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一对一篮球有两种玩法：得分的“赢家”获得下一次球权并有机会再次得分。“输家”则要抢到球得分，才有机会扳回一局。童年时，我常常在我们家后院里当“输家”，因为这样貌似更公平一些。但当我到了别人家后院，或者与更强大的对手比赛时，我经常要当“赢家”。规则由对手制定。

已经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美国经济和社会正向“赢家”模式靠拢，使更多公民感到自己成为了灰心丧气又愤懑不满“输家”。我们将这一趋势产生的结果称为收入不平等，或者就是不平等。

不平等很像气候变化：在证据确凿之前，很多人否认或无视它。如今大量研究证实，90%底层民众的平均时薪连续40年下降，而GDP、公司利润以及10%上层精英的收入则上涨了。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的《美国成长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和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等热销经济学巨著基于历史背景，从理论上解释了不平等一步步加深的过程和原因。最近我们在波动极大的美国总统竞选中看到不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效应——候选人集体反对一个“被操纵的系统”，并使民众感到惴惴不安。

我们怎么走到了这一步？又能怎样补救呢？以下三本书提供了对不平等和尖锐言论的深刻见解，以及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

你应该最先读原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莱希（Robert Reich）所著《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而且可能会感到愤怒。此书（刚刚以平装本出版）旨在消除长期以来存在并阻碍针对不平等进行建设性讨论的烟幕——坚持“自由市场”能治愈资本主义顽疾的一方，与坚持政府必须加大干预力度，约束市场力量并分摊其产生价值的另一方不断重复各自的论调。莱希指出一个很多人都认识到并反对的事实：“越来越多政治权力集中到一群一直都能左右经济运行规则的公司和金融精英手中”。他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一个通过自上而下重新分配财富（利用税收和支出），积极干预市场的政府，而在于市场内收入预分配不合理——本来就富有的人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多。

规则是关键。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出，不平等是一种选择，这个选择不是由受其困扰的民众做出，而是由创造游戏，并决定或至少能影响游戏规则的人做出。《拯救资本主义》并非在说教，但读者能明显感到本书论点和论据中的道德意蕴。莱希将一位顶级对冲基金经理的年收入（20亿美元以上）与一位优秀教师的年收入（大概5万美元）作对比，从而驳倒一个经常出现，而且在他看来是一个循环论证的论点：人的价值与赚到的钱等同，因为这就是市场为他们的工作开出的价码。那位对冲基金经理真的“赚到”一大笔钱吗？他们俩谁对世界的贡献大？“如果规定市场组织方式的规则充分考虑到不同工作产生的社会效益，那么有一些人的收入会远高于现在的薪酬。”他总结道。

莱希接着提供了一系列考虑周全的方案，旨在恢复普通人都有的“抗衡力”，同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其中当然有提高最低工资并加强反垄断法约束力的提议。他呼吁“革新”美国企业，向“利益相关人”模式转型，即组织不仅对员工、客户和社区负责，也对利益相关人负责。

此书末尾提到一个更不同寻常的方案，即付给所有公民最低基本工资，而这一思路在服务雇员国际工会前主席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所著《托起底层》（Raising the Floor）中更为具体清晰。他的大致观点和莱希一致，但关注点不同。斯特恩将不断加重的不平等视为近期技术改革（包括自动化）造成失业后的效应。他说，上百万个家庭因此有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感，使美国成为了“焦虑感合众国”。

该书的关键论点是，我们在社会中处于英特尔联合创始人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所谓的“战略拐点”。通过“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实现美国梦已经变得不现实，而且经济政策上的修补没法触及问题的核心。我们须重新审视工作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斯特恩认为，如果用无条件基本收入（UBI）满足公民的基本需求，我们就无须为生存而忧虑，而致力于追求幸福，或至少考虑一份薪酬可能不太高，但真正让自己有成就感的工作。实际上，这一想法由来已久，并受到多人推崇。尼克松政府差一点就采纳了该想法，而最近硅谷圈也开始展开相关讨论。

斯特恩聚焦于针对美国国情的解决方案，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著作《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则放眼世界。本书根据200年有效的家庭调查数据，描画出各国之内和各国之间不平等模式的“全景图”。西方的工业革命长期以来都在加深全球不平等，但最近亚洲经济体的迅猛发展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此外，过去25年中，不平等在世界范围内有所减弱，在发达国家中却加重了——美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以上后果由两大作用力导致：各国之间的平均收入和各国内部不平等周期趋同。

我还欣赏他的想象力和探索感悟能力，特别是在最后一章，他列出10大问题，提出假设和建议并描绘了一个充满机会和风险的未来。经济增长依旧重要吗？不平等会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而消失吗？赢者通吃规则会持续存在吗？

阅读完三本书后，有一件事逐渐明朗：尽管将不平等视为一个经济问题确有必要，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应从国家的立场提出并回答以下几个基本问题：规则由谁来设定，反映了什么价值观？什么是公平的做法？我们亏欠彼此什么？之后美国可以据此重塑当前社会。（刘筱薇| 译   齐菁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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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科特（JOHN KOTTER）：我在读什么书

《解释世界：现代科学的发现》（To Explain the World: The Discovery of Modern Science）（哈珀出版社，2015），作者为史蒂文·温伯格（StevenWeinberg）

“我一直都对我们到达现在所处位置的过程感兴趣，因为从中我们可能得知自己将去往哪里。不管你是不是科学家或历史学家，你都不要错过温伯格为读者开启的激动人心的旅程。”

杰夫·库奥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约翰·科特是《我们这里不这么做！：组织的兴衰以及再次兴盛的故事》（That's Not How We Do It Here!: A Story About How Organizations Riseand Fall—and Can Rise Again，Portfolio出版社，2016）一书作者，也是Kotter International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