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康体对于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从冥想到20世纪60年代的精油，再到80年代简·方达的有氧运动录像带，以及90年代的食品脱脂热。拉尔夫·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1841年写道，“能带来内心平静淡定的，只有你自己”，有点类似如今健身工作室SoulCycle教员的口吻。有了这些历史做基础，110亿美元的康体行业不断发展壮大。

如今，与人们身边的众多行业一样，这一行业也受到了科技的深刻影响。人们的关注点正在从真实的自我——身体、思想和精神——向监测自身数据转变。鉴于目前的一切都流行以i字打头，我们会罗列自己的走步数，记录自己的睡眠周期，测量自身的呼吸节奏。光感觉良好还不行，我们需要靠仪器来确认我们的身体正在照章办事。        

这种顽固的康体追求并非是解药。人们对追求工作生活平衡的痴迷（和压抑）程度不亚于其对事业的追求。虽然美国精神病学会报告称，39%的美国成年人较一年前更加焦虑，但我们依然会为加班、繁忙和压力披上华丽的外衣。无数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消费研究》期刊发表的一篇研究表明，美国人将繁忙和压力看作是威望和身份的象征。这一点有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乐于用计算步数、记录呼吸来作为衡量定期康体活动是否奏效的方式。然而在实际当中，这类严重的焦虑恰好又成为了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我们真的是希望提升健康和幸福感吗？那些最初驱使我们成为工作狂人的价值也在鼓励我们通过使用基于指标的“技巧”来“优化”自身。

特别对于A类高成就者来说，康体更接近于工作而不是休闲娱乐。作为一名自由记者，我依然在靠兼职广告文字撰稿、编辑和为健康领域的一系列客户提供咨询服务来贴补家用。我曾经主持了有关冥想应用的小组讨论，并为知名护肤产品线、果汁排毒公司和精神健康应用打造网站和内容广告。我的一名客户最近向我透露，她尝试进行冥想的目标化为了泡影，因为她逐渐觉得所有事情——包括康体——都变得索然无味。在尝试了每日20分钟的冥想之后，她发现冥想最终带来的压力超过了其对压力的缓解，而这一点让她产生了负罪感，并感到难过。事实在于，正念冥想如今异常火爆，已经成为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业务，其科学原理仍有待发掘。在一份审视过去20年冥想研究的2017年调查中，作者兼心理学家大卫·克莱斯维尔(David Creswell)（卡耐基梅隆大学健康与人类表现实验室负责人）审视了最近正念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有人认为正念是治疗焦虑、抑郁、慢性疼痛、压力等等的灵丹妙药。他对这一误导进行了反驳。然而，他提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发现：正念可以降低杏仁核的活动，后者是大脑负责战与逃反应的区域。事实证明，正念冥想还能够降低白细胞介素-6的浓度，它是一种生物标记，高压力人群血液中该物质的浓度会上升。

冥想并非人人适用

不管正念的这些优点是否会得到未来科学的佐证，人们有必要记住，压力缓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如果人们感觉冥想似乎在“奏效”，那么它有可能会变成一种限制性的举措，而不是一种人人适用的方法。对于实现工作生活平衡这种遥不可及的目标来说，将冥想当做实现该目标的一种手段会让人们形成一种“核对任务清单”的线性思维模式。如果人们只是为了冥想而冥想，而不去考虑自己在没有时间或没有心情做冥想时的反应，那么很有可能会陷入愧疚或自责的泥沼。这并不是说冥想是件很困难的事，人们应该放弃。但我们应该看到，冥想这一古老的传统如今已被我们的文化商品化，并演变成一种康体工具。如果你压力来源的罪魁祸首是“任务清单”式的思维，那又何苦再给自己添加任务？真正的目标在于为自己创造空间，体验好奇心，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探索。在日常通勤过程中做几次有意识的呼吸，或者在离开家之前设立一个目标。记住：自我折磨没有任何内在效力可言（可以明确地说，这一点便是我经常为自己设立的目标）。

