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蒙管理摩根大通超过12年。他现在62岁,有些孩子气,有时鲁莽,依然是来自皇后区的那个心直口快的人——尽管他在哈佛商学院读了MBA,经营着美国最大的银行,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摩根大通较为顺利地渡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它也许是美国大银行中最健康的,却被迫与其他银行一同领取了政府为防止银行陷入极端困境而设的数十亿美元救助金。直到今天,戴蒙依然为摩根大通与其他遭遇严重金融问题的银行归为一类而耿耿于怀。
2012年,他经历了个人名誉受损。摩根大通英国办公室一名交易员(被戏称为“伦敦鲸”)进行了一系列衍生交易,造成62亿美元的损失。戴蒙在给股东的一封信中说,这是“我参与过的最愚蠢、最尴尬的事情”。
尽管如此,戴蒙一直带领摩根大通稳步增长。在他的管理下,摩根大通收购并成功整合了一度陷入困境的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而且几乎所有业务都在继续扩张,2016年的利润达到247亿美元(收入957亿美元),据说是美国银行年利润的最高纪录。
作为领导者,戴蒙自己也在成长。最引人瞩目的是四年前他喉癌康复后的变化。他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更加直言不讳,议题远远超出金融监管的范畴。他也是摩根大通深度参与振兴衰败城市底特律的主要支持者。
戴蒙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谈了社会责任、CEO行动主义和杰出领导力的秘诀。以下是采访节录。
HBR:公众对华尔街的看法依然非常负面。你是否觉得改善这种公众印象也是自己的工作之一?
戴蒙:这种观念很难改变,因为银行跟普通的生意不一样。去超市拿钱就能买到东西,但银行不会这样。我们要么不放贷款,要么以十分苛刻的条件放贷。每个人都有过可怕的经历。而我们只是必须做好自己的工作,服务好我们的客户,由此打造我们的声誉。
这种负面印象是否让你们蒙受损失?
是的,有影响。一部分负面印象是金融危机时产生的。并不是每家银行都要为经济下滑和决策失误负责,但大家看着我们都一样:“他们都拿到了援助,富得流油。”这个行业要用一代人的时间去重建声誉。
现在大量资产集中在美国寥寥几家银行手中,这样没问题吗?
我觉得没问题。必须要理性面对这个现象。美国银行业的集中化程度远不及日本、法国和英国等其他国家。要想全球化、多元化,必须扩大规模。没有规模经济很难竞争。
意思是说“太大不能倒”是个没有意义的概念?
银行不能发展到这种不能倒的规模,否则人们不得不替银行承担后果,经济也可能下滑。但在不损害经济、不让纳税人蒙受损失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公司倒闭。
金融危机之后颁布的法律对这种风险有帮助吗?
新的资本股权监管法案很好。2008年金融危机时垮掉的雷曼兄弟,放在现在会被要求持有当时三倍的股本和四倍的流动资产,即使有困难,大概也不会倒闭。现在如果银行倒闭了,监管者有一套机制可以有序地清盘。损失的财产由银行承担,不会损害美国人民的利益。
总体上你对现行监管法案的数量满意吗?
声明一下,大银行不会希望彻底改写多德-弗兰克法案(2018年5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改革多德-弗兰克法的行政令。该法案于2010年生效,旨在提高美国金融监管,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编者注)有一部分真的很好:压力测试、生前遗嘱、资金流动性要求、透明度。但有几个方面过头了,而且不协调。如果可以进行校正、消除重复的部分,就会有更安全的体系,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现如今银行体系面临的最大危机恐怕是网络袭击。摩根大通是如何防范的?
我们每年在这方面投入7亿美元,但对手跟我们势均力敌。这是一场军备竞赛。我们正与政府紧密合作,但我们必须做更多准备,赶在对手前面。
还有什么别的潜在威胁让你担心?
我们每周做100多个压力测试,有关地缘政治、资本下滑、经济衰退和战争等。不只是猜测一下可能性,而是对每一项都做好最坏的准备。因此,我们拥有足够的资本、收入和能力来承受这些事——就像我们渡过金融危机一样。
你觉得主要的竞争威胁是什么?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冲击是新的支付形式。现在人们有PayPal、Venmo、支付宝等各种支付方式。这些企业很好地把基本的银行服务融入了聊天、社交和购物体验中。
你觉得中国的银行是威胁吗?
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会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它们有政府支持,赚的钱也比我们多。它们拥有巨大的本土市场,这一点是竞争优势。它们的战略是跟随本土公司向海外发展,处理基本的银行服务,然后扩大规模发展更加复杂的服务。它们野心勃勃,正在逼近。
你对加密货币有什么看法?几个月前你说过,你认为比特币是诈骗,做这个的交易员会被你解雇。
我大概不该再对加密货币多说什么了。但加密货币跟黄金和法定货币不一样,后者有法律、政策和法院支持。加密货币不可复制,且受严厉限制。另一方面,区块链是真实的。我们正在测试区块链,会在许多方面加以应用。
与你同为CEO的许多人抱怨说,短期压力让他们无法去做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事情。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在有长期回报的项目上。其中一部分是公司非做不可的,比如投资培训、分公司和技术。这种项目一直都要有,而且不可能用一年时间做完。短短12个月不可能有魔法。
可是业绩压力怎么办?
我很迷恋业绩数据,但不是所有的收益预期都能实现。某个产品可能会损害当年的收入,但对公司整体有好处。因此你必须向股东解释清楚,明智的股东会说:“那就去做吧。我不在乎季度收益下滑。”
你对季度收益预测有什么看法?
我们不提供季度收益预测,而且我觉得CEO都不该做这种东西。这样会让公司处于不利境地。预测做不到真正全面。我相信透明度的重要性。我会公开告诉大家我们计划在技术上投入什么,我们会开设多少分公司。但影响收益的是过去十年里的决策,或许还有气候之类因素对商业的影响。做好收益预测需要精确,可我们不可能精确控制所有因素。预测会制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你在最近给股东的信里似乎对于不得不进行股票回购一事感到抱歉,这种表现合适吗?
就是应该这样。目标是用好手头的资本。如果无法利用资本实现增长——由于监管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连续几年做不到这一点了——那就必须采取措施。可以增加股息,好过让那些资本停留在自己手里,还可以回购股票。但我倾向于用这部分资金发展业务。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
哈佛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