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政府主导的针对一群人的大规模歧视会对目标人群造成极大伤害，同时，伤害会蔓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商业也不例外。例如，有才华的人如果来自被歧视群体，往往会被排除在领导岗位之外。这样做的代价除了扼杀或断送成千上万人的生计之外，还要付出什么？当企业采取歧视性态度，将高素质的个人排除于领导岗位之外时，利润会降低吗？当政府针对某些群体制定歧视性政策时，整体经济将遭受多大损失？

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下列两种政府政策：其一是鼓励受歧视群体成员升任领导职位，其二是“积极”阻止他们的升任。后者在当今时事和全球历史中尤为突出。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对七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公民实行旅行禁令，引发（包括亚马逊、耐克和万事达卡等）美国公司的担忧，日益严重的歧视将使他们无法招募、留住和培养人才。在土耳其，自2016年以来，几千名追随神职人员费苏拉·古伦（Fethullah Gulen）的高管被捕或逃往海外，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崩溃的担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屈从于“种族偏见”，强行侵犯日裔美国人。在17世纪的法国，胡格诺派企业家因宗教迫害不得不逃亡。

尽管歧视问题很重要，但在目前，我们鲜有证据表明歧视领导岗位上高素质人才的代价有多高。测算歧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我们最近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具体来说，我们对纳粹德国歧视犹太裔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加以分析。利用单个经理人和公司的数据，我们了解到更多关于反犹太主义情绪上升而导致犹太经理人从德国经济中被排除时，公司股票价格和盈利能力的变化。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经理的构成变化。我们收集了在柏林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德国公司中近30000个经理职位的新数据，其中涵盖非犹太血统的经理、在通常被认为是犹太人的公司工作的经理人，以及非犹太人公司雇用的犹太经理人（例如安联公司、宝马公司、戴姆勒-奔驰公司和I.G.法本公司）。

我们发现，在1928年到1932年间，犹太经理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拥有犹太祖先的基督徒）占据了大约15%的高级管理职位。1933年1月30日，当纳粹掌权、阿道夫·希特勒成为总理时，歧视犹太人在德国变得司空见惯。许多公司自愿解雇犹太经理人，或被纳粹官员强迫离职。比如，德意志银行迫使首席执行官奥斯卡·沃瑟曼（Oscar Wassermann）和执行董事会成员西奥多·弗兰克（Theodor Frank）在1933年6月1日前辞职。到1938年，柏林上市公司几乎看不到犹太经理人的身影。

接着，我们将雇用犹太经理人的公司与其他没有雇用犹太经理人的公司进行比较，按照纳粹的意识形态，这些经理人被免职后，企业并不会受到影响。我们衡量了许多可能影响公司股价的因素，包括与纳粹党的关系、财务报告期，以及公司规模、年限和行业。

结果发现，对于1932年雇用犹太经理人的公司来说，失去犹太经理人令高级管理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而言，具有管理经验和大学学历的经理人数，以及与其他公司的人脉数量（以其他监事会席位来衡量）均显著下降，影响至少持续到经理特征样本期结束时的1938年。结果表明，失去了犹太经理人的公司没有找到足以取代他们且水平相当的管理人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如此高素质的管理者少之又少，因此，这些公司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者。

接下来，我们发现在1933年纳粹夺取德国政权后，由于犹太经理人开始离职，雇用犹太经理人的公司股价急剧下跌。这种损失一直持续了整整10年，直至1943年底股票价格样本期结束。相对于1932年没有犹太经理人的公司，这类公司的股票价格在1933年之后下降了大约12%。

股票价格下降，只发生在犹太经理人的离开导致受过大学教育的管理人员和管理人脉大量流失的企业，而在上述两个因素几乎不受影响的公司，股票价格并没有大幅下挫。这些结果表明，失去犹太经理人的公司，其股票市场表现低迷的真正原因是：失去高素质（即受过大学教育或具有许多人脉）的管理者。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公司在1933年后受过其他冲击。

有趣的是，我们对失去犹太经理人对股票价格的短期影响进行了评估，其结果与最近一段时间杰出经理人离职后最初股价反应不谋而合。比如，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2011年因病去世后，苹果股票下跌了6%。菲亚特克莱斯勒CEO塞尔吉奥·马尔基翁内（Sergio Marchionne）2018年因手术无效离世时，公司股价下跌了5%。这意味着，失去高素质管理者所导致的股价反应可能仍然像上世纪30年代一样严重。

在第三组结果中，我们分析了失去犹太经理人可能影响公司业绩的其他两个衡量指标：股息支付和资产回报率。我们发现，在1933年之后，与没有失去犹太经理人的公司相比，其股息支付平均减少了大约7.5%。我们还发现，在1933年之后，1932年雇用犹太经理人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平均下降了4.1个百分点。这些结果表明，犹太经理人的流失也导致了公司效率和盈利能力的切实损失。

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歧视性意识形态的兴起对经济所造成的真正危害。粗略计算表明，排除犹太经理人的政策降低了柏林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比例占到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8%，而这只是初级经济损失。

虽然我们的研究涵盖了针对某一特定群体可以说是最严厉的歧视形式，但即便并非如此，歧视也会导致人才的流失。只要人们想到自己在某个国家不受欢迎，就可能导致高技能人才流失。就在最近，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年薪100000英镑（约合130000美元）和200000英镑之间的欧洲人中，12%的人计划在未来几年内离开英国。我们的研究表明，人才外流会严重伤害个人、企业和经济。

基里安·胡贝尔是芝加哥大学贝克尔·弗里德曼研究所宏观经济学Saieh家族研究员，将于2019年加入布斯商学院。他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沃尔克·林登塔尔是慕尼黑路德维希·马西米兰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对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史感兴趣。他在米兰的博科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法比安·瓦尔丁格是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经济学教授。此前，他任职于沃里克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并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