在一些更加极端的案例中，康体可能会成为一种强迫症。像Fitbit这类跟踪步数和睡眠周期的可穿戴设备的走红可能会助长完美主义趋势。英国营销学教授里克·都斯和迈克·科雷开展了一项调查，分析了200名女性穿戴Fitbit的效果。这些女性称，只要自己未能实现目标，Fitbit都会让她们感到愧疚：79%在实现其每日目标时感到了压力，59%更为严重，她们称自己遭到了这些设备的“控制”，还有近30%的女性将Fitbit称为“敌人”。虽然了解每日的步数会造成生活得到掌控的假象，但将这种康体“工作”进行量化（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自己）不仅会强化康体是一种工作的理念，同时还为自责埋下了大量的伏笔。由于可以随时随地拿到进展报告——不管是步数、睡眠、呼吸、步法或卡路里消耗——对康体工作进行量化会促使人们关注自己尚未实现的目标，哪怕是最不起眼的预期目标。尽管自责看起来通常是最有效的激励方式，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会让人专注于失败，并助长抑郁、焦虑、药物滥用和自我认知消极等问题。

鉴于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护理可随时转变为自责，社交媒体是其中一个恶毒的转换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Instagram迫使我们分享个人的成功，并将其转化为一种自我营销的机遇。人们对发布艳丽沙拉或健身后自拍照的痴迷成为了强大的动力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Instagram发帖获赞能够激活大脑名为伏核的部位，而吃巧克力或赢钱也能获得类似的效果。然而，与此同时，这类强制性的分享文化会助长相互比较。尽管#selfcare标签在Instagram异常火爆，但它实际上并未改善人们自身的状态。事实上，最近的一项调查将Instagram称为精神健康方面“最差劲”的社交媒体平台，并认为Instagram加剧了用户不自信的感受和焦虑，因为它打造了一个不真实的预期，并向用户灌输了一种研究人员所称的“比较然后绝望”的态度。或者引用我朋友对我说的一句话：“度假照片让我感到贫穷。健身房照片让我感到身体走形。食物照片让我感到饥饿。而且任何精心打造的事物都会让我感到紧张。因为我觉得自己对细节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

健康瘟疫的横行

当然，沉浸于自我约束的这种意识以达到改善的目的是一种古老的消遣方式。通过节食或极端的饮食限制所实现的自我否定是大多数主流宗教的核心内容，通常作为一种实现精神纯洁、赎罪或启发的工具。即便在眼下，我们尝试控制自己身体和思维的做法依然能够得到道义上的支撑。然而眼下这个解决方案和科技横行的年代，不同之处在于，优先安排自我护理——尤其是在健康应用这类消费品以及健康食品的支持下——不仅仅彰显了一种自律或德行，还是一种成功的象征和文化涵养。去年，记者艾米·拉洛卡(Amy Larocca)撰写了一篇“健康瘟疫”的文章。她在其中提到，在一个充斥着豪华冥想室、阿育吠陀排毒法和冷静的清晨盛赞的世界中，只有富人才能设立虚无缥缈的健康目标，因为他们有时间、有资源来诊断其“可能患有的麸质过敏症”，并购买1000美元的护肤项目。拉洛卡写道：“只要在康体世界走一遭，似乎每个人都能诊断出病来。”康体文化具有讽刺意味的一面在于，它要求人们经常性地关注病魔，因为背后有着实现完美健康的理念在作怪。绿色果汁9美元一杯，豪华的动力自行车课35美元一节，这些更高大上的日常康体活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它通过从众心理和成就感以及其负面影响——不自信和自责——进一步将自我护理孤立起来。

个人成长、自我护理和真正的减压机遇是无限的，这些机遇不仅不需要金钱或紧握的拳头，反而能够让我们真正地远离目标导向型和指标驱动思维。在那些未能完成计划内容的日子中，何不让自己放松一下？抑或提醒自己微笑是一种疗伤圣药？我们可能会把那些能够记录或分享的活动以及那些能够搜集和跟踪的数据理想化，然而很多时候，要让自己感觉好些，并在实际当中切实地改善自己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是少做一些事情。不管怎么样，靠应用或金钱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时青靖 | 编辑）

夏洛特·莱博曼是纽约作家、编辑和内容咨询师。她的文章被广泛刊登于《纽约时报》《哈佛商业评论》等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