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低矮的办公楼内,孙坚(音译)执意请我们喝茶。这座办公楼位于孙坚在尼日利亚西南部开办的大型陶瓷工厂中。孙坚刚从中国带回一批顶级茶叶,他想以中国的传统待客之道,与我们一起品尝。
孙坚来自中国东南部的中型城市温州。温州是中国陶瓷的发源地之一。约4000年前,青瓷在这里诞生。在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的生活非常艰难。小学毕业后,孙坚就开始辍学打工。1978年,毛泽东逝世两年后,温州成为中国第一个可以开办私营企业的城市。孙坚辗转多个皮革加工厂打工,最后终于攒够了钱,开办了自己的皮革制造厂。到2008年前后,生产成本以惊人的速度上涨,孙坚意识到工厂必须搬出中国了。一位朋友建议他去尼日利亚试试。
孙坚到尼日利亚考察了5天,他告诉我:“这里有很多穷人,直接找我讨钱。但我后来认识到,这里也有一些有钱人;尽管我在这里做生意会很难,但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回到中国后,他给海关的熟人打电话,询问出口尼日利亚的货物中,最有份量、最贵且数量巨大的货品是什么?答案是陶瓷。
仅仅经过这一次考察,孙坚就决定在尼日利亚投资约4000万美元,建起一家瓷砖厂。这家工厂雇用了1100名左右的工人,其中1000名为当地人,工厂生产全年无休。尼日利亚的电力不稳定且十分昂贵,但孙坚工厂的生意很不错。尼日利亚相对缺少竞争且需求旺盛,工厂的利润率能达7%,而在中国只有5%。一般来说,制造业的利润都很薄,2%的增加有着本质区别。
孙坚的故事不是个例。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非洲制造业的投资项目,已由2000年的仅2例,上升到每年150余例。而真实的数据可能是这一数字的2-3倍:研究该议题的学者做实地调查时,常常会遇到一些未被收录在官方统计中的中国企业。
这些公司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中国企业冶炼的钢铁助力当地的基础建设热潮。在小国莱索托,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企业生产了大量的柯尔(Kohl's)瑜伽裤,李维斯牛仔裤与锐步运动服,这些商品直接销往美国的大型购物商场。这些企业使服装业成为莱索托最大的经济产业。在埃塞俄比亚,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取消了其建厂计划,而中国的人福医药公司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附近,开工建设价值2000万美元的生产基地。公司董事会业已批准了在该国医疗领域总量为1亿美元的投资。
过去几年间,我在非洲6个国家与近50位中国制造业企业家有过交流。这些企业家给数百万非洲人提供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培养了一代非洲企业家,并且鼓励非洲的许多机构支持有活力的制造业集群,他们用投资改造了非洲的社会经济。在下文中,我会详细描述他们的做法。当然,这些企业家也并非圣人,贿赂、工作环境恶劣、有争议的环境保护等问题普遍存在。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商来到了非洲——与开发自然资源或提供服务业不同的是,制造业有转向工业化的可能性。因此,非洲的工业革命不再是一个新奇的概念。
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储备
中国企业家正被推入或拉进非洲。被推入的原因是,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优势面临结构性压力: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劳动力储备减少,因此造成沿海制造业中心的劳动力短缺。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也大幅上涨:自2001年起,制造业的时薪每年增长12%。而从2004年到2014年,经过生产率计算调整后的制造业薪资增长了近三倍。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中国即将摆脱低技能制造业……这将会释放近1亿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足以使低收入国家制造业的工作数量翻两番。”以美国为例,美国制造业在1978年达到顶峰水平时,只有2000万人在工厂工作;现在,有5倍于这个数量的工作将从一个国家——中国迁出。
