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戴维·韦塞尔（David Wessel） | 文   

蒋荟蓉 | 译   刘筱薇 | 校   李源 | 编辑

红极一时的苹果、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现在引起了美国经济学家、法律学者、政客和政策分析者等各方关注，它们被指控为利用自身规模及势力碾压潜在竞争对手。早在很久以前，欧洲的监管机构就注意到了这些公司的影响力。这几家科技行业的巨头公司带来了特殊的难题，但也只是冰山一角——美国经济总体竞争不足，现状堪忧。

许多行业都有集中化倾向，这一点毋庸置疑。大公司在行业收入总额中占比较高，一向能够获得大笔利润。这并不是坏事。戴维·奥特（David Autor）、戴维·多恩（David Dorn）、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克里斯蒂娜·帕特森（Christina Patterson）和约翰·范里宁（John Van Reenen）等五位经济学家指出，集中化和更高的利润是技术创新带来的良性结果。他们提出，当今世界“赢家通吃”，生产力较高的明星公司可以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凭着创新倾向占据顶端。波士顿大学的詹姆斯·贝森（James Bessen）指出，除高科技行业以外其他行业的顶级公司攫取的收益份额越来越高，是由于这部分公司采用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技术：因为这些公司更好，规模才得以扩大。

然而许许多多的证据表明，负面力量同样在发挥作用。“集中化也许是反竞争势力造成的，”奥特等研究者表示，“占据优势的公司借此阻止实际竞争对手和潜在对手进入行业发展壮大。”研究表明，在航空、啤酒、制药和医疗等多个行业，在位企业操控市场，阻止竞争对手发展。胜者一直胜利下去，新的初创公司越来越少。公司面临的竞争压力减轻，生产力发展减缓，工资停滞，胜者和败者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根本问题并不是优势公司规模庞大，而在于公司规模、集中化加上袒护在位公司的规章制度，影响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健康竞争。本文审视行业集中化对竞争的不良影响，考察反垄断法对当今经济环境的作用，探索能够促进创新、增强商业及劳动力市场活力的战略，以期提升总体生活水平。

警示信号

十年前，美国四大航空公司占航空业总收入的41%，现在这个比例达到65%。竞争集中在几条繁忙的航线上，而其他97%的航线竞争太少，按照反垄断标准完全属于“高度集中”。1990年，美国大都市区有65%的医院“高度集中”，2016年上升为90%。啤酒行业也是如此。虽然精酿酒厂有所增加，但美国啤酒市场近90%的份额落在四大酿造厂商手里。

以上提到的并非个例。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hite）在2002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结论，整体经济集中化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所减少。而在2017年的又一次调查中，情况发生了改变。他以学者的谨慎口吻提出“缓慢且不断加深的总体集中化”。《经济学人》分析美国经济普查（U.S. Economic Census）数据发现了相似的趋势。在狗粮、电池制造商、航空及信用卡等893个受调查的行业中，2/3的行业自2007年后趋于集中化。考虑了行业规模权重后的结果显示，行业中排名前四的公司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97年的26%上升到2012年的32%。

显而易见，行业集中化现象有所增加。这是否说明竞争减少，或消费者经济拮据？要判断集中化在经济意义上是否值得担忧，最好的办法是考察利润、投入、商业动态性以及物价。经过考察发现，多半指标说明行业内缺乏竞争。

利润。在渐趋集中化的市场中，利润高企并持续上升，通常是竞争减少、主导企业市场支配力增加的一个标志。如今在一些行业，参与竞争的公司越来越少，各公司市场份额越来越高，利润也开始增加。前不久的研究表明，美国商业中平均加成（即公司开出的产品售价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差价）提升，速度与公司盈利成正比。普林斯顿大学的让·德罗克（Jan De Loecker）和伦敦大学学院的让·埃库特（Jan Eeckhout）分析1950年至2014年美国所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差价从1980年的18%增加到2014年的67%。对于股东而言这当然是好事，但对于消费者和整体经济，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投入。判断竞争压力是否减弱的另一个标志，是公司在没有太多投入的情况下增加利润的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公司被驱使着投入更多资金，跑在对手前面。最近整体经济的商业投资有所抬头，但这个数额与飙升的利润、股票债券的超低成本以及公司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不成比例。以GDP来衡量，公司税后利润与25年前相比几乎翻倍，达到了二战后的最高点，而同时期作为GDP一部分的商业投资只增加了13%。2017年，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和格尔曼·古铁雷斯（German Gutierrez）分析了投资和公司债券市值与资产更新成本比例之间的长期关系，得出结论：“与盈利性和股价相比，目前投资相对较弱。”

