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在一座低矮的办公楼内，孙坚（音译）执意请我们喝茶。这座办公楼位于孙坚在尼日利亚西南部开办的大型陶瓷工厂中。孙坚刚从中国带回一批顶级茶叶，他想以中国的传统待客之道，与我们一起品尝。

孙坚来自中国东南部的中型城市温州。温州是中国陶瓷的发源地之一。约4000年前，青瓷在这里诞生。在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的生活非常艰难。小学毕业后，孙坚就开始辍学打工。1978年，毛泽东逝世两年后，温州成为中国第一个可以开办私营企业的城市。孙坚辗转多个皮革加工厂打工，最后终于攒够了钱，开办了自己的皮革制造厂。到2008年前后，生产成本以惊人的速度上涨，孙坚意识到工厂必须搬出中国了。一位朋友建议他去尼日利亚试试。

孙坚到尼日利亚考察了5天，他告诉我：“这里有很多穷人，直接找我讨钱。但我后来认识到，这里也有一些有钱人；尽管我在这里做生意会很难，但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回到中国后，他给海关的熟人打电话，询问出口尼日利亚的货物中，最有份量、最贵且数量巨大的货品是什么？答案是陶瓷。

仅仅经过这一次考察，孙坚就决定在尼日利亚投资约4000万美元，建起一家瓷砖厂。这家工厂雇用了1100名左右的工人，其中1000名为当地人，工厂生产全年无休。尼日利亚的电力不稳定且十分昂贵，但孙坚工厂的生意很不错。尼日利亚相对缺少竞争且需求旺盛，工厂的利润率能达7%，而在中国只有5%。一般来说，制造业的利润都很薄，2%的增加有着本质区别。

孙坚的故事不是个例。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非洲制造业的投资项目，已由2000年的仅2例，上升到每年150余例。而真实的数据可能是这一数字的2-3倍：研究该议题的学者做实地调查时，常常会遇到一些未被收录在官方统计中的中国企业。

这些公司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中国企业冶炼的钢铁助力当地的基础建设热潮。在小国莱索托，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企业生产了大量的柯尔（Kohl's）瑜伽裤，李维斯牛仔裤与锐步运动服，这些商品直接销往美国的大型购物商场。这些企业使服装业成为莱索托最大的经济产业。在埃塞俄比亚，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取消了其建厂计划，而中国的人福医药公司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附近，开工建设价值2000万美元的生产基地。公司董事会业已批准了在该国医疗领域总量为1亿美元的投资。

过去几年间，我在非洲6个国家与近50位中国制造业企业家有过交流。这些企业家给数百万非洲人提供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培养了一代非洲企业家，并且鼓励非洲的许多机构支持有活力的制造业集群，他们用投资改造了非洲的社会经济。在下文中，我会详细描述他们的做法。当然，这些企业家也并非圣人，贿赂、工作环境恶劣、有争议的环境保护等问题普遍存在。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商来到了非洲——与开发自然资源或提供服务业不同的是，制造业有转向工业化的可能性。因此，非洲的工业革命不再是一个新奇的概念。

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储备

中国企业家正被推入或拉进非洲。被推入的原因是，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优势面临结构性压力：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劳动力储备减少，因此造成沿海制造业中心的劳动力短缺。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也大幅上涨：自2001年起，制造业的时薪每年增长12%。而从2004年到2014年，经过生产率计算调整后的制造业薪资增长了近三倍。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中国即将摆脱低技能制造业……这将会释放近1亿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足以使低收入国家制造业的工作数量翻两番。”以美国为例，美国制造业在1978年达到顶峰水平时，只有2000万人在工厂工作；现在，有5倍于这个数量的工作将从一个国家——中国迁出。

同时，非洲正处于人口爆发的早期阶段。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达到20亿，拥有世界最多的劳动力储备（到那时，东南亚的人口将只有8亿）。然而，非洲国家目前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失业率。尼日利亚的官方失业率为12.1%，但政府承认还有19.1%“未充分就业”人口。年轻人的就业情况更糟，青年失业率为42.2%。正因如此，非洲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

