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今天的数字世界基本上围绕两个中心形成：美国西海岸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按市值计算，世界排名前20的互联网企业中有18个都在这两个地区。网络搜索、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领域的领军企业不是在美国西海岸，就是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但随着数字革命继续在汽车、金融服务、医疗保健和零售等行业引发大范围颠覆，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既然其他国家也在考虑自己在这场博弈中的筹码，传统企业也开始进行数字革命，这两大中心还能维持现在的地位吗？利益分布会不会变得更为广泛？

财富、价值和权力的集中

默认情况下，这两处黄金海岸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基于赢者通吃的数字商业模式，使这两个地区得以积累大量的财富、价值和权力。

赢者通吃经济效应青睐的是那些在美国和中国的企业，它们可以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实现规模效应，并建立由创业公司、供应商、互补企业和消费者构成的丰富的生态系统。因此，坐落于美国和中国黄金海岸的企业在网络搜索、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的竞技场上，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

如今，竞争转向更传统的产业，比如交通运输（Lyft和Uber）和住宿（Airbnb）。谷歌重组后创办Alphabet就是一个信号，标志着谷歌进入多个新的纵向市场，包括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庭、智能城市和健康。中国电商领军企业阿里巴巴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如今在金融和支付行业有极大的影响力。亚马逊收购全食超市可能是追求数字和实体零售结合的最纯粹的表达。不出所料，亚马逊向药品零售业出手的可能性挫伤了医药零售的股价，也被认为是CVS投标Aetna的导火索。中美两国内大多数的数字业巨头正在投资人工智能以及有助于它们进入其他产业的技术。

所谓的科技独角兽，指的是在高科技板块企业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私营企业，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据CB Insights，这些企业活跃在20多个产业。实际上，金融服务领域的独角兽，比如陆金所和Stripe的企业中值比消费者互联网独角兽的企业中值更大。

成立于2003年或之后达到了独角兽水平的274家企业中，有148家在美国，其中将近2/3位于加利福尼亚。中国独角兽的数量是欧洲的一倍多（中国有69家，欧洲有33家），而且中国企业的平均估值更高。此外，硅谷通常会将杰出的欧洲数字技术创业公司收入囊中——比如Skype和AI先锋DeepMind。2011年到2017年间，GAFAM企业（谷歌/阿尔法特、亚马逊、脸书、苹果和微软）收购了超过65家前沿的欧洲技术企业。在许多案例中，比如Skype，欧洲企业的运营规模在并购后会缩水。

数字活动集中在中美两国的少数企业手中，这造成了巨大的财富、价值和权力溢出效应。这些企业中大部分员工都位于企业总部所在的国家：谷歌和Facebook中75%是本国员工，而在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中，这个比例超过95%。这些员工可以获得优渥的收入和股权，更有可能跳槽到另一家数字业巨头或附近的创业企业，而不是到区域以外的企业。财富也趋向于在区域内集聚，因为外部的投资者更多来自本地。涉及的财富数量也十分庞大。2010年至2017年间，GAFAM企业的市值增加了2.6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组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28家非GAFAM企业的价值仅增加了2.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在中国，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跻身全球前十名最有价值的企业之列，三家企业的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

其他国家的数字技术企业能否找到发展壮大、突破封锁的良策？中国和美国的企业是否会面临一个群雄割据、遭遇抵制和保护主义的未来？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主要的问题：

政府是否会建立数字壁垒？

很多国家认为，在自己国境内开展业务的数字巨头理应向政府交税，这笔收入是国家的合法权益。然而这个举动很容易演变成保护主义。信息技术工业协会认定了13个欧洲国家内至少22条规范数据本地化的法规。其他研究也发现，95个国家中有近300条类似规定。而且数量还在逐年递增。虽然此类措施通常是以保护隐私和安全为名，但也会设置数字边界，抑制经济行为。2014年，国际政治经济学欧洲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近期实施或提议的限制可能会略微降低印度的GDP（0.1%），同时大幅降低其他市场的GDP，比如欧盟（0.4%）和越南（1.7%）。

