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20世纪80年代，格雷格·洛加尼斯（GregLouganis）连续两届奥运会独得两个跳水项目金牌，在世界跳水界风光无限。但他人生中更有意义的一次胜利是在数年后，他向外界公开自己是同性恋者，且HIV呈阳性，随后开始呼吁人权。现在他担任美国顶尖跳水运动员的指导员。

HBR：你是如何与跳水这样的个人比赛项目结缘的？

洛加尼斯：这中间有个过程。我一岁半开始学习舞蹈和杂技，3岁登台演出。那时候我有个搭档，我们到6岁才能参加比赛，一比赛就得了好多奖。她去练体操，我也跟着练。我爱上了体操，想进奥运代表队，但当时我居住的圣迭哥郊区一带并没有实力很强的男子体操队。大概8岁的时候，我家后院有了游泳池，我开始在泳池跳板上尝试一些体操动作。我妈妈担心我出意外，就给我报了训练班。一年之后，教练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俱乐部的跳水队。那就是一切的开端了。我喜欢演出，对比赛没兴趣。我并没有完全把自己当作一个比赛选手。比赛的时候你是要打败对手。我更关心的是自己努力能走多远。

那你是怎么走了这么远的？

我很幸运，天生的体格和肌肉结构就适合这项运动，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无论寒暑都勤加练习。我包里总是带着泳裤，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机会上板训练。

你是出了名的善于集中注意力。在心理上，你是如何为比赛做准备的？

我3岁时学会了“形象化”。第一次登台演出前有技术演练和服装彩排，我穿着小小的燕尾服，还有礼帽和手杖，但老师知道，如果让我反复做全套动作的话，晚上就没有精力进行正式演出了。于是她把我带到录音室，放起音乐，告诉我“想象你自己在做动作”。我跟着音乐试了4次，第5次顺畅地想完了全程；然后她打开节拍器，让我再想一遍。我照她说的做了，当天夜里演出的时候一步都没错。后来的舞蹈、体操和跳水，我都沿用这个方法。这就是我做准备的方式。

1988年首尔奥运会，你在跳水预赛中撞伤了头，但随后仍然获得了金牌。这件事情也很出名。当时是怎么过来的？

那样的事故，需要花时间去处理、理解和分析，然后恢复状态。而当时我还有22分钟就要进行下一场跳水比赛。我的教练罗恩·奥布赖恩说：“你不一定要回去比赛。你的比赛纪录非常好。不管你做出怎样的决定，我都完全支持你。”我当场就下意识地回答：“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那么努力才走到这里。我不想不战而退。”于是他说：“你知道，冰球运动员下场缝个30针再回去比赛。你才缝了5针。”我们大笑起来，然后他说：“格雷格，这件事纯属意外，你就当它没发生好了，上赛场去吧。假如你不相信自己，那就相信我，因为我相信你。”所以我回到了赛场上。我没有当场去克服这件事的影响，而是权当它不存在。

现在我们知道，你当时已经是HIV阳性，担心自己的血液感染其他人。这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决定？

我的第一感觉是尴尬，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爬出泳池，紧接着是对自己生气，然后我反应过来：天啊，我的责任呢？假如官方知道我是艾滋病患者，就不会允许我参赛。于是就像我在书里写的那样，我吓瘫了。但我心里想的只有跳水。我只关注这一件事。

奥运会之后，你接的代言很少。Wheaties麦片直到今年才把你的照片印在Legends系列的包装盒上。公司是怎么跟你或者你的发言人说的？

我在本地做了一些代言，没什么大活动。20世纪80年代那一阵芝加哥有个记者问Wheaties为什么没把我印在盒子上，当时Wheaties的答复是“我们觉得他不符合条件”，基本上就是委婉地表示“听说他是个基佬”。可以这么理解。不过也说不清楚。1984年有那么多了不起的奥运会冠军，可是广告商就只围着玛丽·雷顿（Mary Lou Retton）转。对她来说是大好事。我们不会在这种事情上互相竞争。其实就是说不清楚谁会打动广告受众。

现在Wheaties把你的照片印在盒子上了，你有什么感想？

现在这样做，比我全盛期的时候更有意义，因为这代表我整个人都得到了认可。我是个56岁的同性恋，携带HIV，婚姻幸福。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谁能想到会这样？我也查了些资料，发现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在人权方面评分相当高，他们有多元化基金，而且为LGBT群体做了很多事。时代变了。我们进步了这么多。

1988年奥运会之后你就隐退了。你怎么知道那个时机是否合适？

那时候中国跳水运动员已经赶上了我。他们真的很有实力，我勉强保住冠军。奥运会开幕前6个月，我被诊断出HIV阳性，当时我们都觉得必死无疑。我觉得自己活不到30岁，所以那年比赛完就隐退了。

你是如何选择向公众出柜、公开自己HIV阳性的时机的？

1993年的时候我很害怕。我们搞不清楚病情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体重减轻，逐渐衰弱。于是我让伴侣和妈妈给我办个生日聚会，因为感觉要跟大家告别了。随后我去了佛罗里达，用化名住院，接受妥善的治疗。接着我在纽约参演戏剧《杰弗里》（Jeffrey），在剧中扮演达赖厄斯（Darius），这个角色挺起胸膛出柜了。在剧情里他死去了，但他的灵魂回来鼓励主角憎恨艾滋病，而不是怨恨人生。在这整个过程里，我身体健康，可以与人交往，生活无忧，只须专心工作，但我也感到非常的孤独。所以我跟一个朋友说：“我想写本书。”他介绍我认识埃里克·马库斯（Eric Marcus），我们开始合作写书。我原本可以去找在媒体工作的朋友，但我不想只是上个头条。我想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经历过一段虐待型的恋爱关系，得过抑郁症，自杀未遂。我觉得要思考自己的经历，并且与人分享，惟一的途径就是写书。

你为什么只担任指导员，不当教练？

我的教练罗恩也是指导员。他将我们每个人看作个体加以指导。现在的教练很少有那样的了。我看待跳水的方式与教练不同，教练考虑的是力度和姿势，而我看到运动员过于紧张，忘了呼吸，就告诉他们：“调整气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多数时候我关心的是运动员在训练场以外的打算，比如有怎样的职业抱负，2到5年内的打算是什么，是否在积极行动实现自己的目标。我的指导方式更注重整体发展。

你对运动员退役后的职业发展有什么意见？

要有计划，也要耐心。我们习惯了整个生活围着4年一度的奥运会转，总觉得是比赛让我们走在正轨上。但你可以花10年做一个项目，第十一年才看到成果。（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