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一家公司的销售额强势增长。正当员工们认为，公司将恢复金融危机期间被迫停止的奖金制度时，CEO却宣布，要将公司一半收入投放于某CSR项目，该项目的研究对象正是CEO女儿罹患的恶疾。CEO的做法遭遇非议，公司高管该阻止他吗？

兰德尔·拉希奥是里士满大学罗宾斯商学院营销学助理教授。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现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专家建议。

DM自行车公司（下称DMBC）的高管们鱼贯而入，准备开晨会。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咖啡杯、手机以及晨会议程。

这个财年马上要结束了，CEO基诺·邓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新财年的预期销售额。

“大家早啊，”基诺说，“谢谢你们这么早来开会，我知道大家都想赶快知道预算分配情况，但在开始之前，你们是否注意到今天外面有什么不一样？”他冲着身后的窗户做了一个手势。

公司HR总监卡洛琳·布里奇斯从10层楼看下去，纪念林荫路上仿佛有成群结队闪耀的甲壳虫穿行而过。这些“甲壳虫”其实是戴着头盔的自行车骑手，头盔在北卡罗来纳州明亮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今天早上好多骑自行车的人。”卡洛琳说。自从她加入公司后，没少骑自行车上班，但从没在这条路上见过这么多骑手。

“答对了！”基诺说，“骑车上班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基诺热爱户外运动，对自行车设计眼光独到，他创办了DMBC，公司现在已经上市。DMBC共有1500名员工，分别在总部和格林斯博罗的工厂办公。为了纪念创始地，公司生产的自行车叫作“Greenies”。

坐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公司的订单数量达到了历史峰值。卡洛琳满心欢喜地认为，公司终于要因为增产而补充人员了，她希望销售额的强势增长可以恢复金融危机期间被迫停止的奖金制度。但她的兴奋之情并没有持续多久。

基诺的表情转为严肃。“你们多数人可能知道，”他难掩悲伤地说，“大概8个月前，我9岁的女儿妮可被确诊患了贝敦氏症。”

大家同情地点点头。很多人都记得妮可和她的弟弟们在办公室骑儿童自行车的样子。妮可的病对基诺打击很大，在她进行实验性治疗时，基诺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异地办公了几个月。

“这种病是遗传性的神经障碍症，美国每年出生的10万名新生儿中，会有2-4人患病，”基诺继续说，“患者会在5-10岁间出现症状，大部分活不过25岁。他们先是看不见东西，然后出现心智障碍，还要饱受癫痫之苦……”基诺哽咽了。过了一会，他说，“从预期销售额中你们可以看到，未来一年将会是我们公司成立23年来业绩最好的一年。我想从这些意外之财中拿出一部分，建立研究贝敦氏症的CSR项目，另一部分给员工分红。”

整个房间陷入安静。过了一会，一位高管替所有人发问，“可以讲清楚一点吗，你说拿出一部分，是说对半分吗？”

基诺的眼神扫过这位高管。“恕我直言，你觉得哪个更重要？找到绝症的治疗方法，还是让大家的钱包更鼓一些？”

卡洛琳惊呆了。公司已经三年没涨过薪了，部分员工还被迫降薪。但基诺似乎想要将预期收益的大部分都用来挽回女儿的生命。她理解做父亲的心情，但这属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吗？

办成此事

会议结束后，基诺请卡洛琳和营销部副总多蒂·汤普森留下，问她们：“你们觉得如何？”

DMBC目前的CSR项目，主要是通过“为生命骑行”的活动，对抗儿童肥胖症。这项活动赞助自行车比赛和为期一天的小学生骑行活动。该项目非常成功，既提振了员工士气，也提升了企业形象。多蒂曾经花了近一年时间，在全国推广这项活动。

多蒂的声音有明显的迟疑，“我觉得你的建议很好。我们当然应该支持贝敦氏症的研究，但这是否意味着要终止‘为生命骑行’？”

基诺似乎很难理解多蒂的反应。“公司CSR一直致力于儿童健康事业，”他说，“小孩子眼瞎了，快死了，还谈什么健康？‘为生命骑行’可以暂停。”

“妮可的照片印在我们出售的每一款女童自行车上，”他继续说，“很多企业都可以做体育项目。而我们是唯一一家著名代言人身患贝敦氏病的企业，我希望你们两个合力把这件事做成。”

