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我毕业就56岁了。我很吃惊，居然有人不因为我的年龄而担心，有人觉得我仍然是有价值的劳动力。快到退休年龄，你就开始担心有没有人愿意聘用你……而这里给我一种感觉：不管年纪多大，不管来自哪里，我都有价值。失业之后，这个地方让我找回了自信。”——达琳·米克尔森

达琳·米克尔森在Philips AdvanceTransformer工作了34年，于2008年失业。Philips Advance Transformer是一家工厂，静静坐落在威斯康辛州西南部的小镇波士科波尔，多年为PhilipsElectronics生产灯具配件。后来工厂停产，将生产外包到墨西哥，188名工人失业，在工具库工作的达琳正是其中之一。差不多同一时间，达琳30岁的女儿杰茜也丢了工作——她之前在维尔拉附近的S&SCycle工厂工作。由于就业市场不景气，两人一同去上西南威斯康辛州技术学院的会计学位课程，学校在芬尼摩尔附近。

“真的很难，”达琳说，“这些年来，我也上过一些大学课程，但是从每天上班赚钱的生活变成回学校上课，这个过程很艰难。”不过，学校说服她接受了这种可能性。2011年，达琳完成了课程，两天后就找到了工作。现在，达琳在Grant County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工作，运用她新学的技术管理组织薪资和报税，此外还有其他任务。

传统观念认为，对上年纪的人进行再培训不合适，因为他们年纪太大或者已经形成固定思维，很难再学习新事物、新技能。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过于狭隘，忽视了年长劳动者能够带给经济体的显著价值。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近期一份报告称，美国国内对技术培训的投资大量集中在25岁以前，这个年龄之后民众对正规教育的投入大幅度减少。

然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人口结构和工作本身的性质都在发生巨大转变。快速的技术进步、自动化、全球化和离岸外包，似乎都在越来越快地使现有行业缩减，并催生新的行业。美国就业市场的蓬勃发展和工作本身的不断演化，令雇主对员工的技能要求发生改变。我们认为，要满足此类需求，对新技能的学习应当起到关键作用。年长者能够带来的重大价值不该忽略。而且，随着全球性的寿命增加，许多人必须或希望在标准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为以后真正的退休积蓄资金，抑或只是为了保持自身的活跃性。

可惜的是，我们往往把年长者再培训和年轻的高中毕业生上岗培训混为一谈。当学徒或者计算机软件、航空工业等专业技术相关的职高项目，对于不上大学的学生来说或许是自然而然的进路，但已经工作多年的年长员工需要不同的培训方法。他们离开学校很久了，而且要在日常生活中投入更多时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总之把这部分人强塞到为年轻人设计的培训项目中并没有多少意义。

不过，美国不同地区有一些针对年长员工的培训项目成绩斐然。为总结这类项目成功的共同特性，我们在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的时间里进行了结构化访谈，通过电话和直接会面的方式采访了来自美国7个州的受访者。受访者来自社区、职业学校、大小企业、专注再培训的非营利组织和区域经济发展机构。这类组织很多是为所有年龄群体提供服务，但主体还是高中毕业生。

因此，我们找到顺利完成再培训课程的年长员工，总结他们接受的培训课程的共性。虽然许多特点同样可见于针对年轻人的项目，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对50岁以上学员而言至关重要的特征。为了进行对比，我们同样采访了德国和丹麦的公司与个人，以及丹麦工会Dansk Metal。以下是我们的发现。

基于实际工作，缩短培训时间

突然失业的年长员工，通常对延长的课程不感兴趣。我们的采访对象往往需要养家，希望尽快找到新的经济来源。位于肯塔基州佩恩茨维尔的高级加工厂AmericanMetal Works LLC，为航天、汽车、医疗设备和国防业提供服务，并与大桑迪社区及技术学院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培训，公司共有人丹尼斯·罗勒（DennisRohrer）说，根据他的经验，年长员工“希望参加为期16周的课程”，但也仅此而已。年长的学员还非常希望在实际工作环境（而非教室）中学习。

在职培训项目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每周有几天在合作企业实习，或连续几周每天在企业实习），好处很多。实践培训既能提高学生参与度，又能及时将技术需求反馈给学校，还能帮助学生强化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学生在经济上有困难，可以通过实习获得报酬。最后，基于工作的学习还能成为进入实习公司工作的敲门砖，培训项目结束后常有转正机会。

