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肯尼斯·弗雷泽的故事与典型CEO的成长轨迹大相径庭。他在费城老城区的贫民窟长大，读书时主攻法律专业。他还是《财富》500强公司中，少数几位非裔美国CEO之一。

弗雷泽当然已排除万难。担任默克的法律总顾问时，他曾负责对召回止痛药万络（Vioxx）诉讼案的辩护。他于2011年成为默克CEO后，维持公司稳定运营，因此获得业界赞许——这在一个风云万变的行业中实属不易。他再次确立了研发在公司的核心地位，并监督开发了市场看好的新药品，如抗癌药健栓得（Keytruda）。

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爆发白人种族主义游行。该集会随后演变成暴力冲突，一名反示威者遭到杀害，而特朗普总统对此事件的评论似乎在声援白人至上主义者。于是弗雷泽不再保持沉默，并瞬间成为全国焦点人物。他发表声明，称他有责任“反对偏狭行为和极端主义”，并辞去了他在美国制造业委员会的职务。受弗雷泽离职一事影响，其他委员也相继辞职，特朗普只好将这个重要的商业顾问委员会解散。

《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造访默克位于新泽西州凯尼尔沃思镇的总部，该地离曼哈顿有45分钟的车程。我们与今年63岁的弗雷泽探讨了制药企业未来发展、职场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关系问题，以及他挑战特朗普那段经历。以下是本次讨论节选。

HBR：你连续七年领导一家《财富》500强公司，却在决定退出特朗普总统的商业顾问委员会后，得到了最多关注。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是否会做出不同决定？

弗雷泽：当我看到夏洛茨维尔市发生的一切，并听到相关评论时，我深刻意识到，如果我不采取行动，就是在支持本次暴乱和相关言论。我请董事会支持我，因为我希望自己的发言不仅代表个人观点，也符合公司价值观。我没想到此番行动引起的连锁反应。但我依然会坚持这个决定。

HBR：特朗普总统的回应是发一条推特表示不满。这对你或默克的业务有什么影响吗？

弗雷泽：我觉得默克并未受到牵连，公司依然与华盛顿方面就重要议题进行密切沟通。老实说，我的日常工作并未受到影响。总统在这一问题上有他的想法，我也有自己的感受和信仰。

HBR：经历过这一事件后，你对其他可能加入社会或政治讨论的CEO有什么建议？

弗雷泽：我认为，CEO最好不要卷入政治风波，对我和其他人来说都如此。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我不认为本次事件属于政治议题。这是关乎我们国家基本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渴望成为一个集理智、包容、自由，最好还是开明的集体。我们的外表并不相同。我们来自不同国家。但我们共享那些令美国独一无二的理想。

HBR：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企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称，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这个观点对吗？

弗雷泽：尽管企业领导者的基本职责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但我认为，企业存在之意义，是回馈社会以价值。默克经营126年了，个体股东更换无数次。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主要目标是，提供极具医学价值的疫苗和药品，改变人类生存境遇。我们创造的收入和股东价值，不能和为患者及社会创造的价值相提并论。

HBR：你如何在短期压力和长期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弗雷泽：有些股东群体，包括部分投资者经常逼迫我们关注短期利益。但如果我的选择仅仅是将短期收入最大化，或建立基业长青的公司，那其实并不困难。我必须确保公司能够可持续发展，为所有利益相关人（包括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HBR：短期成果较容易评估，特别在以股价为标准的情况下。但你如何知道现在做的事是否有益于未来呢？

弗雷泽：制药行业的产品研发生命周期非常长。我们平均要用12年到15年时间，才能将新药品推入市场。我们的财务模式基于仅20年有效的专利权，过了专利权期限，我们就失去了独家使用权。因此我们要不停推出这样能驱动短期价值的产品，否则公司就会被市场淘汰。所以我的工作是，确保我们的决策不仅针对短期业绩，否则我们会提前提取未来的价值，最终将铸成大错。