从企业投资者角度看，尽管非洲在许多方面仍然具有挑战性，但它的一项优势是可能有着最多样的市场类型。尼日利亚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利润率高，各类消费品的竞争相对小。如莱索托出口美国市场的货物享受无关税政策，它还邻近南非优秀的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能够为美国客户运送时效性要求高的时装。埃塞俄比亚除了拥有颇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和廉价劳动力外，还靠近利润丰厚的中东市场。换句话说，非洲可以为制造业的任何商业模式提供有吸引力的区位优势。

需求方面也有好转的趋向。非洲各国政府已经决定逐步整合各区域市场，这将降低成本，并为市场新进入者提供更多机会。2015年，非洲有一半的国家加入了三合一自贸区（Tripartite Free Trade Area）。该自贸区有6亿人口，将成为世界第13大经济体。有6个东非国家跨出了更大一步：它们达成关税同盟以促进贸易，协调监管制度以降低企业经营的难度，并推出了单次访问签证以促进人们跨境交流。

下文将详细叙述中国私营企业投资对非洲的影响。

对未来的承诺

在非洲，街头标语和当地报纸都表达出一种中国企业不雇用非洲人的观点。但所有严谨的研究都揭示出恰恰相反的结论：中国工厂雇用的主要是当地人。对近期统计资料的分析显示，所有中国企业雇用当地工人的比例均高于78%，而在那些拥有数千名员工的公司中，这一数字超过99%。我自己在尼日利亚进行的小规模实地调查显示：中国厂商雇佣的工人中，有85%是当地人。肯尼亚的一项大规模中文调查显示，中国制造和建筑公司90%的员工都是当地人；并且，随着中国企业在肯尼亚经营时间的推移，本地雇员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Ahmed Ibrahim）是这一切的亲历者。当我在尼日利亚访问时，他带我参观了他所在的纸箱厂，我发现他了解制作硬纸板的一切：每个纸浆供应商的特点、从货车上卸下原材料的工序、每个设备的来龙去脉、最新顾客的订单状态、以及修理胶印机的技巧。易卜拉欣还知道每位工人的名字。他的老板是中国人，也是这家工厂的所有者，但显然管事的是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从最底层做起。与许多尼日利亚年轻人一样，中学毕业后，易卜拉欣靠打零工生存。他在靠近尼日尔共和国边境的地方长大，所以会说法语。他发现，从邻国贝宁的黎巴嫩汽车经销商手中买车，尼日利亚人可以享受贝宁更低的进口车关税。而这些黎巴嫩人说法语。2009年，易卜拉欣成为中国商人王军雄（音译）的司机。那时王军雄刚到尼日利亚，希望在这里开启一番事业。易卜拉欣很快变为王军雄在当地的全方位助手。

他们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王军雄为新公司买车的时候。王军雄希望能像当地人一样从贝宁买车，从而避开高关税。这件事必须由易卜拉欣来完成，因为王军雄不会说法语。但买车的钱不是小数，易卜拉欣能信得过吗？王军雄手下的中国管理人员有些担心。最后，在做决定的瞬间，王军雄盯着易卜拉欣，然后把现金全款给了他。易卜拉欣走后，王军雄的员工怀疑地摇摇头，觉得这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见易卜拉欣和这笔钱了。

令他们惊讶的是，易卜拉欣把车买了回来，还有找回的零钱。但他还是充满歉意，因为他用了一些零钱给自己买了一双“漂亮到无法抗拒的鞋。”他坚持要从自己下个月薪水中扣除。从那天起，易卜拉欣成为王军雄的得力助手。

很快，他就负责了工厂的日常业务。王军雄非常喜欢易卜拉欣，有一天，王军雄来到工厂，主动给了易卜拉欣职位为“经理”的名片。这让同样拥有经理头衔的那名中国员工感觉受到侮辱。易卜拉欣不想破坏原本和平的气氛（并且他意识到，无论如何自己都拥有实权），就默默地收起了名片。

毫无疑问，这份工作改变了易卜拉欣的生活。他所在的部落，男人需要积蓄一定数额的钱才能结婚；因此获得这份工作前，易卜拉欣不得不保持单身。现在，他有两个妻子（部落接受一夫多妻制），这更巩固了他有钱人的身份。而且，他作为工厂实际上的经理，把自己弟弟以赛玛利（Ishmael）带入了这个行业。以赛玛利很快就熟悉了业务，当易卜拉欣为王军雄处理其他事务时，以赛玛利能自己管理工厂。我在工厂里参观时，易卜拉欣用豪萨语与工人交谈；豪萨语是尼日利亚北部使用的语言，工厂所在的西南部很少使用——但工人们并不是来自工厂附近的地区，易卜拉欣把自己家乡的人都安排到工厂工作了。

