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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性取向对职场钱景有何影响?美国最新调研让人深思

作者:基特·卡彭特(Kitt Carpenter ) 2018-01-02 14:45:59 0

如今,美国社会的所有领域,包括职场、家庭和社区对于LGBTQ人士(即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跨性别者Transgender和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的英文首字母缩写,"LGBTQ"一词十分重视性倾向与性别认同文化多样性,除了狭义的指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族群,也可广泛代表所有非异性恋者——译者注)的接受程度发展飞快。皮尤研究基金会(Pew Research Foundation)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所有LGBTQ成年人中有92%认为社会比10年前更接受他们,87%的成年人知道身边有人是同性恋(1993年,这一数据为61%)。

在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奥博法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判例之后,美国全境内同性伴侣结婚合法。LGBTQ群体在媒体、电视、电影,以及苹果、谷歌和IBM等大公司的C级高管中都很常见。对他们来说,专栏作家丹•萨维奇(Dan Savage)在2010年抗击LGBT青年自杀流行的运动中所用的描述“情况在变得更好”似乎非常合适。

然而,这些巨大的变化是否转化为普通LGBTQ人士在职场的处境提升,并不是那么明显。例如,没有基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联邦非歧视保护政策。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对于LGBTQ群体的态度转变是否也在他们的职场待遇中体现了出来?

近20年来,经济学家和管理学者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直到最近,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如果比较两名具有相似教育背景,多年经验、技能和工作职责的男员工收入,男同性恋者的收入一直比直男少5%到10%。这一结果的稳定性显着:在几个不同国家(如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不同数据集和时间段中得倒了类似的结论,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改变的余地。

直到现在。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我和一个博士生分析了美国一项主要的联邦调查的数据,这个调查以前从未在这些文献中被使用过(大概是因为它最近才开始询问性取向),发现男同性恋的收入劣势已经消失。不仅劣势消失了,而且变成了10%的优势。这意味着近年来男同性恋者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具有相似教育水平、经验和工作背景的直男。我们回顾了已经出版的文献,看看是不是因为我们使用了新奇的测试或者评价方法,但其实并没有。我们再三检测了数据,看看是否会有其他模式导致一些基本错误或数据问题,却一无所获。我们还对男同性恋的收入优势做了其他测试看看是否会对结果有所影响,然而也没有。

一旦接受了这一结果的真实性,我们就要试着去理解并解释它。

首先能想到的最简单的解读就是丹•萨维奇所说的:“情况在变好。”此前对男同性恋收入劣势的文献里最普遍的发现首先就是,这是劳动力市场对男同性恋的歧视的结果。 如果是这样,那么自然而然,对LGBTQ人的态度改善就会削弱这一劣势。此外,文献中的另一些模式支持这种可能性,包括最近两个设计良好的田野实验,实验设计了虚假的候选人简历,并没有发现男同性恋和直男在就业结果方面的显著差异(一个是2013年操纵了候选人在社交网站的性取向资料,另一个是2010年的关于领导职位在同性恋和非同性恋学生群体的测试)。

最近的简历研究发现与2005年早期的简历研究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研究也使用了对LGBTQ学生分组方法,并发现在直接候选人中获得面试回应的可能性存在实质性差异, 就像着名的伯特兰和穆兰纳坦“艾米丽和格雷格、拉基沙和贾马尔”中的黑/白人种雇员获得面试回应的差异一样大。来自这些实验模式的结果显然与对LGBTQ个体态度友好可以转化为更好的职场待遇的观点相一致。

然而,也有一些试验模式的发现难以支撑让丹•萨维奇的结论。 一方面,虽然“情况在变好”用来解释收入劣势的逐渐消失似乎是合理的,但它似乎没法解释收入优势的出现(它真的变得那么好了吗?)。另一个方面,尽管我们发现了男同性恋收入与之前相比有很大提升(从劣势转变为优势),但是对于女性在同一话题上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与此前结论有任何不同。此前研究发现女同性恋会比相似学历、经验、技能和工作职责的普通女性赚得更多,我们使用不同数据的研究结果与之前的研究十分类似。所以,只有男同性恋的职场境遇变得更好,而女同性恋并没有吗?

最终,我们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男同性恋的待遇由劣势转为优势。不过我们的研究结果的确为未来研究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方向。

首先,越来越多的联邦调查会包含性取向和职场收入的信息、以及其与教育背景、工作经验和职责的关系。学者们可以看看我们关于男同性恋的收入优势的研究结果是否能复制到其他最近的田野调查当中。

其次,职场中性取向与收入的动态变化在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群体的影响显然不同,因此需要更多研究关注和理解职场对于性取向的态度,以及对待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态度如何不同。例如,男同性恋和艾滋病毒流行之间的历史因素可能会导致此前在职场中对男同性恋的消极态度,而这种观点的减少有利于男同性恋的境遇改善,女同性恋就与此没什么关系。

最终,家庭生活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LGBTQ群体职场工作机会的变化。此前有研究表明女同性恋群体公开其性取向的程度比男同性恋群体更高。但近期美国全国同性婚姻合法带来的家庭机会和责任的根本变化,可能对男同性恋家庭的影响比对女同性恋家庭的影响大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已经对这种家庭专业化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理论性梳理, 这些变化趋势可能会印证一些我们已经发现的模式。已婚的男同性恋伴侣可能会选择让一个人离开职场、照顾家庭, 这可能会使另一个人在工作中效率提高,从而导致男性同性恋伴侣的收入比直男的收入更高。如果收入较低一方的男同性恋伴侣系统性地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那么这种生产效率的变化可能会与我们观察到的较高收入男同性恋收入结构变化产生复合性影响。此外,如果关系认同的影响对女同性恋伴侣中的影响较小(也许是因为在没有正式认同的情况下,她们更多关注家庭责任),那这也可以解释我们在此前研究中发现的男同性恋职场待遇变化大,而女同性恋职场待遇没什么改变的结果。

总的来说,我们最近的研究可能会提出更多的问题,而不是找到它们的答案。但是,在记录了男同性恋收入劣势不仅已经消失,而且实际上转变为优势的这一发现,对于学者理解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职场待遇差别提出了挑战,还揭露出在美国LGBTQ群体中工作和家庭的强关联性。(基特·卡彭特(Kitt Carpenter )| 文  齐菁 | 编译)

基特·卡彭特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经济学教授、范德比尔特LGBT政策实验室主任、美国经济协会Ad Hoc LGBTQ经济学工作组联合创始人。他发表了大量对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的LGBTQ群体的经济成果差异研究,目前他正在研究美国和欧洲同性婚姻合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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