同时,非洲正处于人口爆发的早期阶段。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达到20亿,拥有世界最多的劳动力储备(到那时,东南亚的人口将只有8亿)。然而,非洲国家目前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失业率。尼日利亚的官方失业率为12.1%,但政府承认还有19.1%“未充分就业”人口。年轻人的就业情况更糟,青年失业率为42.2%。正因如此,非洲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
从企业投资者角度看,尽管非洲在许多方面仍然具有挑战性,但它的一项优势是可能有着最多样的市场类型。尼日利亚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利润率高,各类消费品的竞争相对小。如莱索托出口美国市场的货物享受无关税政策,它还邻近南非优秀的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能够为美国客户运送时效性要求高的时装。埃塞俄比亚除了拥有颇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和廉价劳动力外,还靠近利润丰厚的中东市场。换句话说,非洲可以为制造业的任何商业模式提供有吸引力的区位优势。
需求方面也有好转的趋向。非洲各国政府已经决定逐步整合各区域市场,这将降低成本,并为市场新进入者提供更多机会。2015年,非洲有一半的国家加入了三合一自贸区(Tripartite Free Trade Area)。该自贸区有6亿人口,将成为世界第13大经济体。有6个东非国家跨出了更大一步:它们达成关税同盟以促进贸易,协调监管制度以降低企业经营的难度,并推出了单次访问签证以促进人们跨境交流。
下文将详细叙述中国私营企业投资对非洲的影响。
对未来的承诺
在非洲,街头标语和当地报纸都表达出一种中国企业不雇用非洲人的观点。但所有严谨的研究都揭示出恰恰相反的结论:中国工厂雇用的主要是当地人。对近期统计资料的分析显示,所有中国企业雇用当地工人的比例均高于78%,而在那些拥有数千名员工的公司中,这一数字超过99%。我自己在尼日利亚进行的小规模实地调查显示:中国厂商雇佣的工人中,有85%是当地人。肯尼亚的一项大规模中文调查显示,中国制造和建筑公司90%的员工都是当地人;并且,随着中国企业在肯尼亚经营时间的推移,本地雇员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Ahmed Ibrahim)是这一切的亲历者。当我在尼日利亚访问时,他带我参观了他所在的纸箱厂,我发现他了解制作硬纸板的一切:每个纸浆供应商的特点、从货车上卸下原材料的工序、每个设备的来龙去脉、最新顾客的订单状态、以及修理胶印机的技巧。易卜拉欣还知道每位工人的名字。他的老板是中国人,也是这家工厂的所有者,但显然管事的是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从最底层做起。与许多尼日利亚年轻人一样,中学毕业后,易卜拉欣靠打零工生存。他在靠近尼日尔共和国边境的地方长大,所以会说法语。他发现,从邻国贝宁的黎巴嫩汽车经销商手中买车,尼日利亚人可以享受贝宁更低的进口车关税。而这些黎巴嫩人说法语。2009年,易卜拉欣成为中国商人王军雄(音译)的司机。那时王军雄刚到尼日利亚,希望在这里开启一番事业。易卜拉欣很快变为王军雄在当地的全方位助手。
他们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王军雄为新公司买车的时候。王军雄希望能像当地人一样从贝宁买车,从而避开高关税。这件事必须由易卜拉欣来完成,因为王军雄不会说法语。但买车的钱不是小数,易卜拉欣能信得过吗?王军雄手下的中国管理人员有些担心。最后,在做决定的瞬间,王军雄盯着易卜拉欣,然后把现金全款给了他。易卜拉欣走后,王军雄的员工怀疑地摇摇头,觉得这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见易卜拉欣和这笔钱了。
令他们惊讶的是,易卜拉欣把车买了回来,还有找回的零钱。但他还是充满歉意,因为他用了一些零钱给自己买了一双“漂亮到无法抗拒的鞋。”他坚持要从自己下个月薪水中扣除。从那天起,易卜拉欣成为王军雄的得力助手。
很快,他就负责了工厂的日常业务。王军雄非常喜欢易卜拉欣,有一天,王军雄来到工厂,主动给了易卜拉欣职位为“经理”的名片。这让同样拥有经理头衔的那名中国员工感觉受到侮辱。易卜拉欣不想破坏原本和平的气氛(并且他意识到,无论如何自己都拥有实权),就默默地收起了名片。
毫无疑问,这份工作改变了易卜拉欣的生活。他所在的部落,男人需要积蓄一定数额的钱才能结婚;因此获得这份工作前,易卜拉欣不得不保持单身。现在,他有两个妻子(部落接受一夫多妻制),这更巩固了他有钱人的身份。而且,他作为工厂实际上的经理,把自己弟弟以赛玛利(Ishmael)带入了这个行业。以赛玛利很快就熟悉了业务,当易卜拉欣为王军雄处理其他事务时,以赛玛利能自己管理工厂。我在工厂里参观时,易卜拉欣用豪萨语与工人交谈;豪萨语是尼日利亚北部使用的语言,工厂所在的西南部很少使用——但工人们并不是来自工厂附近的地区,易卜拉欣把自己家乡的人都安排到工厂工作了。
未来从中国工厂迁出的工作,能够为1亿个聪明但未获充分就业、未受充分教育的年轻人提供机会,使他们从非正规、不稳定的工作转向与全球经济接轨的高生产率的正式工作。而这将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非洲的新一代
