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无人机研发最初出于军事目的，直到2013年才在美国被批准用于商业用途。一经批准，无人机便展现出对多个行业的巨大商用价值，但监管问题随之而来。新技术带来多种安保问题；由谁来制定缓解这些矛盾的规则，各界尚未达成共识。很多情况下，人们甚至缺乏制定相关规则的知识。此外，不少人对“会飞的小机器人”心存忌惮。

这种监管、物流和社会方面的壁垒在新产品和服务的普及中并不鲜见。实际上，新技术崛起时，社会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部分原因在于，科技创业家一般不太关心自身创新可能带来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尽管电动汽车得到联邦政府的补贴，特斯拉还是违反了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规定，因为公司越过传统经销商，直接出售产品给消费者。即便已经成功赢得大量用户和广告商，Facebook现在依然要面对严峻的数据监管问题。

很明显，虽然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舒适和便利，但也威胁到行业监管、公司经营和员工谋生的传统模式。情况一贯如此。汽车刚出现时，被规定速度不能比马快；在19世纪，有些纺织工人担心被机器取代，用铁锤猛砸工业设备。新技术甚至会颠覆社会规范——想想约会软件对人们见面方式的改变吧。

虽说创业家遇到的问题是历史的重演，但他们并不在乎这一事实。他们更想知道如何管理并缩短，从技术诞生到有足够规则和新行为，让社会接受新事物可能性之间的时间。

有意思的是，据我观察，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等新兴产业中极为常见的制度混乱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我认为，科技创业家可以从新兴市场的成功商业人士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虽然这听上去也许有点奇怪。

巴西或尼日利亚的创业家知道，他们不必等待政府提供公司所需的制度和市场基础设施，因为要等太久了。他们必须靠自己建立支持结构，才能弥补我和克里希那·帕勒普（Krishna Palepu）在早前发表文章中提到的“制度缺失”（institutionalvoids）。他们还必须创造有利于自己创造成功产品和服务的条件。

发达经济体的领先技术创业家可能愿意相信，他们没有引导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责任，但事实是，除了他们以外，没人能承担这个责任。他们也许会倾向采用强硬手段，通过规避规则、笼络监管者或威胁迁至海外而暂时领先。但从长远看，他们最好利用软实力，和多个合作伙伴一起创建有助于自身增长的社会和制度结构，就像新兴市场的创业家做的那样。

新兴市场

创业家的经验

现在先快速了解一下所谓“制度缺失”的意义。多数在美国或德国建立公司的创业家都深信，他们会得到多家机构的支持。比如法院维护产权、大学输送技术熟练的劳动力、信用评级机构提供有关供应商和采购商的重要信息。图表《成熟市场里中介的角色》列出了发达市场普遍会提供的制度支持。

但上述很多支持都不存在于新兴市场，所以创业家要不自己填补一些漏洞，要不和其他人合作填补空缺。如果成功的新兴市场创业家能主动改造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整个系统往往都会受益。以下为几个案例。

2004年，华夏畜牧创始人邵祈看到中国农业问题频发，于是开始创业。中国的监管结构不够完善，无法确保食品不受污染，而且商人都清楚，他们可以无视既有监管条例，而不受到惩罚。随着大量丑闻的爆发，富裕一些的中国人选择购买昂贵的进口产品，但多数消费者别无他选。

邵祈决心提高尚未得到贯彻的监管标准——实际上，他决定尝试达到更严格的美国食品安全标准。他早年间曾在加利福尼亚州从事技术工作，于是借用了IT中开源信息收集和分享的理念。华夏畜牧与其他农场（包括竞争对手）分享知识产权和研究，逐渐获得了声誉，并将整个产业向前推进了一步。邵祈与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院合作，还开办了免费研讨会，旨在为中国高科技乳制品产业发展人才。他的目标之一是让乳制品行业更“酷”，从而吸引到顶尖人才。之后，他在没有任何中介的协助下，自己就搜集了大量专业知识，并招募到优秀人才。

邵祈采取的行动本质上是将整个制度结构升级。他想要超过中国监管标准并将最佳实践与竞争对手分享，但最初并未得到投资者认可。他选择坚持，因为他认为整个行业的质量水平得不到提高、行业不进步的话，他的公司最终会被牵累。

