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克利夫(Sarah Cliffe)与艾尔建前CEO大卫·普约特(David Pyott)的对话
大卫·普约特 照片由克劳迪娅·卢西亚(CLAUDIA LUCIA)拍摄
大卫·普约特担任艾尔建CEO近17年之久,直到2014年4月,瓦伦特制药和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对艾尔建发起恶意收购(详见前文《公司领导层的根本性错误》)。他在收购讨论期间是公司的唯一代表,而对方不断发起恶意投标,公司不堪其扰,最后在董事会的支持下,普约特与对方协商确定,艾尔建由阿特维斯(Actavis,该公司的商业模式与艾尔建类似,都是增长导向型)收购。
HBR:你可以描述一下,艾尔建在遭遇恶意投标之前那几年的发展轨迹吗?
普约特:我1998年加入艾尔建,成为第三任CEO,也是第一个接任这一职位的“外来者”。从那以后,我们经历了大幅增长。我加入时公司进行了重组,2008年经济衰退时又重组了一次。实行这些精简措施后,我们有更多能力将每股利润提升回并维持在大概中两位数的位置。
你的投资者关系一定经营得特别好。
的确如此。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基本上都能完成指标,17年来一直如此。我们还赢得了《投资者关系》杂志颁发的各种奖项。你不能经营公司的时候总想着得奖,但能被认可,感觉还不错。
约瑟夫·鲍尔和林恩·潘恩在文章里描述了公司疲于应对投资者对短期高回报的要求。你似乎能够处理得很好——直到瓦伦特出现之前。你怎么做的?
买方和卖方的投资者就像客户群。你应倾听他们的话语并尽可能给他们回复。但记住:他们可以随便提要求。如果他们说“我们想要更多”,你就要回敬说“我们只能给你这个承诺。如果你知道更好的投资热点,那就请便。”反正我这个人非常顽固。
请允许我问一个“天真”的问题:艾尔建正变得日益强大,为什么要让瓦伦特和潘兴广场收购、拆分你们呢?我明白,他们可以赚到大钱,但从长期看,促进持续增长不是会赚到更多钱吗?
商业模式不同吧。瓦伦特是靠收购起家的公司,对有机增长不感兴趣。瓦伦特CEO迈克尔·皮尔逊青睐我们的资产——他必须持续给他的“野兽”喂食。如果停止购买新资产,他正在剥夺被收购公司全部资产的真相就会浮出水面。
皮尔逊不能凭一人之力完成收购——他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很难看了,因此他找到阿克曼并获得协助——潘兴广场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收购了我们9.7%的股份。这是为组成“狼群”使出的一招。一旦对冲基金和套利者占绝对优势,你就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
我依旧认为,我们会继续强势发展,还希望说服有长期主义倾向的股东买新股,稀释对冲基金的股份。但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出击。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有些还很充足。这次收购对我来说是个教训。
你一定很失望。
是的,太痛苦了。他们这些人中还有人现在对我说:“我们想念过去的艾尔建。我们正在寻找高增长、极具创新力的股票,但还没找到。”我只是回答:“我打心底里同意你说的话。”
还有一件事让我又惊讶,又失望:我不能说服认同我们所做的事、明白我们为什么不接受投标(报价严重低估公司价值)的人和媒体对话。有些人说,他们本来要去找媒体沟通,但公司高层不允许。而报道企业并购的记者又不太了解这些公司。报道制药界新闻的记者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但一旦公司开始行动,他们就袖手旁观了。所以这次收购报道比我们想象中更“一边倒”。
向维权投资者靠拢的趋势最终会被市场遏止吗?
维权主义和恶意干预受超低利率驱动,在银行(愿意接受极高杠杆比率)助攻下愈演愈烈。投资者关注点最近回归到传统的管理层经营课题。但我认为,投资风向变化很快。我上商学院的时候从没想到现在是这种情况。
你同意鲍尔和潘恩所讲,董事会和CEO须少关注股东价值,多关注公司的健康发展吗?
从社会角度看的话,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看到的很多动乱都源于这样一个观点:富有、有权势的人正从社会变动中攫取不合比例的超高利益。很多公司认为,自身形象应有所改善,不仅要对股东更友好,对员工和社会也如此。放大目标,不只关注赚钱,是你营造友好形象、创造强大企业文化的必要手段。
我不认为,优秀业绩与公司目标相抵触——两者并不矛盾。我的经验告诉我,公司要想取得突出业绩,就必须有目标。对员工来说,金钱固然重要,但重要程度有限——他们希望自己在做一些改善人们生活的事情。我还发现,如果管理层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员工也会欣然支持。我过去常常拿节水节能和垃圾回收的事和员工开玩笑,跟他们说:“我是苏格兰人,好吗?我不喜欢垃圾,而且回收垃圾能给公司省钱。”这对员工是种正面影响。
这种目标感在你处理收购事件时有什么帮助吗?
当然。那一年,我把日常经营工作都交给了总裁道格·英格拉姆(Doug Ingram),后来公司总收入增长17%,超过了10亿美元,是我们62年历史上经营业绩最好的一年。我记得一位研发团队领导者在停车场找到我聊天,说:“你还好吗?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我回答他说:“只要把你的工作做到最好就行了,别因为媒体上的垃圾文章而分心。”艾尔建在全球各地的员工都超越了自己,因为他们信任公司。
在哪些方面改进政府管制,可以让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获得更好的结果?
我最赞同的改进措施是改变税率。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35%的税率太高了。如果我们将税率降到20%,就会看到美国投资和就业惊人的增长。高税率意味着我们抵抗收购的能力偏低——收购有税收倒置(tax inversion,企业通过改变注册地来避税的手段——译者注)的优势,所以发生频率较高。我们缴税26%,而总部在加拿大的瓦伦特缴税3%。我认为,政府可以在不考虑收入因素的情况下,调整资本利得税,鼓励股东继续持有股票。
换个话题:如果公司想重新定位,追求长期增长,需要做点什么呢?
我认为CEO很难改变自己的定位。有些能,但多数做不到。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你需要一位新领导者——你必须赢得董事会的支持,因为你不仅在改变战略,还在改变数据。你必须有据可依,比如“在接下来的3年中,我们不能让每股利润增长10%,只能保证5%的增长,同时我们要投资于未来。前3年内我们看不到回报,所以你们要有耐心。”你一定要把观点阐述清楚。
之后包括董事会、投资者、实验室技术员和销售人员在内的人都会监督你,确定你是不是认真的。你要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来应对这一切。成功并非不可能,不过极其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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