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令人担忧的现状

在我们察觉之前数年，世界各地大肆传播的假消息已经开始扰乱公民社会。社交媒体平台被利用，干扰总统大选，给加深种族和教派矛盾的阴谋论火上浇油，且在总体上损害了群体就公共利益主题开展客观理性讨论的能力。

为处理虚假信息，一个小作坊式的分析咨询行业诞生了。每天都有评论文章信誓旦旦地宣称有办法解释我们为何陷入了对事实的信任危机，多半还要给出缓解其影响的解决方案。

早期一些研究，特别是克莱尔·沃德尔在First Draft Media参与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我们对当前严峻挑战的认识，让我们了解其规模和复杂程度。2017年，沃德尔提交给欧洲委员会的报告，应当成为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所有讨论的原点。

然而像沃德尔的报告那样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绝大多数解决方案不切实际，或者没有作用，甚至会起到反作用。由有钱人基本上出于善意出资赞助，并经社交媒体平台和搜索引擎（由那群基本上算是好心的有钱人所有）主办的乱七八糟的相关项目，都预设问题在于信息质量本身，或者信息提供者的声誉，于是导致了以下几种现象：

●科技巨头对算法进行调整，与事实检查员合作，回避或诋毁不可靠或有恶意的第三方提供商

●非营利组织和新闻机构为公众人物的发言和社交媒体投稿提供更快的事实检查

●初创公司根据信息提供商过去的信息传播表现对其评级

●新闻机构付出更多努力，向消费者解释获得消息的方式和途径，倾听消费者的意见

在Facebook、推特和谷歌等媒体平台上把问题复杂化，是这些社交媒体独有的商业模型。这种模型依赖于这样一种能力：辨别消费者的隐性偏见和诉求，不要让他们去浏览别的网页，帮助广告商传达信息。因此，要处理假消息，这些平台就陷入两难：彻底修改算法，不再顺应网站用户本身的倾向，无异于商业自杀。前不久，Facebook只是暗示了这种改变，还没有真正实施，股价就跌了超过20%。

但即使这些公司有能力做出改变，即使新闻机构付出双倍努力保证透明度和社区参与度，这一领域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警示消费者注意虚假信息风险的事实检查等措施，几乎没有多少正面作用，甚至会产生负面作用。此外，虽然透明度和社区参与度很重要，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两项因素能使公众对新闻机构改观哪怕一点点。

老问题和新问题

现状令人担忧，但并不是新问题。眼下分析咨询泛滥，都忽略了一个事实：虚假信息问题古已有之。最基础的历史课就能让我们对当前的局势有新的认知。

600多年前古登堡（JohannesGutenberg）的印刷术推动了通信革命，改变了全世界的权力关系。经过几个世纪的出版权垄断（大部分由罗马天主教会控制），活字印刷降低了出版活动的成本和难度，新入者也可以进入市场。突然之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可以向公众传播。如果不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等人的激进思想迅速广泛传播，后来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可能都不会发生。

站在今天回顾过去，我们认为这些活动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当时，这些动乱导致了难以计数的破坏和死亡。以前大多数人不识字，出版机构也不只提供文字内容。路德和他的图形设计师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激怒的对手不只是天主教会，还有执政精英，他们运用的手段足以让21世纪的钓鱼党望尘莫及。

德国农民战争爆发时，路德先是予以认可，然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据估计有数十万人被杀），最终他不得不转而谴责这场暴乱。

换言之，通信革命会引发社会、文化和政治剧变。当下状况并不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崛起的特有产物，而是通信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起初我们低估了当代这场剧变的严重性，一个原因是它比较分散。古登堡带来的混乱和广播、电视的小规模起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将出版的权力留给了企业、利益集团、政府和有钱人。没有垄断，但依旧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发布信息。

互联网和移动计算的出现，是另一项不可与古登堡同日而语的转变。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早在20年前便有此预言，但他没有考虑另一个足以改变社会权力关系的因素：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对当今文化的影响赫然已经达到了当年活字印刷的程度。

