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以前的政治风险相对容易理解，多半牵涉到统治者出于内政原因攫取外国资产，比如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如今会侵占财产的领导者比过去少得多了。而且，虽然商业环境的主要决定因素依旧是国家政府，但现在许多国内外政治风险是其他各方造成的：使用智能手机的个人、发布市政法令的地方政府、制造汽车爆炸案的恐怖分子、负责国际制裁的联合国官员……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会飞快地影响全世界的商业。越南对中国的抗议，导致美国服装市场缺货。叙利亚内战导致了欧洲的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冲击旅游业。当今世界充斥着新的政治风险。

于公司而言，21世纪的政治风险本质上是政治活动对公司业务产生大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这个概念其实比较新鲜。我们说“政治活动”而非“政府行为”，强调在国家首都、军队驻地和政党总部所在地等常见的风险地点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今影响商业的政治活动几乎无处不在——家庭、街道乃至云端；聊天室、宿舍、会议室；街上的小酒吧，高端峰会的补充报道。公司若想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必须妥善处理越来越多的全球政治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

21世纪的许多政治风险，分开考虑似乎都是小概率事件。美国人被外国恐怖分子杀害的概率约为1/45000，远低于中暑和被食物噎住的致死率。社会行动主义的纪录片多半不会像《黑鲸》一样引起轰动。然而这些风险累积起来，就变得非常可观，且容易被低估。某一项政治风险立刻对某公司在某个城市的业务产生影响，这个概率很低，可是世界某处发生的某些政治风险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对商业产生严重影响的概率高得惊人。一连串小概率事件加起来，总的发生率其实并不低。

所幸，虽然政治风险变得更加复杂，但应对之法仍然简单易懂。组织做好基础工作，就可以走在前面。我们根据现有的优秀应对方法，总结我们做过的领导力实验和研究，得出组织危机管理的四大核心能力，并提供一系列问题帮助高管发现组织能力的欠缺，更好地应对这个全球不安全（global insecurity）愈演愈烈的时代。

政治风险背后的新力量

当前改变政治风险局势的有三大趋势：冷战结束后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供应链创新以及科技革命。

政治。当今公司面对的，是现代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超级大国对抗，在敌友之间划出相对清晰的界限，贸易政治和安全政治也划分得非常清楚。当时大半个世界分属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和苏联集团计划经济体，军备控制条约与苏联有关，但全球贸易谈判不受影响。今日的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多变，各国势力此消彼长，有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还有恐怖组织、网络罪犯等非国家行为体。安全不只关乎安全本身，国际经济议题往往与安全政策及政治密切相关。

康迪（康多莉扎·赖斯）担任国务卿时曾不安地看到，迪拜港口世界公司（Dubai Ports World），这家阿联酋政府所有的获过奖的港口管理公司，在某次引发公众不满后被迫将其美国航运业务移交给一家美国公司。虽然阿联酋是美国坚定的同盟，而且经过美国政府全面审查没有发现安全隐患，但美国人在911事件后一听到“阿拉伯”和“港口”这些字眼，就足够让迪拜港口世界公司在美国站不住脚——就算是全世界最能体现市场机制的美国也不例外。

供应链。供应链效率逐步提升，逐渐为公司解锁巨大的价值。现在即使是非常小的公司，也可以利用较低的离岸人工成本、运输成本以及更好的库存管理。然而供应链革命有一个缺点：全球供应链变得更长、更加精益，公司更容易受到远方动乱的影响。

公司为了提高利润、定制化和速度，向海外拓展供应关系，产品及服务的提供受到政治活动影响的概率随之提升。在2014年，越南认为中国将一个离岸石油钻井平台移到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其国内爆发了抗议。全球最大的服装及玩具提供商之一利丰公司（Li & Fung）的供应商被迫关闭越南工厂一周，耽误了向美国发货。东南亚领海争议迅速导致美国几个城市的商店缺货。

技术。社交媒体、手机和互联网也在改变21世纪的政治环境。全世界48%的地方都被网络覆盖。据预计，2020年全世界拥有手机的人将多于能够使用自来水和电力的人。技术大大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让志趣相投、相隔遥远的人得以更容易地为一项事业集结起来。此外，社会行动主义也不再是社会活动家的专利。在超链接时代，路人用手机拍摄视频传上网，就有可能传遍世界。2017年4月9日，美国联合航空飞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航班座位超售，公司决定请四位乘客下飞机，其中一位名叫戴维·道（David Dao）的乘客拒绝离开飞机。其他乘客拍下了他被暴力拖走的视频，上传到Twitter和Facebook。两天后美联航股票损失2.55亿美元的股东利益，分析员开始担心该事件对中国市场的影响——中国社交网络上的评论者认为公司歧视亚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