随着从事制造业的经验日益增加,许多非洲人都自己当了老板。这种企业所有权的本地化,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制造业的行业属性:制造业总是会不断缩短供应链以降低成本,增加灵活性。只要是在工厂聚集的地方,本地供应商就会迅速成长并扩大规模。国家政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本土制造商在政府招投标中有优势,国家级发展银行经常只为本地企业融资,这也鼓励了当地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此外,外国投资者往往看重本地人拥有的知识,寻求值得信赖的当地伙伴,中国人也不例外。
认识一下来自亚的斯亚贝巴的扎夫·格布雷萨迪克(Zaf Gebretsadik)。20世纪80年代初,格布雷萨迪克从药剂学院毕业后,在一家公立医院担任药剂师。20世纪80年代中期,干旱和饥荒使埃塞俄比亚在国际上名声很差。格布雷萨迪克加入了一个救济组织后转为研究农药。
1992年,她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埃塞俄比亚以农业为经济支柱,作为农业研究员的格布雷萨迪克,发现了本国市场中人和动物对于药品的需求,这让她看到了药品销售的商机。埃塞俄比亚生产的药品非常少,她决定采取进口的方式。她去了中国、法国和瑞士使馆,敲了使馆大门,只有中国人回应了。在中国经济领事馆的帮助下,格布雷萨迪克成功地与多家中国药品制造商取得了联系,并且成为它们在埃塞俄比亚市场的官方代理。不到两年,她就从埃塞俄比亚政府获得了大量医药用品合同。
几年后,格布雷萨迪克代理的一家中国药厂联系了她,提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建议:成立一家制造胶囊外壳的合资公司。
格布雷萨迪克马上表示同意。她把自己所有赚到的钱都作为资本金,换取了非洲中埃合资公司30%的股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她参股的这家公司成为第一家,也是唯一的胶囊壳制造商。她的两位中国合作伙伴:一位擅长发展中国家的药品销售,另一位擅长胶囊壳制造技术。对于他们来说,格布雷萨迪克是完美的补充,因为她既拥有埃塞俄比亚市场的专业知识,又了解政府机构。工厂很快建成投入运行,并且迅速赢利。工厂的胶囊日产量由最初的200万粒增加到了600万粒,并且计划提高到1100万粒。埃塞俄比亚出口的绝大多数药品的胶囊外壳都由这家工厂生产,产品销往非洲各国和中东地区。
目前,格布雷萨迪克全部或部分拥有三家公司,共雇佣了300名员工。她与其他非洲企业家所做的,正如在中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同行一样: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为制造业大亨。格布雷萨迪克的发家史与孙坚的相似,如今中国制造业的很多老板最初也是通过为外国投资者服务,与他们合作,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20年前,格布雷萨迪克决定把所有积蓄投入生产车间时,并没有仔细考虑过商业回报。当时她是从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很少、以销售和市场为主的业务类型转向重资产的制造业,她的决定并非基于经济学或商业计划。她告诉我:“我那时不确定是否能赚钱,但我从1992年就认识这些人了,我很信任他们,他们就像是我的家人。”
从好生意到好体制
中国在非洲的企业,往往被指责破坏了非洲大陆的体制完整性。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支持这些指责,她把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描述为“新殖民主义。”2011年,希拉里在赞比亚接受电视采访,当被问及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不断加大时,她回答说:“当人们到非洲投资时,我们希望他们好好经营,也做些好事。我们不希望他们破坏非洲的善政。”
前文提到过,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活动并非毫无瑕疵。不过,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企业都在积极帮助非洲培养建立良好制度的能力。这些投资者与当地政府反复交流,共同进行制度创新——这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时的做法一样。当时的这些做法,把中国从不存在市场机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齐林(音译)很了解这套方法如何运行。他原来是中国东北一个小镇上的理发师,后来开了一家不太成功的服装店。在齐林成长的过程中,经常听祖父讲非洲的各种故事。新中国成立后,齐林的祖父曾作为医疗救助队的一员,被中国政府派往索马里。齐林很想去非洲看一看,所以,他尽力申请到了一家中国重型设备公司在肯尼亚的工作岗位。现在,他像当地出租车司机一样,熟知内罗比的大街小巷。而且,他打招呼时用到的肯尼亚部落语言,比大部分当地人知道的词都多。
