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加布里埃尔·约瑟夫-戴塞斯（Gabriel Joseph-Dezaize） | 访　

牛文静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简·方达（Jane Fonda）有位著名的演员父亲，母亲则在她年幼时自杀身亡。她度过艰难的童年时光，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并找到更大的人生目标，成为反战和女权主义社会活动家。她在20世纪70年代荣获两次奥斯卡。80年代，她成为一名健身专家，90年代专注于非营利工作。2005年她重回大荧幕，出演了奈飞的电视剧《同妻俱乐部》（Grace and Frankie）。

HBR：为什么你选择做演员，之后又去做了社会活动家？

简·方达：我做演员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我做秘书被解雇了，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表演教练）说我有表演天赋，而我需要赚钱谋生。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只是一份工作。

我到30岁才开始做社会活动家。当时全球发生了很多事，而我恰巧怀孕了，这会让女性变得像海绵一样非常容易感知周围发生的事情。那段时间，我意识到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参与到呼吁结束战争的工作中。当时我住在法国，跟罗杰·瓦迪姆（Roger Vadim）结了婚，有个小女儿，我抛下这一切，到美国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

你在职业生涯中，有没有遭到过性别歧视？

我的薪酬没有同组男主演高。别人对我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貌，这让我在很长时间感到非常不舒服。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当时的电影业界，对女性的物化和性别歧视随处可见。你对此感到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现实。有导演对我性骚扰，说和他上床才能得到角色，我只觉得好笑。直到后来美国的女性运动崛起，这一切才有所改观。

你怎么选项目？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经纪公司，也不知道怎么选择和判断，有人给我角色我就接。也正因为这样，那时我并不开心。大概33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已经偏重社会活动了，我决定彻底离开娱乐业。

那时我在底特律和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人一起学习组织活动，我和一位黑人律师朋友肯·考科瑞尔（Ken Cockrel）说：“我想离开好莱坞。我不喜欢接到的角色，想全职做一名组织者。”他说：“千万不要！社会运动有很多组织者，却没有多少电影明星。你要继续演戏，在这上面多花些心思。这也是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运动。”那时起，我决定开始自己制作电影，第一部是《荣归》（Coming Home）。我也真正从工作中找到了快乐。

在艰难时刻，你如何做到有韧性？

我认为，有没有韧性是天生的。在童年时期，我本可能陷入深渊，但我的韧性像雷达一样一直在寻找转机，留意所有爱我或者能够教我一些东西的人。有韧性的人能够将伤口变为宝剑和犁头。他们将成为最强大和健壮的勇士，并一直具备这种特质。上帝会在我们的伤痕处现身，而不是在我们获得奖项和欢呼声中出现。这么说有点一概而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女性更有韧性，男性更脆弱。

战争往往源于脆弱……

从全球来讲，在当下的文化中，“男性”并没有害，但是男性的社会表现，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男子气概”的东西则有害。

除非我们能够改变这点，否则人类这个种族将灭绝。这不是夸张的修辞，事实如此。地球正在被毁灭，就是这个原因。并非男性本质邪恶，而是他们必须要不断证明自己。我最初意识到这点，是看到五角大楼公开的越战密件，之后看了多丽丝·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撰写的关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传记：当时总统和幕僚都知道美国无法获胜，但越南战争仍然继续下去，原因之一是，男人们觉得那时撤兵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行为。这点让我非常触动，永远也忘不了。我开玩笑说，这是“早泄”问题。而这正是症结所在。

和我讲讲你成立的两个机构：女性媒体研究中心（The Women's Media Center）和乔治亚州青少年权利与潜能运动（The Georgia Campaign for Adolescent Power & Potential）。

我和其他人一起成立了女性媒体研究中心，目的是增强女性在媒体中的声音。电影、杂志、书籍、电视和诗歌帮助塑造我们的觉知和自我意识。如果人类声音缺失了一部分，女性的声音遭到打压，大家都会受影响。如果我们无法得知故事的全貌，又该如何理解身处的世界和对错，又如何将其变得更好？女性看待事物的角度有别于男性。事物对男女的影响也不同。女性对很多事情的应对方式都有别于男性，例如战争、饥荒、破产和健康。缺少我们的声音，将是巨大的缺口。

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发现大银幕上从未出现过自己的故事，从未出现你的担忧和信念，于是你会感到无力，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所以我们觉得改变这点很关键，美国现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事。

我在1995年开始了乔治亚州青少年权利与潜能运动。我们现在知道，青春期是人生中独特的发展阶段，对成年后的生活很关键。现在我们这里有男孩也有女孩。对于他们来说，了解自己的身体如何工作，以及如何保护自己远离疾病和伤害非常重要。他们必须明白，自己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身体。针对性别、感官和情感关系的态度常令人困惑，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一个清教徒国家。例如，我们会从道德角度而非“健康”角度来看待青少年怀孕问题，这糟透了。

有没有一件事，是你一直想做还没做的？

我想建造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小屋。想养鸡，我超喜欢鸡，还有兔子、狗，我想安静地生活，在高山上，树木环绕。虽然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写作才华，但我想要写一本有意义的书，也是我的最后一本书。

加布里埃尔·约瑟夫-戴塞斯是《哈佛商业评论》法国版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