在邵祈介入农业之前，该领域的很多中国商人都没有把监管当回事。显然，邵祈很排斥这种做法。但本来他可以游说政府，寻求特殊优待。但他选择非零和战略，把所有人的蛋糕做大。后来独立质检机构涌现，扮演了强化信用的角色，从而填补了另一制度漏洞。我们希望日后监管标准会越来越严格，生产商和采购商也能遵守这些规则。

类似于华夏畜牧的案例并不少见。全球最大、最高效的非政府组织BRAC为扶贫减贫，创建了整个中介生态系统。法兹勒·阿比德（Fazle Hasan Abed）于1972年创建BRAC，最初主要工作是利用小额信贷重建孟加拉的社区。组织向女性发放创业的小额贷款，但很快他们发现，如果没有大量支持机构，这些贷款就起不到作用。他们既有眼前迫切的需求，如可销售产品的市场，也有更长期的需求，如借贷者子女的初等教育和社区的医疗保障。我不能在这里将整件事一字不落讲述清楚；简单来说，通过联合营利和非营利组织，BRAC取得了巨大成就，即使最严苛的基金会，也视之为可信任的合作伙伴。注意这个词“可信任”：我还没有见到过哪位创业家，未赢得系统中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信任前，就能创建促进成功的环境。

最近，我一直在和商业史学家杰弗里·琼斯（GeoffreyJones）合作构建发展中国家创业家的画像，这些人都创造了自身发展所需的外在条件。很多人创建了一般只有更发达经济体才会提供的结构或服务，原因仅仅是他们不能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电信公司Celtel创始人莫·易卜拉欣（Mo Ibrahim）先配置了所有基础设施，包括电线电缆，然后才将移动电话带到非洲。能源和自然资源公司Empresas Copec主席罗伯托·罗西（RobertoAngelini Rossi）直到投资道路建设和组建大型卡车车队后，才能确保在整个智利境内实现稳定持续的电力供给。

我在其他文章中也指出过，和上述几位情况近似的私营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都算是在提供公共产品。相比消费者个人或公司，社会从食品安全标准、道路建设和可靠供电中获益更大，所以国家提供这种服务的动机会更强。但如果国家不作为、过于保守、没有能力，或就是太贫穷，那么像邵祈、莫·易卜拉欣、罗伯托·罗西这样的创业家就可能填补一些漏洞，而且行动了比不行动要发展得更好。

科技创业家

能学到什么经验？

新兴市场创业家获得的经验不能简单照搬到发达市场的技术公司。正如我在2014年《哈佛商业评论》中的文章《跨国管理与情境智慧》（Contextual Intelligence）中提到，在某个情境下有效的实践一般都要经过改良，才能应用到新情境中。话虽如此，技术公司应牢记本研究提供的重要经验：他们可能要创造或帮助创造有利于自身成功的条件。

为更直观地了解本观点，我们先来看一个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关联的案例：某印度医疗集团开展的现代医疗旅游项目。这里的“新技术”并非科学创新，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但同样有借鉴意义。

Narayana医疗集团成功地以低成本完成大量高质量心脏手术，同时实现盈利，因此闻名全球。公司为印度最穷困的公民，提供获得心脏监护和手术的渠道，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运营医院、心脏中心和初级护理机构。

该组织2014年于开曼群岛（飞去迈阿密只需很短时间）开设医院。短期目标是为加勒比海、墨西哥和其他中美洲地区的人提供医疗服务。终极目标是，尽可能为数千万没有医疗保险或保额不足（美国医疗系统的费用居所有发达国家之首）的美国人提供更平价的医疗服务。在寻求为这些新人口提供服务的过程中，Narayana医疗因缺少制度支持，面临一系列问题。但公司在印度应对过类似的挑战，所以领导者在开发开曼群岛时利用了之前的经验，并专门选择处理以下挑战：

●  质量保证。Narayana的优先工作是，让非印度籍患者相信，该组织提供世界级的服务。正好开曼分院获得了美国医疗机构评审国际联合委员会（该机构可证明美国境外的医院有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资质，扮演了强化信用的角色）的认证。这不仅对患者来说极为重要，对保险业以及医院希望吸引的一流医生也有重要意义。