斯科特·鲍恩（Scott Bowen）在肯塔基州从事煤矿开采15年，于2016年2月失业。他说，一开始他很慌，“接受培训的时候总会想，能找到工作吗？能做到吗？能学会吗？这么多年一直在煤矿，能习惯新环境吗？”但为期12周的课程让他熟悉了用于工厂车床的计算机数控（CNC）机械的概念，还有CNC用到的汇编语言G代码。他还学习了如何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工程软件SolidWorks，并且可以在American Metal Works实践每天学习的内容，于是逐渐有了实现转变的信心。“我每天都在学习新东西，”他回忆道，“不断在成长。”公司在他接受培训期间就聘用了他。

可叠加的资格证

完成率最高的再培训项目，含有“可叠加”的资格证。由证书课程或非学历进修课程提供短期课程，培训学员获得行业认可的资格，让年长员工得以平衡培训和工作或家庭责任。此种学习策略注重培养核心能力，然后逐步增加其他技能培训，可以拆分为一系列短期课程项目，每个项目集中培训一组特定技能，放在几个月乃至几年的业余时间完成。整个系列最开始首先培训学员获得行业认可的资格，让学员立刻找到工作。开始工作之后，学员就可以回到学校继续下一阶段的学习。

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米德兰技术学院（Midlands Technical College）前任校长、被叫作“桑尼”的马歇尔·怀特（Marshall“Sonny”White）说：“我经常把我们在社区和技术学院做的培训比作高速公路。你在特定的时候上了高速，开一段路，然后下高速，过段时间再上来。因为现在都是终身学习。”

这种方法与培训的“随用随学”方案一致，在职业发展中有需要时学习，而不是只在职业开端学习。“我们知道，社区和技术学院跟一般的四年制大学不一样。大学是十八九岁的学生进去呆上四五年乃至六年，”怀特说，“我们的学生年纪更大些，在事业发展到不同阶段的时候，怀抱着不同的目的来学习。”

有几个州委托开设了可叠加的资格课程项目。针对2007年颁布的新法案，俄亥俄州评议委员会及教育部设立了一套学院预科和学院级别的可叠加证书课程。弗吉尼亚州2016年设立的新经济劳动力证书资助基金项目（New EconomyWorkforce Credential Grant Fund andProgram），要求参与的机构提供“非学分制的劳动力资格证课程”。与之相似，肯塔基社区和技术学院系统（KentuckyCommunity and Technical College System）将技术学位课程拆分为几个模块，让学员逐步获取证书和学位。例如，阿拉巴马社区学院系统（Alabama Community CollegeSystem）提供的一个工业电子项目分为五个学期，第一学期学习基础（如直流电和交流电基础、电路图和数学），之后几学期开设电动机控制、高级工业控制、工业机器人等课程，除技术课程以外还有公开演讲、英语写作、职场必备技能以及社交和行为科学选修课。学员每学期都会获得一个证书，完成全部五学期的课程之后，学员将获得工业电子专业的副学士学位。

全包式支持

在我们的采访中，很多人提到“全包式服务”（wraparound service）。这是医护行业的一个词，服务提供商通力合作，设法为患者提供正式及非正式支持，协助提升治疗方案的效果。再培训中很多学生个人经济方面存在各种问题。有些人无力承担学费和交通费用，还有人在食物、房租等基本生活开支上有困难。我们看到，再培训项目通过食物赈济处、应急基金、咨询服务以及学校员工的援助应对这些难题。米德兰技术学院前任校长桑尼记得，一位50岁的单身母亲想回到学校学习，但没有经济来源，交通也很成问题。“我记得接送过她几次，因为她要走一英里才能坐上去学校的公交车，而且车次很少。”桑尼说。

学员的经济困难偶尔出现，程度轻微，不至于长期持续。许多学员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赚钱，一些人同时打两三份工。“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不是一年六万美元的问题，有时候几百美元就能改变一切。”怀特说。

米德兰的工作人员说，经济问题是学员未能完成培训的最大原因。美国最主要的学生补助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一般只提供给传统的攻读学士学位和副学士学位的学生。今年7月众议院通过了两党提交的“追求卓越”法案（Aim HigherAct），允许证书课程及其他同等认证课程使用佩尔助学金。“我推测，这对成年学员和公司来说都是大好事。”怀特说。

