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午,皮特·沃克喜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驾车绕着田地兜一圈。当然,他完全可以通过农舍的电脑屏幕监控农作物的状况,但他喜欢亲眼看看田里耕过的土壤、抽芽的枝蔓、茂盛的树木和成熟的作物,闻闻它们的味道。他坐在吉普车里,喝着咖啡,看着远处的地平线。2.3万英亩的沃克农场在他面前,在加利福尼亚始终晴朗无云的浅蓝色天空下铺展。
再过一个钟头,皮特的3个姐妹和2个兄弟就会过来,参加定期举行的董事会议。虽然他们4年前一致推选皮特继承年迈的父亲格兰特担任农场CEO,但兄弟姐妹几个都是平等的股东,还有一笔子女可获益的信托财产。会议议程上第一项是今年的地表水分配问题。由于加利福尼亚旱情扩大,今年分配到的地表水又是0。这并不是灾难——农场投资钻井抽取地下水,并采用滴灌合理利用水资源——但这种情况让人失望。之前的3个作物生长季,6000亩地只能休耕,今年春天又要休耕了,皮特感到苦恼。
从小到大,皮特经常跟着父亲,看他在田地里试验能够让庄稼撑过干旱的技术。皮特小的时候农场里种的是棉花、粮食和甜瓜,现在专门种植扁桃树、开心果和番茄这些主要在加利福尼亚生长的作物,利用市场主导地位让消费者承担一部分高昂的灌溉成本。大约10年前,皮特也带头扩大生产,成功扩展向扁桃仁、番茄和冷冻蔬菜加工。沃克农场为加利福尼亚中央山谷地区的3种作物投入了大量资金。
问题在于下一步做什么。在下雨之前一直抽取地下水?目前为止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但皮特想寻找更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沃克农场紧邻一所大型变电站,如果出租一块土地用于放置太阳能板,25年可以得到与种番茄相当的租金回报,而且免去了灌溉的麻烦。有时候皮特的妻子萨莉开玩笑说,应该趁现在地价还算高,把整个农场卖掉,全家搬到西雅图去,就再也不会抱怨缺乏雨水了。
另一个选项是种植有机作物。有机作物需要的水分不比其他作物少,但利润要高得多。有机番茄酱一磅售价为75至80美分,普通番茄酱则不到40美分。有机作物认证要求是土地3年不施农药,沃克农场的6000亩土地休耕3年,已经达到标准。冷冻蔬菜栽培的负责人正在劝说皮特迈出这一步。
皮特把车开进农舍的停车道,弟弟萨姆从厨房门口向他挥手。
皮特看看手表,喊道:“你来早了!”
“我知道,”萨姆笑嘻嘻地喊回来,“但我能吃到3顿妈妈做的大餐。”
沃克农场的董事会议总是合家团聚的日子。兄弟姐妹几个人的伴侣和孩子都会过来在农场帮忙,在田地里吃三明治,晚上再露天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这种日子里,皮特一开始总是很紧张,农场业务要养活全家三代人,他要处理分歧,要做出艰难的抉择,但一天结束时他就能放松下来。农场和家人是父亲的赠礼。他要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会议
“又是0?不可能。他们怎么能这样?今年的降雨量明明提升了一点。”
“事实就是这样,比尔。”皮特对哥哥说,“我不能跟那些官员争。”中央山谷工程的水资源分配给哪里、分配多少,是由政府机构决定的。中央山谷工程是一套斥资数十亿美元的水坝、水库、运河和输水管体系,解决该地区在少雨期间的用水问题。保持河流中有活水流动,保护濒危鱼类的栖息地,在法律上比给农场分配用水更优先。
“我们需不需要调水过来?”比尔问。加利福尼亚有一套刚刚起步的系统,可以让农场主从降雨较多的地区获得“额外”水资源,但性价比非常低。前一年的水价已经涨到了每英亩英尺800美元,今年只会更高。沃克农场抽取地下水的成本是每英亩英尺200美元,如果能得到地表水分配,那么成本更低。
“调水的成本还是太高。”皮特说,“用地下水比较好,如果有必要就继续休耕。我们的水足够撑过去。”
“但我们不能永远这样下去。”比尔说,“政府不给我们应得的地表水,这还要多久?”沃克农场从2006年之后就没有100%得到应得的地表水份额了。
大姐玛丽高声说:“以前我就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这是因为气候变化,我们必须接受这种新常态。”
“你讲这种民间科学可别让妈妈听见。”妹妹伊莎贝尔开了个玩笑。几年前,她和玛丽尝试给父母看《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妈妈却咕哝着“该死的自由派”走出了房间。
兄弟姐妹几人政治观点各异,但都认同全球气温上升,气候变得更加不稳定。接下来几十年里农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现在犹未可知。有人觉得这样的气候会让农场蒙受损失,还有人觉得会有好年景来平衡目前的损失。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打更多的井。”比尔说,“别人都这么做。如果再打10口井,我们就不用休耕了。我们有水可以用,就在地下。”
“但井水不如地表水,井水中的盐分最终会让我们的树木死掉。”玛丽说,“而且地下水抽取过多会导致土地塌陷。州政府正在说要监管钻井呢。”
“那就更应该现在赶快打井啦。”比尔反驳道。
“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玛丽坚持说,“长期来看,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水资源交易市场,就像以色列和澳大利亚那种。我们种庄稼需要的其他东西,政府都是放任供给需求来决定资源流动。但水不是这样的。水不会自行流动到需求最大的地方,最高效地投入使用,我真是痛心。有人可以得到便宜的水资源,甚至免费的水,却没有动力把水卖给更需要的人。加利福尼亚只有1%的水资源在交易,1%啊!”