●  文化中介。印度医务人员当然清楚印度本土情况，但他们对美国、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并没有深刻了解。他们不了解与患者沟通时对方的期望、医生与护士等医护人员的合作方式等。Narayana拨出资金，专门针对这些需求进行培训。

●  物流辅助。Narayana的另一项优先工作是，确保目标人口获得医疗服务渠道。公司签订协议，尽最大可能避免患者在申请旅行签证时遇到麻烦。

●  支付方式。Narayana仍然在努力确定患者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以美国为例，主流保险公司覆盖服务的方式比较被动保守，所以短期内Narayana计划与美国大型自保公司合作，这种公司总计大概占民营医保市场的三分之一。主流保险公司会看到Narayana的绩效数据并逐渐认可新模式。至于未投保患者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实验。

●  补偿手段。多数参加医疗旅游的游客在遇到问题时都没有任何救急资源——没有跨境监管机构保护患者不受伤害。除非正规的中介出现，否则这仍将是个暗藏隐患的制度漏洞。

Narayana知道自己不能填补所有漏洞，但公司不仅仅只提供医疗服务。在印度，Narayana在直接服务上的开销，几乎等同于公司为确保患者能使用到其服务而消耗的资源，而后者既给其他相关方带来好处，也让本组织和客户受益匪浅。Narayana在开曼群岛同样会坚持完善制度结构，既为维护自身利益，也为造福大众。

再看

无人机行业

Narayana医疗面临的制度缺失和困扰无人机行业的难题相比，显得简单了许多。全球军事组织使用无人机已经很多年了，但商用无人机直到近期才获得美国法律许可。这种远程操控的飞行器的可能用途非常广泛，比如航拍、帮助管理农业、配送包裹、监控基础设施等，因此，一经推出就引起了不同行业多家公司的兴趣。但这些应用带来了大量监管和其他软性基础设施类问题。无人机仍处在起步阶段，行业规则刚刚出现。由于无人机市场还不成熟而且过于复杂，所以我们能从这个有趣行业的视角出发，审视很多新兴技术都面临的问题。

美国的监管系统在不断演进。起初，使用无人机的人每次操作前都必须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批准；评论家称，此时联邦航管局处在“爬行”阶段。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行走”阶段：只要使用者遵守以风险规避为主要目标的规则，就可免受惩罚；也就是说，无人机重量不得超过55磅，不能夜间飞行，必须避开禁飞区，且不能离开使用者视线范围。例外情况也可能被批准，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此外，联邦航管局会适当放宽夜间飞行等高级操作的条件，但前提是风险必须为零。

在新监管条例下，无人机可用于农业和航拍，但亚马逊和谷歌等公司期望的大规模包裹配送服务依然无法实现，因为视距之外的飞行规则还没有确立。

随着创业家和规则制定者之间博弈的深化，事情可能出现转机。比如更多飞近大型机场的申请轻松得到批准。但其他使用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举例来说，如果公司用无人机监控企业基础设施，该如何发现并应对未经授权的外部无人机在自身资产上空飞行的情况呢？

另一个复杂因素是，联邦航管局对国家领空有管辖权。一方面，这个系统有助于空中交通管制，但另一方面，随着无人机的出现，单一监管机构的效率会受到本地需求的影响，而后者有时很难界定。比如本地社区可能不愿意看到无人机飞过学校或监狱，而这种管辖范围多数情况下都尚未界定。

美国正在进入“跑步”阶段，政府尝试将监管升级。美国交通部和联邦航管局近期开始实行一项为期三年的试点计划，旨在强化对制度基础设施的管理，并查看国家和本地政府能否进行有效监管。值得一提的是，联邦航管局基于无人机制造商和用户的经验，制定了以上规则。所有新技术成为主流前，都会经历一个同样的过程：成功创建制度基础，本身就相当于创建协作型企业。

在以下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如何通过直接和间接合作，建立制度基础——案例不限于美国境内。首先，我们会看到某美国公司加强学习和游说的案例，接下来，看看另一家美国企业在新兴市场对包裹配送方式进行的实验，最后了解一下某中国公司将重心从监管转移到完善“公用”基础设施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