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埃尔·约瑟夫-戴塞斯(Gabriel Joseph-Dezaize) | 访
牛文静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简·方达(Jane Fonda)有位著名的演员父亲,母亲则在她年幼时自杀身亡。她度过艰难的童年时光,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并找到更大的人生目标,成为反战和女权主义社会活动家。她在20世纪70年代荣获两次奥斯卡。80年代,她成为一名健身专家,90年代专注于非营利工作。2005年她重回大荧幕,出演了奈飞的电视剧《同妻俱乐部》(Grace and Frankie)。
HBR:为什么你选择做演员,之后又去做了社会活动家?
简·方达:我做演员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我做秘书被解雇了,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表演教练)说我有表演天赋,而我需要赚钱谋生。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只是一份工作。
我到30岁才开始做社会活动家。当时全球发生了很多事,而我恰巧怀孕了,这会让女性变得像海绵一样非常容易感知周围发生的事情。那段时间,我意识到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参与到呼吁结束战争的工作中。当时我住在法国,跟罗杰·瓦迪姆(Roger Vadim)结了婚,有个小女儿,我抛下这一切,到美国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
你在职业生涯中,有没有遭到过性别歧视?
我的薪酬没有同组男主演高。别人对我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貌,这让我在很长时间感到非常不舒服。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当时的电影业界,对女性的物化和性别歧视随处可见。你对此感到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现实。有导演对我性骚扰,说和他上床才能得到角色,我只觉得好笑。直到后来美国的女性运动崛起,这一切才有所改观。
你怎么选项目?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经纪公司,也不知道怎么选择和判断,有人给我角色我就接。也正因为这样,那时我并不开心。大概33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已经偏重社会活动了,我决定彻底离开娱乐业。
那时我在底特律和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人一起学习组织活动,我和一位黑人律师朋友肯·考科瑞尔(Ken Cockrel)说:“我想离开好莱坞。我不喜欢接到的角色,想全职做一名组织者。”他说:“千万不要!社会运动有很多组织者,却没有多少电影明星。你要继续演戏,在这上面多花些心思。这也是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运动。”那时起,我决定开始自己制作电影,第一部是《荣归》(Coming Home)。我也真正从工作中找到了快乐。
在艰难时刻,你如何做到有韧性?
我认为,有没有韧性是天生的。在童年时期,我本可能陷入深渊,但我的韧性像雷达一样一直在寻找转机,留意所有爱我或者能够教我一些东西的人。有韧性的人能够将伤口变为宝剑和犁头。他们将成为最强大和健壮的勇士,并一直具备这种特质。上帝会在我们的伤痕处现身,而不是在我们获得奖项和欢呼声中出现。这么说有点一概而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女性更有韧性,男性更脆弱。
战争往往源于脆弱……
从全球来讲,在当下的文化中,“男性”并没有害,但是男性的社会表现,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男子气概”的东西则有害。
除非我们能够改变这点,否则人类这个种族将灭绝。这不是夸张的修辞,事实如此。地球正在被毁灭,就是这个原因。并非男性本质邪恶,而是他们必须要不断证明自己。我最初意识到这点,是看到五角大楼公开的越战密件,之后看了多丽丝·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撰写的关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传记:当时总统和幕僚都知道美国无法获胜,但越南战争仍然继续下去,原因之一是,男人们觉得那时撤兵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行为。这点让我非常触动,永远也忘不了。我开玩笑说,这是“早泄”问题。而这正是症结所在。
和我讲讲你成立的两个机构:女性媒体研究中心(The Women's Media Center)和乔治亚州青少年权利与潜能运动(The Georgia Campaign for Adolescent Power & Potential)。
我和其他人一起成立了女性媒体研究中心,目的是增强女性在媒体中的声音。电影、杂志、书籍、电视和诗歌帮助塑造我们的觉知和自我意识。如果人类声音缺失了一部分,女性的声音遭到打压,大家都会受影响。如果我们无法得知故事的全貌,又该如何理解身处的世界和对错,又如何将其变得更好?女性看待事物的角度有别于男性。事物对男女的影响也不同。女性对很多事情的应对方式都有别于男性,例如战争、饥荒、破产和健康。缺少我们的声音,将是巨大的缺口。
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发现大银幕上从未出现过自己的故事,从未出现你的担忧和信念,于是你会感到无力,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所以我们觉得改变这点很关键,美国现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事。
我在1995年开始了乔治亚州青少年权利与潜能运动。我们现在知道,青春期是人生中独特的发展阶段,对成年后的生活很关键。现在我们这里有男孩也有女孩。对于他们来说,了解自己的身体如何工作,以及如何保护自己远离疾病和伤害非常重要。他们必须明白,自己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身体。针对性别、感官和情感关系的态度常令人困惑,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一个清教徒国家。例如,我们会从道德角度而非“健康”角度来看待青少年怀孕问题,这糟透了。
有没有一件事,是你一直想做还没做的?
我想建造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小屋。想养鸡,我超喜欢鸡,还有兔子、狗,我想安静地生活,在高山上,树木环绕。虽然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写作才华,但我想要写一本有意义的书,也是我的最后一本书。
加布里埃尔·约瑟夫-戴塞斯是《哈佛商业评论》法国版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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