未来从中国工厂迁出的工作，能够为1亿个聪明但未获充分就业、未受充分教育的年轻人提供机会，使他们从非正规、不稳定的工作转向与全球经济接轨的高生产率的正式工作。而这将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非洲的新一代

随着从事制造业的经验日益增加，许多非洲人都自己当了老板。这种企业所有权的本地化，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制造业的行业属性：制造业总是会不断缩短供应链以降低成本，增加灵活性。只要是在工厂聚集的地方，本地供应商就会迅速成长并扩大规模。国家政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本土制造商在政府招投标中有优势，国家级发展银行经常只为本地企业融资，这也鼓励了当地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此外，外国投资者往往看重本地人拥有的知识，寻求值得信赖的当地伙伴，中国人也不例外。

认识一下来自亚的斯亚贝巴的扎夫·格布雷萨迪克（Zaf Gebretsadik）。20世纪80年代初，格布雷萨迪克从药剂学院毕业后，在一家公立医院担任药剂师。20世纪80年代中期，干旱和饥荒使埃塞俄比亚在国际上名声很差。格布雷萨迪克加入了一个救济组织后转为研究农药。

1992年，她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埃塞俄比亚以农业为经济支柱，作为农业研究员的格布雷萨迪克，发现了本国市场中人和动物对于药品的需求，这让她看到了药品销售的商机。埃塞俄比亚生产的药品非常少，她决定采取进口的方式。她去了中国、法国和瑞士使馆，敲了使馆大门，只有中国人回应了。在中国经济领事馆的帮助下，格布雷萨迪克成功地与多家中国药品制造商取得了联系，并且成为它们在埃塞俄比亚市场的官方代理。不到两年，她就从埃塞俄比亚政府获得了大量医药用品合同。

几年后，格布雷萨迪克代理的一家中国药厂联系了她，提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建议：成立一家制造胶囊外壳的合资公司。

格布雷萨迪克马上表示同意。她把自己所有赚到的钱都作为资本金，换取了非洲中埃合资公司30%的股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她参股的这家公司成为第一家，也是唯一的胶囊壳制造商。她的两位中国合作伙伴：一位擅长发展中国家的药品销售，另一位擅长胶囊壳制造技术。对于他们来说，格布雷萨迪克是完美的补充，因为她既拥有埃塞俄比亚市场的专业知识，又了解政府机构。工厂很快建成投入运行，并且迅速赢利。工厂的胶囊日产量由最初的200万粒增加到了600万粒，并且计划提高到1100万粒。埃塞俄比亚出口的绝大多数药品的胶囊外壳都由这家工厂生产，产品销往非洲各国和中东地区。

目前，格布雷萨迪克全部或部分拥有三家公司，共雇佣了300名员工。她与其他非洲企业家所做的，正如在中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同行一样：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为制造业大亨。格布雷萨迪克的发家史与孙坚的相似，如今中国制造业的很多老板最初也是通过为外国投资者服务，与他们合作，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20年前，格布雷萨迪克决定把所有积蓄投入生产车间时，并没有仔细考虑过商业回报。当时她是从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很少、以销售和市场为主的业务类型转向重资产的制造业，她的决定并非基于经济学或商业计划。她告诉我：“我那时不确定是否能赚钱，但我从1992年就认识这些人了，我很信任他们，他们就像是我的家人。”

从好生意到好体制

中国在非洲的企业，往往被指责破坏了非洲大陆的体制完整性。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支持这些指责，她把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描述为“新殖民主义。”2011年，希拉里在赞比亚接受电视采访，当被问及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不断加大时，她回答说：“当人们到非洲投资时，我们希望他们好好经营，也做些好事。我们不希望他们破坏非洲的善政。”