商业动态性。在健康的经济中，公司兴亡盛衰不断更替，有新的工作机会出现，还有一些旧的职位消亡。商业动态性降低，说明在位公司对行业新秀的忧虑减轻，其结果是创新减缓，就业增长停滞，经济整体受损。根据最近的官方数据，美国新公司出现率（与所有公司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约13%下降到2015年的约8%。创立不到一年的新公司带来的新职位数量，从90年代后期的高峰470万下降到2015年的300万。

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家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指出，美国经济动态性的降低，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零售行业。可是即使在新增和消亡的零售商数目暴跌时，零售行业的生产力仍有增长。这个现象被称为“沃尔玛效应”（the Walmart effect），因为零售巨头沃尔玛不仅会影响自身所在的行业，还能影响全美经济。然而最近动态性降低的趋势蔓延到技术行业。霍尔蒂万格说，这个现象更加令人不安，预示着生产力增长减慢。

物价。经济学理论认为，缺乏竞争的寡头垄断行业会导致物价上升，产量缩减。为验证竞争是否减少，一些研究者考察了物价，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例如，达特茅斯大学的夏拉特·加纳帕提（Sharat Ganapati）考察了1972年至2012年的数据，得出结论：制造业出现的集中化倾向与物价提升呈正相关，竞争的确有所减少，但产量稳定，不符合理论。在其他行业，集中化与产量提升、物价稳定的局面同时出现，与寡头垄断、竞争减少的理论相悖。

越来越多的研究提供的大部分证据说明，行业集中化使得竞争减少，影响了创新、改善就业和维持总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能力。

是英雄，还是恶人？

虽然竞争总体上有所下降，但有时很难确定某行业内的消费者是否受到了集中化影响、在何种程度上受影响。占据顶点的公司，究竟是好是坏？

2017年，Facebook收购了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手机应用To Be Honest（简称TBH），收购时这款匿名问答应用仅问世两个月，但已经吸引了超过500万用户，发出信息十亿条以上。自2010年以来，Facebook收购了60多个像TBH这样的行业新秀。

从好的角度看，卖给Facebook（或谷歌、苹果）能带来许多经济上的好处。大公司开出的优厚价格，为有创意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在更广泛的层面，Facebook平台推广创新的能力，可以让先进技术得到迅速、广阔的增长，产品发展前景比留在初创公司更好。可是从坏的一面来讲，Facebook不停地吞并有前途的新公司，扼杀了这些新公司参与竞争的潜力。假如没有被收购，TBH、Halli Labs、Orbitera、Instagram、WhatsApp、Oculus VR等公司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如今已然不得而知。换言之，假如有才能的创业者有信心与Facebook一较高下，他们会建立起怎样的公司？不得而知。

在某些行业可以清楚地看到，反竞争行为对集中化的影响比创新巨头更严重。例如啤酒，虽然精酿酒厂数量激增，但美国啤酒市场仍然由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主要产品Beck’s、Budweiser、Corona、Michelob、Stella Artois）和米勒康胜（MillerCoors，主要产品Blue Moon、Coors、Miller、Molson）控制。近期的研究将啤酒涨价归因于啤酒行业集中化加剧。2008年，当时业内排行第二和第三的SABMiller和MolsonCoors在美国的业务合并，啤酒价格飙升——不仅这两家，竞争对手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的产品也同样涨价。据乔治敦大学经济学家内森·米勒（Nathan Miller）和德雷克塞尔大学经济学家马修·温伯格（Matthew Weinberg）估计，假如SABMiller和MolsonCoors不合并，啤酒价格至少低6%至8%。他们提出，竞争对手公司进行了价格协调。2015年，美国司法部援引公司文件反对百威英博的收购，称其定价策略“如同价格协调指南”。

还有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医疗业。美国兴起一波医院并购热潮，部分原因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协调性照护，以及追求更高的效率，这种并购增强了医院与保险机构谈判的底气，生产力却没有像预期那样提升。“提供商出现集中化，应该可以改善效率，有利于医疗服务购买方。但这个方面并没有证据。”柏克莱的布伦特·富尔顿（Brent Fulton）在2017年的一篇文献综述中总结。合并的服务商多达20%，医药市场集中化同样使得服务价格提升。2010年一项分析发现，在医疗行业高度集中的旧金山，私人保险公司为住院患者支付的费用一般比医疗市场较分散的洛杉矶高出75%。