基诺看了看卡洛琳。“我希望你能在生产启动大会上宣布这件事”，他说的是公司7月将在基诺的农场举办的大会。说完，基诺就离开了，留下两人站在空无一人的会议室门口。

卡洛琳感到一阵反胃。

首席布道者

之后两天里，卡洛琳和公司各层级员工私下聊了聊。大家都能理解基诺的感受，但也都觉得身心俱疲。接下来的生产计划非常紧凑，一位员工说，“迫使公司上下参与到基诺个人生活的遭遇，并不会给他女儿、他以及公司带来什么好处。”

基诺一直是个在不同社会和环境议题上，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的人。面对他关心的议题，他表现得像“首席布道者”。一些员工很欣赏这点，跟着他了解了很多最新“热点”问题。另外一些也很配合，他们发现想找基诺见面谈业务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假装对他当下的主张感兴趣。无论大家目的为何，很多员工都在基诺的“个人理想”上投入过时间和金钱。

卡洛琳4年前加入公司的时候，公司的CFO吉姆·米尼特告诉她，“比起理性，基诺更偏感性，他做事情有时候很冲动，需要身边的分析型员工替他考虑细节。但DMBC是一个大家庭，如果你工作努力，基诺会把你照顾得很好。”他和基诺是高中时期的朋友，在加入DMBC之前，吉姆是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

卡洛琳希望，虽然吉姆和基诺关系密切，但他会愿意听听她对转换方向的担忧。

大家庭还是一言堂？

卡洛琳碰到吉姆时，他正准备回办公室。令人惊讶的是，她还没开口，吉姆就知道她想说什么。

“我也担心，”吉姆说，“我们要在年度报告和股东大会上说明这些变化，但我觉得基诺可以处理好这些事情。”

DMBC员工每年最多可以从工作时间中拨出20小时，用在CSR项目上，员工捐款也用于这些项目。年度报告会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这些政策让该公司一直位列求职者“最想去”的企业，股东对此也很开心。

“比起这些，更令我担心的是，”吉姆说，“基诺有时会在开会途中走掉或者干脆取消会议，和那些孩子患有贝敦氏症的家庭，或者知道一些相关信息和治疗方法的人通电话。我们什么工作也完不成。”

“那你会和他谈谈吗？”卡洛琳问道，感到些许轻松。

“我没法谈，”吉姆说，“我曾经参加了他在特立尼达岛的婚礼，妮可和其他孩子出生时我也在场。这会像是背叛兄弟。”

卡洛琳可以理解忠诚，但这也太荒谬了。“只有你说话他才会听，”她说，“你也是主要股东之一。难道对公司没有义务吗？生产线的员工面对增产已经压力很大了，有些人甚至质疑基诺是否有权力让全公司和他一起遭罪。一些时薪工甚至说他将家人利益置于员工之上，是自私的行为。”

吉姆猜基诺一定会用平淡的口吻这么回复，“无论产生多少利润，员工会得到应有的报酬，即使他们做得没有这么出色，我也会给他们这么多酬劳。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能得到更多奖金，我们也能在CSR上投入更多。”

吉姆恢复自己的声音继续说，“像星巴克和太阳微系统公司等很多企业都在水资源保护、废物回收、教育、野生动物保护等议题上投入巨大。这些也未必和它们的业务相关，但它们因此收获了公众的赞誉和认可。要知道大学也会定期委托专业机构，统计捐钱给大学的教职员工数量。所以这也不是多么非主流的做法。”

“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卡洛琳反驳道，“员工担心基诺会在年度报告中统计支持或参与这项计划的人，他们担心评估和升职受影响。公司变成了一言堂，不再是一家人。简单说，大家觉得基诺要所有人都为贝敦氏症贡献金钱或时间，这并不合理。你需要和他谈谈。”

“对不起卡洛琳，我真的做不到。”吉姆回答道。

卡洛琳步履沉重地离开了吉姆的办公室，她回想起过去四年的时光。作为一名资深HR管理者，她从财富50强的制造公司跳槽到DMBC。但由于吉姆和基诺是故交，她一直难以进入核心圈子。由于找不到同伴，她也不愿引发震荡。但是她很担心，基诺对女儿的关心和悲痛之情，阻碍了他对公司应尽的义务。

基诺是否

做得过分了？

卡洛琳

要不要阻止他？ 

专家意见

（牛文静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