HBR：你们抗癌药健栓得最近在实验中被评定为有效。这样的报告对默克来说意味着什么？

弗雷泽：这就说到了短期还是长期话题的重点。我们去年发布公司收入时曾表明，公司决定延长这项研究来调查癌症患者总体生存率，但市场反应很消极。我们的股价大幅下跌，因为有人以为，我们给了竞争对手追赶上我们的机会。但我们觉得，如果我们需要更多时间证明该药品重要性，那就无所谓了。我们从长期角度看问题。现在最新评定结果出来后，市场反应也变积极了。这说明什么？为了目标坚持下去。坚持长期主义，不要听从华尔街对短期业绩的要求。

HBR：默克的另一药品，即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新药Verubecestat，对有些患者来说效果并不理想，至少现在如此。你从中学到了什么经验？

弗雷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失败稀松平常。我们委托的多数项目都以失败告终。但我们所做的每个研究都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让科学和社会向解决方案一步步靠近。我认为，我们现在对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研究大有希望。另外我发现，该领域中约400个研究，都没找到能够减缓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患病过程的药剂。

HBR：如果我们在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方面找不到突破，医学系统还能跟上吗？逐渐衰老且备受该病困扰的婴儿潮一代会否压垮美国老年和残障健康保险（Medicare）系统？

弗雷泽：阿尔茨海默氏症协会预测，如果我们找不到控制疾病的药剂，到2050年，光美国就要损失1万亿美元。若你活到85岁（多数人都希望如此），你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几率高达50%。我们很可能成为阿尔茨海默氏症之国——患者和医护人员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控制阿尔茨海默氏症在本国人口中蔓延，以及因此导致的医护成本。

HBR：默克在该领域的研究能给我们保持乐观的希望吗？

弗雷泽：我从来都不想给别人幻想。但人类遗传学和一些早期数据表明，verubecestat可以延缓阿尔茨海默氏症斑块关键因素的扩散。我们尚不知道，这些斑块是杀死神经元的元凶，还是上游病程的结果，因为上游病程既导致斑块产生也造成神经元死亡。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应在病变哪一阶段介入，才能留下足够神经元，维持认知功能。但这就是你进行实验的原因。

HBR：药品研发过程中最大的创新阻碍是什么？科学、监管，还是研发成本？

弗雷泽：我觉得，主要因素是我们对人体和人类生物学缺乏足够的了解。人们谈论人类基因组排序的重要性，强调我们正在获得更多遗传学洞见。但正如我们的研究主管罗杰·佩尔穆特（Roger Perlmutter）所讲，我们真正获得的只是份“零件清单”。我们不知道这些零件是如何组合起来，维持人体正常运作的。我们正在多个疾病领域中研究这一问题。

HBR：你的公司似乎正从化学制药向新领域演进，比如遗传学和计算生物学。

弗雷泽：的确如此。默克最初主营化学和疫苗。现在我们还进入了生物制品领域。人类遗传学对我们的业务有重大影响；计算科学非常重要。我们对固定模式持怀疑态度。我们的工作是顺着科学给我们指明的方向前行，同时利用最有助于我们询问并回答最重要医学问题的工具。

HBR：你们生产的药品挽救了无数生命，但价格似乎过高。默克如何确定救命药品的价格点？

弗雷泽：显然方法并不简单。但我们分析的指导原则是：新药品为患者和医疗系统提供什么价值？我们怎样定价，才能达到理想的采用曲线（adoption curve）？换个理解方式是：患者和系统能担负多少？我们试图在双方间取得平衡，最终给股东较高回报，因为他们一直在资助未来药品研发的研究。我们给药品定价时，希望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我们做未来研究的能力，同时确保患者可以有效获取这些药品。

HBR：患者服用一年健栓得（Keytruda），要花费大概15万美元。为何这个定价算是合理呢？

弗雷泽：首先，我们讨论的问题攸关生死。对于备受病痛折磨，已经失去希望的人来说，我们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此外，你要考虑到系统不治疗癌症的成本。数据显示，癌症死亡人数减少10%，在经济层面上对社会有巨大正面影响，意义比健栓得的成本大多了。这样看，我们给社会节省了不少钱。再想想制药企业的财务模式吧：这款有效药品的收益正抵销90%以上失败项目的成本。如果我们无法承担失败成本，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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