那么，行业领导者扮演的角色究竟是英雄还是恶人？也许两者皆有。芝加哥大学的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说：“多数公司通过创新和权力手段，积极保护竞争优势来源。”公司在这种驱动下致力创新，没有问题。但若公司运用其市场势力影响政策和监管环境，打压竞争，这就有问题了。很可惜，目前证据足以证明美国经济的一大部分苦于缺乏竞争。

重塑反垄断框架

要缓解行业集中化、竞争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切入点是反垄断法及其实施。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反垄断法有了显著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许多企业合并（即使对集中化的影响相对较轻微）受到质疑，到了70年代，反垄断框架开始转变，受质疑的企业合并减少了许多。法官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奥利弗·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为这种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80年代早期，政策和司法领域普遍发生了改变。

更宽容的方法依赖于三个设想：集中化的负面影响，必须同借以提升的效率对比衡量；竞争对手之间横向合并，如果没有导致产出减少，就不是有害的并购；供应商和购买者之间的纵向合并，一般不构成问题。这种思路在里根执政期间得以稳固，不论好坏，反垄断监管机构在之后十几年里无所作为，经济集中化加剧。进入21世纪，奥巴马上台，反垄断似乎抓得更紧了，但他任职期间签署的促进市场竞争的行政命令究竟有没有付诸实施，如今尚不明确。

反垄断监管部门对并购的审查方式应该更新了。东北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库沃卡（John Kwoka）全面考察了对过去25年几千宗并购及合资企业案例的回顾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反垄断监管部门过于宽容，没有对某些类型的并购提出质疑，对已完成的并购限制也不够。库沃卡发现，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并购后价格平均提升4.3%。航空和医疗行业的价格提升幅度尤其大。他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一部分并购导致市场份额降低、行业集中化，对其重视不足，近似于默许了更多的带有反竞争性质的并购。”

库沃卡的综合分析说明，反垄断监管机构应当更多地阻止并购，促进竞争。以无线电话行业为例。2011年，AT&T试图以3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陷入困境的竞争对手T-Mobile USA，此举将会把行业内主要竞争者从四个减少到三个。然而由于监管部门反对，AT&T在宣布收购五个月后放弃了这宗交易。这时一些人断言T-Mobile败局已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罗戈夫斯基（Mark Rogowsky）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描述：“一年之内，T-Mobile聘请了约翰·莱杰尔（John Legere）担任CEO。新任CEO完全抛弃了照常营业的方针，取消了以往的手机套餐合同，降低价格，提供更大的流量包，还经常嘲笑对手。”T-Mobile起死回生，2013年获得440万新用户。2017年，无线运营商之间竞争异常激烈，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称，手机服务价格降低成为遏制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

反垄断监管部门还必须解决当今市场中违法的“掠夺性定价”的棘手问题。亚马逊涉嫌利用低于成本的定价向潜在竞争对手施压，最终实现收购。2009年，电子商务公司Quidsi（Diapers.com网站所有者）拒绝了亚马逊的收购提议，亚马逊随后将出售的婴儿尿布及其他婴儿用品价格降低了30%，开展“亚马逊妈妈”（Amazon Mom）活动，提供折扣和免费送货服务。Quidsi试图与沃尔玛联合，但最终接受了亚马逊的收购。2012年，亚马逊开始涨价，并大幅减少“亚马逊妈妈”的折扣。

还有问题没有定论。例如2015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FTC）考察Zillow和Trulia两个房地产网站合并是否会削弱双方为消费者开发新功能的动力。FTC认为不会，合并得以进行。同年FTC叫停了医疗灭菌行业排名第二和第三的Steris与新合力（Synergy Health）合并。FTC称，新合力当时没有在美国运营，如果合并，将来该公司正式进入美国市场后的竞争会受到阻碍。联邦法院驳回FTC的意见，合并顺利完成。

随着经济发展，还会有更复杂的问题出现。新的数字行业巨头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足以碾压竞争者，监管方如何看待？公司收购邻近市场的其他公司，可能会减少“潜在竞争”，如谷歌收购YouTube、微软收购领英，监管方是否应当怀疑这类收购？大公司吞并了有可能成长发展的小公司，又应当如何看待？

重新审视目前的并购准则，适当修改有时让司法部和FTC律师犹豫是否该提起诉讼的案例法，这方面的呼声非常强烈。经济变得更加集中化，关于竞争减少的证据越来越多。过去不足以引起反垄断审查关注的收购，现在可能会打压潜在竞争——特别是如今WhatsApp这类公司可以在几年内迅速达到每日有十亿人使用的水准。新的技术巨头运用强大的网络和海量数据阻碍竞争，已经成为今天反垄断监管机构面临的一大挑战。