“我们真的要把整个农场赌在一种渐渐减少的资源上吗?”伊莎贝尔问,“地价这么高。如果我们今年也没办法耕种,为什么不把这么大的土地卖掉,让别人去考虑干旱问题呢?等等,皮特,你不是有一份太阳能的提案要给我们看吗?”
皮特点点头,拿出相关文件,其中有一本宣传小册子,印着连成一片的太阳能镜面板。
“哇,好丑啊。”萨姆说。
“当然不如扁桃树好看。”皮特说。
“就太阳能板而言是好看的。”伊莎贝尔说,“线条流畅、现代和先进。”
皮特介绍了土地出租的计划和预期回报。他的姐妹简点头说:“能赚得跟种番茄一样多?这笔生意挺划算的。”
“可是我们要放弃耕种这块土地25年。”比尔说,“简直疯了。”
“这25年里我们的水可能连种10000亩地都不够。”简反驳道,“把这块地租出去保证固定收入似乎是个不错的办法。我们甚至还有可能扩大规模。”
整个农场布满太阳能板,而不是农作物。皮特无法想象这样的画面。“我们还应该讨论一下有机作物。”他说。
“的确该说说这个。”萨姆说。他拿到农学学位之后就在全食公司实习,一直跟皮特说有机作物定价能力高。“如果今年想把休耕的6000亩地用起来,或许可以试试有机作物。田地放了3年,很干净了,这部分开支我们已经省下了。当然种植过程中我们还是必须动用地下水储备,但有机产品溢价很高,可以少种一点,多卖些钱。”
比尔插嘴说:“之前我们谈过这个,皮特。真的要赶这个时髦吗?业内都知道,有机作物是骗局,没有实证证明有机产品比普通产品更有益健康。消费者早晚会明白这一点。”
“我可以介绍你认识一些持不同观点的聪明人,还有几百万顾客。”萨姆说,“这个品类在飞快增长。即使他们是错的,但他们要花这个钱,我们干嘛不赚?”
“我们不能一直追求高利润作物来平衡昂贵的灌溉成本。”简说,“总归要解决根本问题。皮特,你跟政府官员说过吗?”
“说真的,跟政府打交道太麻烦了。”皮特说,“跟他们交流得赔上我所有的工作时间。我要专心经营农场。”
大家都严肃地点头。“那么你是怎么想的,皮特?”比尔说,“我们总是在讨论这些东西,交换意见。但你是真正的专家,我们信赖你。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要考虑一下。还有几件别的事情要说。孩子们应该也快来了。我不希望宴会因为我而推迟。”
野餐
皮特照看着7个男孩——他的儿子和侄子们——围着一辆大型拖拉机爬上爬下。他的母亲海伦监督厨房做好了大餐:烤牛排、鸡肉和蔬菜,土豆沙拉,甜点是草莓松饼。再过不久,大家就会各自返回山景城、蒙特雷或文图拉的家中。住在农场的只有皮特一家和他的父母。
父亲慢吞吞地走过来。“董事会议怎么样?”他问。
“很顺利。可是我们很希望你能参加。你应该来的。”
“不,我退休的时候就向你母亲和我自己许诺,不再干涉你们了。如果你们需要建议,可以来找我。”
“我还是不相信,没有分配给我们地表水。”皮特说。
“事实就是这样。”格兰特回答。
“但我不想让这么大一块地继续休耕了。”
“我也不会。太浪费了。”
“我们可以尝试有机作物。”皮特说。
格兰特皱起了眉头。
“或者考虑把一部分地皮出租给旁边的太阳能电力公司。”
格兰特又皱起眉,说:“这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们可以种更多的扁桃仁或者开心果,只要打更多的井。如果不打井又想耕种,就需要一种高利润作物,或者不需要那么多水的作物。”
“问题就是水。”格兰特说,“你小的时候还没有这么旱。”
“我记得。”
“所以你的工作比我更艰难,儿子。但我知道你能做到。看看那些漂亮的扁桃树!加利福尼亚仍然是世界上最适合农场主生活的地方。”(蒋荟蓉 | 译 廖琦菁 | 校 时青靖 | 编辑)
皮特的6000亩地
应该如何处理?
评论见下页
案例研究教学笔记
福雷斯特·莱因哈特在哈佛商学院高管教育农业综合企业研讨会上讲解了本文原型案例。
为什么看重这个案例?
这是个非常好的故事。这个案例的主人公原型是Woolf Farming and Processing农场的斯图尔特·伍尔夫(StuartWoolf),他给了我们很大的权限和绝好的洞见。这其实是哈佛商学院第二个关于他的农场的案例了。
学生作何反应?
他们喜欢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他们想设法让皮特继续耕种。最后讨论转向了如何开创水资源买卖的有效市场,让水发挥最大价值。
想让学生学到什么?
我们需要更有效分配资源,这意味着更多地利用市场,减少政府的指挥控制。允许农场主为水资源而竞争,不一定会有争议。你说什么东西稀缺,下一个问题就应该是“要花多少钱?”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现公司领导者的现实困境,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伍尔夫农场与加利福尼亚水资源危机”(案例编号
716038-PDFENG),作者是福雷斯特·莱因哈特、戴维·贝尔(DavidE. Bell)、纳塔莉·金德里德(Natalie Kindred)、玛丽·谢尔曼(Mary Shelman)和劳拉·温妮格(Laura Winig),原文见HB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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