其他国家能否成功培养本地霸主和创新中心?许多国家都曾尝试建立大量的创新中心，但鲜有成功的案例。或许最引人瞩目的例外是以色列Yozma（希伯来语的意思为“倡议”）的成功，这个总计1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最初由政府设立，现在由私人运营。

安娜利·萨克森宁（nnaLee Saxenian）、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和其他人定义了一系列能够鼓励创业者合作、共同承担风险的基本要素——比如优秀的学校、风险投资者、强大的人才蓄水池、就业流动性和动机。有抱负的政府应该加倍推动那些鼓励创业精神和本地主权意识的举措。比如，政府可以给企业提供便利，更易于它们独立发展，而不是被收购。这些政策有助于培养本地的数字龙头企业。如果欧洲能够产生更多像Spotify的示范企业作为榜样，那么其他创业高管或许不会那么早将自己的企业卖出去。

政府还可以与私营企业合作，减少“数字摩擦”，这种力量会阻碍国家发展强大的数字经济。数字摩擦少的国家，其互联网经济在整体GDP中所占的比例是数字摩擦多的国家的一倍。减少摩擦的措施包括完善基础设施，比如互联网的普及和网速；培养技术型人才；完善在线支付系统；加强数据安全；政府政策支持。当然，如果缺少政策上的适当调整，减少数字摩擦的努力只会巩固美国数字巨头在这些国家的统治地位。

欧洲和其他地区也有必要建立起一体化的数字市场。法国交友网站Meetic就是一个惨痛的案例，充分体现出跨越数字边界有多么困难。这家企业比美国的竞争对手Match.com早成立3年。但与Match.com不同的是，Meetic疲于应付15个欧洲国家不同的管理规定和消费者行为，最终被Match.com收购。

中国的数字业巨头能不能成功向海外扩张？

中国的数字业巨头有向海外进军的规模、专业知识和明确信念，但大部分还没开始这样做。2017年，中国的国内网络渗透率只有56%，说明国内市场仍有发展空间，但数字企业也可以通过进军海外获得成长。

一些中国数字业巨头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市场侧重。他们通常会与当地企业合作，将合作伙伴对当地市场的深入了解与自己的强大技术相结合。在印度取得成功的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这种方法：腾讯投资Hike Messenger，阿里巴巴投资Paytm并成为其合伙人。阿里巴巴成为Paytm合伙人后，后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全球第三大移动支付平台。

中国的巨头企业与其他市场中的企业合作，能够帮助平衡全球竞争环境，因为目前大部分市场还处于美国巨头企业的统治之下。如果欧盟和其他区域经济组织能够与中国企业合作，接触到中国的市场和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那么这种类型的联盟可以变得非常强大。但中国要想成为这样的角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阿里巴巴海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比百度和腾讯都高，但在2017年底时也只不过达到10%左右。不过，阿里巴巴计划到2025年使海外交易达到商品交易总额的一半。

实力高度集中的局面令人不禁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只不过现在风水轮流转了而已。美国取代欧洲超级大国，成为了世界的主宰；而新兴的挑战者中国目前还把重心放在国内市场，扮演的恰好是美国曾经的角色；而欧洲正在扮演过去的中国，一个可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千年文明。目前的全球数字力量分布图也可能被彻底改写，取决于目前已参与数字竞争的国家、企业以及新挑战者的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角色和战略也很关键。美国凭借当前的主导地位获利，但如果它将这种优势发挥得太过，可以想见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抵制，这些国家要确保自己也能从数字革命中获取价值。积极地将数字业务的成果与更多合作伙伴共享，这是避免保护主义抵制的一个明智战略，毕竟，保护主义伤人伤己。（时青靖 | 编辑） 

范史华是波士顿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常驻上海办公室。马丁·里维斯是波士顿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BCG亨德森学院负责人，常驻纽约办公室。武治中是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经理，常驻台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