反思规章制度

行业集中化愈演愈烈，令人担忧的问题无法仅靠反垄断法来解决。政策制定者也必须仔细审查会限制行业竞争的规章制度。在位公司会对政策施加影响，防止自身地位被初创公司和其他可能的竞争者动摇，美国已经不再是市场自由和监管适当的典范。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巨变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示，现在的美国对产品市场的监管，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和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更加严格。

例如制药业，美国不像许多富裕国家那样规定药价，而是向制药厂商提供品牌药品专利保护、专利独占期及其他途径，补偿它们研发新药的高昂投资。如果这些保护措施到期，没有专利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药价理论上应该下降。有时候确实会这样。

然而耶鲁大学经济学家费奥纳·莫顿（Fiona Scott Morton）认为，过去10到15年来“从业者使许多这样的竞争机制无法运转，创造出几乎没有竞争的利基市场出售药物。”例如，一些有严重副作用的药品，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风险评估及降低战略（Risk Evaluation and Mitigation Strategy，简称REMS）的严格控制。这类药品的制药方有时以此为借口，拒绝向非专利制药方提供样品。Hikma Pharmaceuticals需要生产Jazz Pharmaceuticals的主要产品Xyrem，在REMS的限制下，Hikma经过近七年诉讼才获得这种每年十亿美元的嗜睡症药物的非专利版。根据2017年的诉讼处理结果，Hikma只能在2023年1月1日后开始销售非专利版Xyrem。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在特朗普政府任职早期发誓要修改REMS条款，避免制药商利用相关规定妨碍一般竞争，11月他发布了初步修改计划。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和某些雇主的做法，也可能限制劳动者寻找新的高薪工作的能力，从而遏制竞争。如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言，公司追求“始终保持一种隐性的恒定，而不是给劳动者加薪”。公司的一种方法是让劳动者签订非竞争协议。这类协议生效，会限制劳动者换工作的能力，以及新企业聘请人才的能力。这种规定不仅影响了高收入的软件工程师和CEO。收入不到四万美元的劳动者约有1/7（13.5%）受到非竞争协议约束。2017年普林斯顿的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和奥利·阿申费尔特（Orley Ashenfelter）在一项研究中发现，58%的大型连锁店，如汉堡王、捷飞络（Jiffy Lube）、布洛克税务（H&R Block）等十余家，均限制或禁止加盟店之间相互聘用员工，明显影响了希望换工作的人。

美国各州职业认证规定迅速增加，也对劳动者和新入公司产生了不利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只有10%的劳动者持有某项职业资格证书。最近一次统计显示，这个比例达到了22%。增长中一大部分是因为各州扩展了需要证书的职业范围。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但还有一些显然是行业协会精心策划的——它们希望提高准入门槛，限制行业内竞争者数量，并提高价格。路易斯安那州要求花农持有证书。密歇根州要求运动教练员接受1460天的培训，但急救医疗人员仅需26天。加利福尼亚州美容美发协会要求参加执业考试者必须接受1600小时的教育及实践培训，还要有3200小时的学徒经验和220小时相关培训，才能获得执照。各州之间资格证书一般不通用，获得从业资格的劳动者无法去别的州工作。目前状况下，各州持有执照的劳动者也很难得到保护。

这类限制竞争的制度，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密切的关注。FTC已经针对各州限制牙科诊所服务范围的规定，与牙医组织展开了长时间的斗争。FTC表示，另开一个“口腔治疗师”的职业，提供日常护理服务，“可以增加选择和竞争，提供更便利的护理，对于消费者，特别是服务不足的人群有利。”牙医对此很不满。

2014年，在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加的压力下，无线电话行业最终同意允许消费者解锁手机，自由更换服务提供商。在各界关注以及FDA的要求之下，美国国会于2017年指示FDA，让消费者可以在好市多（Costco）等零售店方便地购买助听器，正如此前可以在CVS等普通商店购买老花镜一样。这是为了刺激竞争，降低价格，打压部分耳科医生为购买助听器设置门槛的做法。

这只是开端，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未来的方向

总而言之，要解决美国经济的问题，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克服既得利益方的阻力，保护健康有活力的竞争，借以刺激生产力增长，提升生活水平。

假如由于在位企业的势力或对规章制度的反感，未能及时采取措施鼓励竞争，就可能导致经济动态性降低，创新受限，影响子孙后代的未来。

戴维·韦塞尔是布鲁斯金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经济分析资深研究员，哈钦斯财政与货币政策中心（Hutchins Center on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