，比如说，有些女性从担任非营利组织的董事开始积累经验。

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不少实力雄厚的女性董事，比如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新希望六和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春花，华为公司董事长孙亚芳。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女性步入女性董事的行列，为董事会带来不同专长，构建一个真正战略性的董事会。

在汉语中，“董”有监督、修正、管理、深藏和资历老道的涵义。一个多样性的董事会能够以更广阔视野审视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制定出更为完善的创新解决方案，进而更有可能取得成果并实现目标。此外，一个更富有多样性的董事会也能够在出现市场波动和遭遇风险时为高级管理层提供指导和建议。(李剑 | 编辑) 

顾伟忠是光辉国际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高级合伙人。何江颖是光辉国际上海分公司高级合伙人。李允贞是光辉国际董事会业务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