与活字印刷的影响相似，社交平台让公众获得了发布信息的权利，带来很多有益的结果。举例来说，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男性被警察射杀，警察却免于受罚，这种状况只有在今天才会引起众怒。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加上WITNESS等组织，培养人们披露此类事件的意识）是重要的工具，让人们关注这种悲剧。

与此同时，有意歪曲事实的人也能够轻松便捷地发布信息，并严重破坏了有关真相的舆论。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我们面临四大严峻挑战：

一、每天都有大量信息席卷而来，难以辨别真伪。

二、创造和分享信息的新技术，可以从各方面模仿权威信息渠道，使虚假信息以假乱真，迅速传播。

三、速度和准确性之间的矛盾加剧。我们都想尽快得到最新信息，但快速获得的情报可靠性会相应地降低。

四、我们更愿意接受与自己原本相信的东西一致的信息。有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就更容易选择巩固已有观念的信息，过滤掉与自己理念不符的内容。

新的老方法

针对假消息困境，诸多所谓的“答案”都集中在供给方，即出版者。可是，如我们所见，供给方为数众多，难以管理。从需求方（消费者）这边可以找到更好的答案。活字印刷术让读写能力成为公民的重要素质，现在我们也需要顺应21世纪潮流的“新读写能力”。没错，答案正是学习——这个办法不怎么高端，但也许是最有效的。斯坦福历史教育集团（Stanford History Education Group）负责人萨姆·温伯格（SamWineburg）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习“横向”阅读，即利用网络来验证网络，利用不同网页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开展考据。总体而言，我们必须学习：

1. 考据信息，而非单纯地吸收信息

2. 先查证再分享

3. 不要用排名和热度判断可靠性

4. 了解信息发布源不一定是其初始来源

5. 认识到每个人都有的隐性偏见

这些技能无法通过培训速成。这一点经过验证。乌克兰最近的一个项目，用200页的手册培训450人，让他们带领1.5万人展开半天讨论。在后续调查的虚假信息分析测试中，参与者的正确率约为64%，对照组则不足57%。培训带来的提升不大，而且参与者在新闻报道分析中的得分与对照组相差无几。

换言之，虽然投入了几十万美元资金，让头脑聪明的研究者研究了几千个小时，虚假信息却依然坚不可摧。

针对需求方的教育是答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解决问题还需要大规模、长时间的教育转变。过去十年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开设的“新闻素养”课程，帮助学生培养批判思维技巧，以判断纸媒、电视、网络及社交媒体等各种来源的信息可靠性和可信程度。

一万多名本科生上过“新闻素养”课，美国30多所大学开设了类似课程。过去五年里，香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越南、以色列、俄罗斯、波兰和缅甸多所大学与石溪合作，开设适合学生情况的课程。Coursera上还有这门课的简略版。

独立研究发现，上过这门课的学生，新闻媒体素养得到了显著提升，对时事有更深入的了解，理解新闻的积极性更强，而且这种效果并不会随着时间而减退。

然而，给大学新生上课并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学习了解假新闻，必须从中学阶段开始，这需要全国共同努力。纽约的初中以及伊利诺斯和长岛的高中已经在开展试点项目。另外，由新闻工作者来到高中介绍这些概念的新闻素养项目（News Literacy Project），已经进行了十年以上。

这些实验都是很好的初步尝试，不过，要想真正取得进展，需要利用公共资金和慈善捐款开展模范试点项目和可以扩大规模的教师培训，还需要州立及当地教育部门官员积极提供支持。

新一代公民具备新闻素养，对信息质量的要求很高，会塑造新闻业的未来。21世纪具备相应能力的消费者会得到自己要求的信息。

（本文由蒋荟蓉翻译）

理查德·奥尔尼克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新闻学院讲师，曾在《时代》周刊担任记者24年，2011年担任《哈佛商业评论》临时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