来到肯尼亚后,齐林的日常工作是销售车床和铣床,这些都是工厂制造专用零件时使用的大型台式设备。但他很快遇到了问题:在肯尼亚,没人知道如何操作这些先进设备。肯尼亚的职业技术教育至少落后了一代。
能否在肯尼亚全国范围内重新打造职业教育?这一愿景非常宏大,但齐林所在的公司选择了迎难而上。他们与肯尼亚教育部和国家青年服务中心合作,由这两个政府部门开展大部分职业培训项目。公司供给职业培训中心最新的设备,并大幅调低了价格。齐林花费两年时间为10所培训中心安装了机器,开车跑遍肯尼亚各地,检查电力线路并与校长们交流。他以为一旦设备到位,问题就解决了。但培训中心的机器只是摆设,几乎没有人用。
有一天,当齐林与肯尼亚教育部官员贝纳德·伊萨拉布(Benard Shikoli Isalambo)准备去下一所职业学校访问时,伊萨拉布忽然有了一个新想法。他说:“你已经给了我们大型设备,我们却没有利用好;如果我们办一场职业技能大赛,将帮助学生建立信心。”回到内罗比后,他们共同写了一个提案,然后齐林通过一些个人关系使提案获得了批准。这个提案最后变成了2014年启动的非洲职业技能挑战大赛(ATC)。肯尼亚全国各地的学生齐聚一堂,进行强化训练和工业机械技能比赛。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的一部分,齐林的公司每年在该比赛上投资50万美元。
但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当然没有。“我们举办ATC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讲师比学生还差!”伊萨拉布说。但是齐林具有不可阻挡的乐观精神和解决问题的强大技能,他再一次用迎难而上。他召集了一个由NGO工作人员及顾问组成的团队,该团队与他所在的公司及肯尼亚政府共同建立了一个教师培训中心(我在读研究生的一个夏季加入了这一项目)。经过两年的推动和游说,中非工业技能提升中心于2016年7月正式成立。
中国企业正在耐心地帮助非洲国家建立新的体制结构,齐林的故事只是此类诸多案例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中国的政府机构和其他机构也在完善的过程中,所以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正在改进的不成熟机构并不会让他们担心。这些中国企业家能够随时调整——与不同的合作伙伴对接,并根据情况变化改变计划。他们对非洲同行保持开放的态度。他们非常客观地看待现实,但也一直保持乐观;他们没有等待条件成熟,而是立即开始行动。正是通过这些行动,他们改变了环境。
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术语进行概括:自助式发展(bootstrapping development)。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社科学者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的描述,其含义为通过不断学习以适应市场情况,不完善的机构也能产出良好结果。这种对机构动态的、积极的观点,强调的是机构未来的可能性,而非现状。正如萨贝尔在其文章中所写:“如果增长型机构是通过‘自助式发展’建立的,它的每个行动都将引发下一步。这样的机构既代表发展的结果,也代表发展的开始。”
当然,这些都是成功的故事,也有许多不太成功,甚至完全失败的案例。当中国企业与非洲机构合作时,倾向于接受现状,而非提出更高要求,这也许会人为地助长当地政府无能或不负责任的行为,从而会固化现状而非改变现状。但是种种机构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完全成形,它们必须通过为相关事物服务而存在下去。所以公司必须愿意与机构接触,给它们改进的机会。
世界银行的斯蒂芬·纳克(Stephen Knack)与斯坦福商学院的尼古拉斯·尤班克(Nicholas Eubank)研究了替代方案——通过西方捐助系统绕过当地机构。他们发现,“当捐赠者通过独立的系统管理援助项目时,那些国家系统……被破坏了。”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独立的捐赠系统把有价值的人才吸引走了:“当捐赠者绕过国家机构开展行动时,他们往往‘挖来’最优秀的政府官员。”从这个角度来看,与起步时就要求完美的战略相比,自助式发展战略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制造业奇迹
回到我们当时在瓷砖厂的情景,当我们的茶喝过数巡之后,孙坚的话变得很有哲理:“如果把发展比作火车的话,哪里是第一站,之后需要经过哪些车站,我们中国人确切地知道路径。尼日利亚需要向中国学习!”