前文提到过，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活动并非毫无瑕疵。不过，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企业都在积极帮助非洲培养建立良好制度的能力。这些投资者与当地政府反复交流，共同进行制度创新——这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时的做法一样。当时的这些做法，把中国从不存在市场机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齐林（音译）很了解这套方法如何运行。他原来是中国东北一个小镇上的理发师，后来开了一家不太成功的服装店。在齐林成长的过程中，经常听祖父讲非洲的各种故事。新中国成立后，齐林的祖父曾作为医疗救助队的一员，被中国政府派往索马里。齐林很想去非洲看一看，所以，他尽力申请到了一家中国重型设备公司在肯尼亚的工作岗位。现在，他像当地出租车司机一样，熟知内罗比的大街小巷。而且，他打招呼时用到的肯尼亚部落语言，比大部分当地人知道的词都多。

来到肯尼亚后，齐林的日常工作是销售车床和铣床，这些都是工厂制造专用零件时使用的大型台式设备。但他很快遇到了问题：在肯尼亚，没人知道如何操作这些先进设备。肯尼亚的职业技术教育至少落后了一代。

能否在肯尼亚全国范围内重新打造职业教育？这一愿景非常宏大，但齐林所在的公司选择了迎难而上。他们与肯尼亚教育部和国家青年服务中心合作，由这两个政府部门开展大部分职业培训项目。公司供给职业培训中心最新的设备，并大幅调低了价格。齐林花费两年时间为10所培训中心安装了机器，开车跑遍肯尼亚各地，检查电力线路并与校长们交流。他以为一旦设备到位，问题就解决了。但培训中心的机器只是摆设，几乎没有人用。

有一天，当齐林与肯尼亚教育部官员贝纳德·伊萨拉布（Benard Shikoli Isalambo）准备去下一所职业学校访问时，伊萨拉布忽然有了一个新想法。他说：“你已经给了我们大型设备，我们却没有利用好；如果我们办一场职业技能大赛，将帮助学生建立信心。”回到内罗比后，他们共同写了一个提案，然后齐林通过一些个人关系使提案获得了批准。这个提案最后变成了2014年启动的非洲职业技能挑战大赛（ATC）。肯尼亚全国各地的学生齐聚一堂，进行强化训练和工业机械技能比赛。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的一部分，齐林的公司每年在该比赛上投资50万美元。

但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当然没有。“我们举办ATC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讲师比学生还差！”伊萨拉布说。但是齐林具有不可阻挡的乐观精神和解决问题的强大技能，他再一次用迎难而上。他召集了一个由NGO工作人员及顾问组成的团队，该团队与他所在的公司及肯尼亚政府共同建立了一个教师培训中心（我在读研究生的一个夏季加入了这一项目）。经过两年的推动和游说，中非工业技能提升中心于2016年7月正式成立。

中国企业正在耐心地帮助非洲国家建立新的体制结构，齐林的故事只是此类诸多案例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中国的政府机构和其他机构也在完善的过程中，所以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正在改进的不成熟机构并不会让他们担心。这些中国企业家能够随时调整——与不同的合作伙伴对接，并根据情况变化改变计划。他们对非洲同行保持开放的态度。他们非常客观地看待现实，但也一直保持乐观；他们没有等待条件成熟，而是立即开始行动。正是通过这些行动，他们改变了环境。

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术语进行概括：自助式发展（bootstrapping development）。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社科学者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的描述，其含义为通过不断学习以适应市场情况，不完善的机构也能产出良好结果。这种对机构动态的、积极的观点，强调的是机构未来的可能性，而非现状。正如萨贝尔在其文章中所写：“如果增长型机构是通过‘自助式发展’建立的，它的每个行动都将引发下一步。这样的机构既代表发展的结果，也代表发展的开始。”

当然，这些都是成功的故事，也有许多不太成功，甚至完全失败的案例。当中国企业与非洲机构合作时，倾向于接受现状，而非提出更高要求，这也许会人为地助长当地政府无能或不负责任的行为，从而会固化现状而非改变现状。但是种种机构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完全成形，它们必须通过为相关事物服务而存在下去。所以公司必须愿意与机构接触，给它们改进的机会。

世界银行的斯蒂芬·纳克（Stephen Knack）与斯坦福商学院的尼古拉斯·尤班克（Nicholas Eubank）研究了替代方案——通过西方捐助系统绕过当地机构。他们发现，“当捐赠者通过独立的系统管理援助项目时，那些国家系统……被破坏了。”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独立的捐赠系统把有价值的人才吸引走了：“当捐赠者绕过国家机构开展行动时，他们往往‘挖来’最优秀的政府官员。”从这个角度来看，与起步时就要求完美的战略相比，自助式发展战略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制造业奇迹

