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菲利普斯(KatherineW. Phillips)、特蕾西·杜马(Tracy Dumas)、南希·罗斯巴德(Nancy P. Rothbard),《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6月刊
少数族群在职场不愿分享私人生活情况,这是所有人的问题。
我的情况与马库斯类似,我们这样的人必须努力交际,让同事和组织感到“舒适”,才能确保升职机会,这种概念荒谬且无礼。组织一边强调“建立多样性的工作环境”,一边希望所有人趋于同化。我经常说,如果你想“了解我”,那就来找我,在我所处的环境里做我做的事情。几乎没有人真的来找过我……
——乔纳森·雷 读者
我发现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而且我的确觉得,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可以扩展到其他多样性的团体。有关规则的文化预设在各个领域普遍存在,而且可能对不遵守这类规则的外人十分不友好。不同的种族、性别、阶级和文化团体皆如此。雇主尝试在工作场所创造一种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文化氛围,这是必不可少的,我也赞同。不过,实现这一点要对抗更加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规则,恐怕无法一蹴而就。
——阿内特·唐金 读者
文章开头,我很担心作者会把交流的负担放在有色人种员工身上。我喜欢作者论述的,上级主管和组织中的个人有能力且应当负责主动创造一种值得信赖的环境,支持员工坦诚相对。目前的环境是顺应白人的习惯建立的,我们没有感到不和谐,所以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不言而喻的规则或公司文化,对别人来讲其实并不和谐。
——萨拉·朗韦尔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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