孙坚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在不经意间提到了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概念:雁型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这一概念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提出,最近通过林毅夫广为传播。雁型模式认为,制造业公司像迁徙的大雁,随着各国成本和需求的变化,在国家间迁徙。根据这一比喻,制造业发达的国家迫于劳动力价格的压力,去制造业落后的国家投资;而这一过程会帮助后进国家累积对制造企业的所有权,并获得技术升级。也就是说,后进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会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和不正规的服务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制造业。而后进国家最终会变为领先国家,所产生的大量公司会寻找新的制造基地。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雁型模式提供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型。
雁型模式还有另一个维度:它不仅描述了制造企业在国家间的移动,还描述了各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一开始,几家公司试着生产某种产品,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利润吸引了其他厂商生产同样的产品。但随着从业者数量的增加,竞争变得激烈,利润开始稀薄,于是一些公司又尝试生产其他产品。这些产品更为复杂,因此也更难复制。循环往复,以山寨产品和模仿起家的公司,仅在一两代后就开始创造与生产独创性产品。一项对148个国家的分析显示,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以预见该国的制造商将生产更为复杂的产品。10年或20年后,非洲的工厂将会大量生产计算机,而不再是陶瓷和衣服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投资制造业是非洲发展的关键。经济学家知道,从长期看,创造更高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生产力。与经常依托本地消费者、很难形成规模收益的服务业不同,制造业的效率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部分原因是,一个国家的产品经常面临与进口产品的竞争,或是需要出口到其他竞争性市场。此外,制造业投资具有较大的乘数效应:研究显示,每增加一个制造业岗位,随之产生1.6个服务业岗位。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制造业政策高级顾问的罗恩·布鲁姆(Ron Bloom)表示:“如果你要建设一个汽车装配厂,沃尔玛就会跟着开在旁边。但如果你要开一家沃尔玛,汽车装备厂可不会跟着它开。”
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化释放的强大能量,既会带给社会种种好处也会带来不利后果,这些已经在非洲有所显现。贿赂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环保措施不力,已造成非洲空气与水资源质量的下降;对工人的虐待现象,不仅体现在工资拖欠上,有时还体现在他们的尊严上——能否尽力保住一份工作。中国自身经历的种种腐败、空气污染,像我们展示了,不受约束的经济扩张可能将给社会与环境造成严重后果。
不过,同时我们也可以肯定,非洲将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非洲国家都与中国不同。尽管在任何地方新建工厂都会产生一系列可预见的结果——从收入增加到劳工丑闻,但事件的形式、发生顺序和风格大不相同。在尼日利亚,工业化进程受到一家自由媒体新闻报道的影响;在莱索托,受到工会运动的强大影响;在肯尼亚,则受部落及种族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因素在中国基本不存在。当然,中国投资者与非洲当地的工人、供应商、经销商、政府、媒体接触的过程中,会产生新型的组织、伙伴关系以及权力结构;这些主题可能是老生常谈,但旧主题下也总会发生新的故事。
在工业化的主题下,非洲可以跟随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脚步:建设工厂以雇用不断增长的劳动人口,重塑政府机构以满足现代资本主义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获得一个真正提升的机会。如果非洲消除贫困人口的数量,能有中国在过去30年内消除数量的一半,那么非洲大陆将不再存在极端贫困人口。对于这近4亿人来说,这是饥饿与温饱之间的差别,是讨要工作与稳定职业之间的差别,是要求孩子们做苦力与送他们上学之间的差别。今天,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家们丝毫不怀疑改变将会发生。其中一位正在尼日利亚建立特别经济区的中国人对我说:“这里跟我30年前的家乡一模一样,当时我们能做到,那么这里也可以。”(廖琦菁 | 译 齐菁 | 校 王晓红 | 编辑)
孙辕是麦肯锡公司华盛顿办公室的项目经理,著有《世界的下一个伟大制造业中心》(The Next Factory of the World,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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