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问答环节：杰森·福尔曼

前白宫经济顾问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提供了他对公司不平等的看法。

现在商业世界的竞争比几十年前更激烈——这个观点对高管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技术降低了进入壁垒，全球贸易让公司和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展开对决，10亿美元级“独角兽”初创公司的名单每天都在变长。但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杰森·福尔曼认为，经济的问题不是竞争太激烈，而是竞争不够激烈。他和彼得·奥斯扎格（Peter Orszag）于2015年发表的论文指出，竞争强度在下降，导致小部分在位企业的垄断权力越来越大。这意味着“租金”（rent，超额利润的经济学术语，指公司在竞争激烈市场中超过正常应得收益的利润）也会更高。

《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副主编沃尔特·弗里克请现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福尔曼解释，现在经济竞争强度减弱的原因，以及这一现象与公司及个人之间不平等加剧问题的关联。以下是本次对话节选。

HBR：你会先从哪个方面解释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挑战？能简要概括一下吗？

福尔曼：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占比翻了一倍多。在整个收入分配体系中，各群体之间的收入越来越不平等——不管是在最富有的1%人口和其余99%人口之间，收入前90%的人口和前50%的人口之间，还是前50%的人口和前10%的人口之间。我常常说，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太大了，所以还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而各派解释都有助于说明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去几年间，我一直在呼吁人们思考：除了既有解释外，还有其他导致竞争强度减弱的因素吗？

你为什么认为竞争强度减弱了？

我看到微观和宏观经济两方面的证据。从微观的层面看，如今多数行业内的市场主体都比以前少。你就想想现在医院、手机服务提供商或啤酒公司的情况吧。纵观整个经济，你看到的都是大型公司、老牌公司，而且在任何行业中公司的数量都减少了。国际贸易的增长能起到平衡作用，但仅限于可贸易部门。我们的经济大部分都属于不可贸易部门，所以对大部分经济而言，国际贸易算不上一个影响因素。

从宏观的层面看，公司的资本收益率持平或有所提升，但债券收益保证率急剧下滑。如果竞争真的很激烈，你就不会看到投资资本回报率提高。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国民收入中，资本所占比例上升，工资却没有提升，也就是说收入提高的群体是投资者。竞争强度急剧减弱的行业，收入两极分化最严重。

与此同时，劳动力流动性降低，新公司创建和企业倒闭的速度放缓，不同公司所得回报的差异明显变大。这些都说明，有的公司运营良好，有的则不尽如人意。

竞争缺失如何造成收入不平等？

工资并非严格按照供需关系决定，制度安排和议价能力也是决定因素。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员工的议价能力也提升了。如果你居住的城镇只有4家医院，而你是其中一家医院的护士，那么你能以辞职、跳槽到另一家医院为借口，威胁所在医院给你涨工资。如果只有一家医院，要求加薪就困难多了。

尼古拉斯·布鲁姆在为这个项目写的专题文章中指出，公司之间产生薪酬差距的主要原因是，高技能员工都聚集在高薪公司。这个观点合理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行业之间也存在工资级差——说明拥有同样学历和技能的两名工人有时薪酬也不同。用谷歌埃里克·施密特的话说就是，坐上了火箭的幸运儿将得到比其他人高得多的薪酬。所以你去哪家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赚多少钱。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竞争强度越小，不同公司之间的收益差距就越大，为成功公司工作的人和为相对不成功公司工作的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也越大。

公司发展壮大的原因有很多：公司可能生产率极高，或得益于强大的网络效应或高进入壁垒，又或得到某种排他性行为或市场势力的助攻。我之所以特别担心竞争强度减弱，是因为过去几十年中生产率增长幅度太小。促进生产率增长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淘汰生产率偏低的公司，让高生产率公司蓬勃发展并获得成功——这一过程似乎放缓了，也不像之前那样有效。

你希望政策制定者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不平等？公司要扮演什么角色呢？

有一点我很肯定：公共政策有义务设定最低工资。事实证明，给员工更多薪酬，员工的生产率会提高，而且公司人员流动率会下降。问题在于，如果你将工资强制提高3美元，生产率可能只提高2.75美元/小时；如果是这样的话，公司应该理智地选择不加薪。但由于生产率提高后，抵消了大部分成本，所以剩下的25美分成本可能相对容易控制一些，而且生产率提高后带来的社会效益很可能超过这部分成本。我不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但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若公司给员工更好的待遇，自己也会获利。我认为，很多公司在这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但政策制定者肯定也要下很大工夫改善员工待遇。

有些租金，或者说超额利润不可避免，所以我们希望确保其分配更合理。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或壮大工会来实现这一点。对于因集中度提高和垄断权力扩大而产生的租金，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反垄断执法工作来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的法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过去几十年对反垄断法的思考和执行方式。以前如果行业中6家企业合并为5家，我们都会仔细审查，但现在我们基本看都不看，就不假思索地赞成合并。

其他政策因素也会有一定影响。对从业资格证的要求让员工很难更换工作。土地用途管制导致某些地点的居住成本偏高。知识产权管理规定越来越严格，而且这些规定用意明确，都旨在降低竞争强度。

我认为，我们为了自己，也要落实以上解决方案，特别是那些有可能提高生产率，同时减少不平等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