回到我们当时在瓷砖厂的情景，当我们的茶喝过数巡之后，孙坚的话变得很有哲理：“如果把发展比作火车的话，哪里是第一站，之后需要经过哪些车站，我们中国人确切地知道路径。尼日利亚需要向中国学习！”

孙坚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在不经意间提到了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概念：雁型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这一概念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提出，最近通过林毅夫广为传播。雁型模式认为，制造业公司像迁徙的大雁，随着各国成本和需求的变化，在国家间迁徙。根据这一比喻，制造业发达的国家迫于劳动力价格的压力，去制造业落后的国家投资；而这一过程会帮助后进国家累积对制造企业的所有权，并获得技术升级。也就是说，后进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会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和不正规的服务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制造业。而后进国家最终会变为领先国家，所产生的大量公司会寻找新的制造基地。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雁型模式提供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型。

雁型模式还有另一个维度：它不仅描述了制造企业在国家间的移动，还描述了各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一开始，几家公司试着生产某种产品，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利润吸引了其他厂商生产同样的产品。但随着从业者数量的增加，竞争变得激烈，利润开始稀薄，于是一些公司又尝试生产其他产品。这些产品更为复杂，因此也更难复制。循环往复，以山寨产品和模仿起家的公司，仅在一两代后就开始创造与生产独创性产品。一项对148个国家的分析显示，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以预见该国的制造商将生产更为复杂的产品。10年或20年后，非洲的工厂将会大量生产计算机，而不再是陶瓷和衣服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投资制造业是非洲发展的关键。经济学家知道，从长期看，创造更高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生产力。与经常依托本地消费者、很难形成规模收益的服务业不同，制造业的效率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部分原因是，一个国家的产品经常面临与进口产品的竞争，或是需要出口到其他竞争性市场。此外，制造业投资具有较大的乘数效应：研究显示，每增加一个制造业岗位，随之产生1.6个服务业岗位。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制造业政策高级顾问的罗恩·布鲁姆（Ron Bloom）表示：“如果你要建设一个汽车装配厂，沃尔玛就会跟着开在旁边。但如果你要开一家沃尔玛，汽车装备厂可不会跟着它开。”

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化释放的强大能量，既会带给社会种种好处也会带来不利后果，这些已经在非洲有所显现。贿赂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环保措施不力，已造成非洲空气与水资源质量的下降；对工人的虐待现象，不仅体现在工资拖欠上，有时还体现在他们的尊严上——能否尽力保住一份工作。中国自身经历的种种腐败、空气污染，像我们展示了，不受约束的经济扩张可能将给社会与环境造成严重后果。

不过，同时我们也可以肯定，非洲将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非洲国家都与中国不同。尽管在任何地方新建工厂都会产生一系列可预见的结果——从收入增加到劳工丑闻，但事件的形式、发生顺序和风格大不相同。在尼日利亚，工业化进程受到一家自由媒体新闻报道的影响；在莱索托，受到工会运动的强大影响；在肯尼亚，则受部落及种族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因素在中国基本不存在。当然，中国投资者与非洲当地的工人、供应商、经销商、政府、媒体接触的过程中，会产生新型的组织、伙伴关系以及权力结构；这些主题可能是老生常谈，但旧主题下也总会发生新的故事。

在工业化的主题下，非洲可以跟随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脚步：建设工厂以雇用不断增长的劳动人口，重塑政府机构以满足现代资本主义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获得一个真正提升的机会。如果非洲消除贫困人口的数量，能有中国在过去30年内消除数量的一半，那么非洲大陆将不再存在极端贫困人口。对于这近4亿人来说，这是饥饿与温饱之间的差别，是讨要工作与稳定职业之间的差别，是要求孩子们做苦力与送他们上学之间的差别。今天，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家们丝毫不怀疑改变将会发生。其中一位正在尼日利亚建立特别经济区的中国人对我说：“这里跟我30年前的家乡一模一样，当时我们能做到，那么这里也可以。”（廖琦菁 | 译   齐菁 | 校   王晓红 | 编辑）

孙辕是麦肯锡公司华盛顿办公室的项目经理，著有《世界的下一个伟大制造业中心》（The Next Factory of the World，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