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2014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3月宣告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领土。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是30年来欧洲第一次重大战略危机的开端，也为商业领袖敲响了警钟。

随着危机显现，英格兰银行调查了企业高管对系统风险的看法，并于同年6月发布了惊人结果：57%的受访者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是其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而2013年只有13%的受访者持此观点。英格兰银行随后发起的所有调查中，地缘政治风险均名列管理上最具挑战性的风险，超过了网络攻击、金融动荡甚至经济衰退。

地缘政治再度成为焦点，最近的“英国脱欧”事件将极大改变未来欧盟局势以及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影响波及至欧洲之外。中国信心倍增，已采取措施宣示中国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在中东，“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ISIL是西方政治家和媒体对该极端武装组织的译名，阿拉伯政治家和媒体则一律使用的英文译名是“ISIS”——编者注），及其宣告成立“哈里发国”（caliphate），对若干国家的领土完整造成威胁。ISIL进驻利比亚，以及其他恐怖组织在西非的活动进一步动摇了那里大面积领土的治理。非洲和拉丁美洲内部的政治局势亦充满变数。

让动荡局势雪上加霜的是，如果世界某地区现状遭遇挑战，美国不一定会进行干预。“世界警察”的角色变得模糊，“邻里监督（neighborhood watch）”计划鲜有成效，民团组织越来越多，许多国家渴望挑战游戏规则——世界很多地区局势动荡，令人不安。企业无法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以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势力能够平衡，或者超级大国对外交援助的承诺不会变卦，因此可以继续维持战略现状。    

新形势下，最成功的跨国公司能够在运营中倚重国际事务专业知识，并能采用我们所描述的“企业外交政策”（corporate foreign policy）。该政策目标有二：通过有效的企业外交，提高公司在海外环境中的运营能力；通过审慎的地缘政治尽职调查，保证其业务在任何地区都能顺利开展。

跨国公司涉及众多不同的环境和行业；然而无论处于何地，成功的企业外交战略都以几大原则为基础。遵循这些原则，就能发掘竞争优势的新源泉。

今日之地缘政治风险

我供职的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位于伦敦，是研究地缘政治的智库。1994年IISS举办过主题为“公司需要外交政策吗？”的高管研讨会，响应者寥寥。当时，公司觉得，将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等相对较新的概念当作全球商业战略的一部分就够了，与外交政策距离尚远。远离政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与政治争端撇清干系，是维护利益和提高声誉的首选方法。但当现在我与高管们对话时，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他们的公司必须采取更有力的外交政策。有三大原因促成了这一转变。        

美国减少干预。近些年来对全球秩序的所有挑战都没有受到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迅速或果断阻挠。诚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元化同盟参与了打击ISIL的军事行动；北约（NATO）在复兴欧洲中起到了作用；美国致力于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但这些事件的进展速度以及美国的迟缓反应，都说明了一点：战略结构调整就发生在眼前，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有策略地生活”。未来的美国总统可能会更有决断力，但无论是美国的决策者还是公众，对国际干预的兴趣都在衰减。世界将变得更加不稳定，因此跨国公司必须重新聚焦地缘政治风险。    

经济制裁增多。公司必须提高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被广泛应用——加强了全球商业和地缘政治间的联系。美国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都将继续保持制裁大国的地位。欧盟也具有相当大的制裁权力。当欧盟和美国联手制裁伊朗时，很多欧洲公司都无法与伊朗进行贸易。美国、欧盟及七国集团（G7）对俄罗斯进行重大经济制裁，限制对俄贸易。其中美国制裁的影响尤为严重，引发美企之外公司的担忧：如果它们继续与美国所制裁国家或实体进行贸易，那么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在美国的生意。公司领袖们与华盛顿、布鲁塞尔乃至其他欧洲国家首都的官员打交道越来越多，向他们咨询制裁政策可能引发的任何意外后果。在可见的未来，这样的咨询将成为国际商务的一大常态。    

成功的企业能敏锐体察制裁环境，及其快速演变的程度。它们也清楚，当双边关系恶化，外交压力还未演变为法律制裁时，如何一如既往地开展业务。例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加拿大政府试图劝说本国公司抵制在圣彼得堡举办的经济论坛。矿业跨国巨头金罗斯黄金（Kinross Gold）扛住了压力，坚称：由于在俄罗斯经营了20年，公司应对股东和俄罗斯本地员工负责，必须参加论坛。尽管缅甸一直处于窘困中，法国油气巨头道达尔（TOTAL）坚持在21世纪头几年在缅甸投资，还坚持给缅甸的邻国泰国供电。国际上的成功取决于商业领袖对外交政策的敏感度——在制裁环境或艰难的外交氛围中，区分判断“有所为，有所不为”。 

南南贸易增加。摆脱了西方世界中介，新兴国家之间的直接贸易日渐增多；再加上高增长市场国内政局动荡，是跨国公司必须更好运用企业外交政策的第三个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正在新市场中寻觅新机会，同时也发现了新对手。这种种关系都需要跨国公司进行深入了解。比如，一家在加纳投资的美国公司不仅要了解美国对加纳的外交政策和加纳国内的政治情况，鉴于中国政府对加纳的商业影响，还要了解中国对加纳的政策。在缅甸投资，公司不仅要了解那里复杂的国内政治，还要了解缅甸与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都在缅甸有重要利益。       

高增长市场的政局不稳会带来很具体的地缘政治挑战。对伊朗的制裁可能取消，但有多少公司对在伊朗投资有信心？除非它们了解伊朗国内所有派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些公司与伊朗政府及安全机构间的联系。在仔细思考最初几步之前，地缘政治尽职调查至关重要。

什么是企业外交政策？

要想在如今世界复杂的地缘政治中游刃有余，公司实际上须“私有化”其外交政策——它们必须内化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手段，为公司所用。对单一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言，外交政策要求国家明确其利益，收集和分析外部情报，在地区和当地找到同盟，并营造出能助长成功的环境。国家须留意自身所处文化环境，在必要时改变其参与方式，同时依旧要遵守道德原则。跨国公司必须同时兼顾上述所有内容，甚至还要做得更多。

如今的公司直接对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声誉负责。极少有公司希望被主要视为某一国家的商业延伸，就像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英帝国治下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那样。公司们也不希望像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那样，在1954年的危地马拉政变中成为美国政府的同谋。这些过往让跨国公司蒙上了不被信任的阴影，在20世纪下半叶，公司们尽全力保持政治中立。

确实，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司试图表明，它们对社会有益，努力展现自己与政治毫无瓜葛。因此它们采取了一系列战略，包括企业社会责任、品牌和名誉风险管理，利益相关方参与以及防御和公关行动，来解决NGO关心的问题，甚至拉拢NGO。这些企业外部活动并没有帮助公司捕捉多少机会，或者有效地保护运营和投资——在面临政变、国家干预、当地寡头行动，当地重要伙伴政治命运变化，或公众对公司的态度发生剧变时尤其受到影响。

到了21世纪，政治成了公司无法逃避的问题，公司也不能继续装作政治中立了，必须面对现实：积极参与政治和外交。如今的企业外交政策有两个要素：地缘政治尽职调查（geopolitical due diligence）和企业外交（corporate diplo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