越来越多的学校为学员设立了应急基金。西南技术学院校长贾森·伍德（JasonWood）介绍了学院的综合方案，“我们设有救助资金，学员碰到汽车加不起油、付不起电费之类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取用。申请程序很简单，没有那么多道手续要办。我们尽力帮助学员处理完突发状况，然后回来学习。我们发现获得过帮助的学员会更努力学习，也会更喜欢学院。目前没有发现长期依赖应急基金的滥用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威斯康辛技术学院的应急基金有一部分是学院员工慷慨解囊捐助的。去年学院超过90%的员工为基金捐款。各学院分配基金的方式也不同：西南学院下发应急补助金，米德兰则是非强制还款的无息“贷款”，收到的还款划入应急资金。怀特说，收到贷款的人都会努力“还款来帮助其他人”。

西南技术学院还为学员提供面试所需的服装、专职心理咨询和校内食物赈济。伍德说：“我们认为，吃不好就学不好。”

如果美国更多的社区大学提供全包式服务，那么不只年长学员，全体学员毕业率低迷（据美国全国学生资料库数据，约40%学员在6年内完成培训）的现象无疑将得到缓解。“只要获得一点点支持就能挺胸抬头。”达琳·米克尔森回忆自己的再培训经历时说道。

匹配供需

一些学校增加了“供应限制”，以匹配雇主对学员的实际需求，避免市场饱和，导致一些学员没有工作。显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非常了解当地雇主目前的需求。

贾森·伍德解释了西南技术学院如何控制入学人数。“我们有一个配电项目，排队入学的有100多人，”他说，“我们每年只招收20到24人，因为业界告诉我们，假如大量学员涌入市场，公司也无法全部聘用。我们可以让大家都来培训，收取学费和等同于全日制教育的费用，但我们向业界承诺，需要多少人我们就培训多少人。”

为了平衡供需，西南技术学院指导学员选择培训时考虑自己的兴趣、能力，以及培训项目招收的人数。护理等热门领域，学院提供非全日制入门课程，减少全日制课程的等待人数。2017年学院就业率高达97%，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方面的努力。

让学员相信自己的潜力

再培训项目中的年长学员，往往低估自己的能力——这是鲁斯提·贾斯蒂斯（Rusty Justice）遇到的难题。他的软件开发初创公司Bit Source，主要目的是对肯塔基州自己家乡阿巴拉契亚山区派克维尔的煤矿工人提供再培训。他打出广告吸引由于行业缩减规模而失业的煤工，结果不到两星期就收到950份申请。鲁斯提与联合创始人先把范围缩小到60位申请人，最终选出11位学员。开工第一天，新员工里就有一个人没有露面。鲁斯提给他打电话，对方说：“我只是个年老愚笨的煤矿工人，做不了程序员。”

“如果自己觉得做不到，那当然就做不到，”鲁斯提说，“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在提供再培训的同时说服他们。所以我们开设了‘再设想’培训，思考我们对自己的想法。”

效果好的培训项目，有个特征是会培养学员的信心。为此，项目领导者要结合高度期待与个人化辅导。许多学员告诉我们，他们在再培训开始前以及培训初期阶段感到不安，怀疑自己。盖伊·伯汉姆（GuyBurham）在提供免费IT培训的非营利机构Per Scholas完成了课程，培训初期他觉得不可能做得到，但后来他发现，PerScholas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

除了辅导，一些好的项目还会广泛招收各种类型的学员，说服他们接受再培训。“不可能只是建立设施，然后说我们这里有各种培训项目，等他们来上课，”桑尼说，“很多人根本不会自己来。你要出去找到他们，通过教会和其他社区组织接触他们，让他们聚在一起，解释给他们听，接纳他们。”

全国性项目要因地制宜

美国尝试通过立法满足再培训的需求，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如1973年《综合就业培训法》（Comprehensive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ct）、1982年《职业培训协作法》（Job TrainingPartnership Act）、1998年《劳动力投资法》（Workforce Investment Act，简称WIA）。WIA建立了州级和地方劳动力投资系统，提供了一系列资助及项目。2014年WIA被《人力创新及机会法》（Workforce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Act，简称WIOA）取代。WIOA尝试改良，要求政府培训项目贴合雇主需求，这也意味着要重视实证和数据，结合通用绩效指标与经过协商的绩效目标，面向失业者需求，在资金分配上给当地政府留出很大的发挥空间。可惜，许多核心及其他额外支持服务目前未能帮助所有失业员工完成再培训项目。虽然我们的采访对象几乎全部利用过WIOA的一些方面，但似乎还是做得不够。究竟哪里不够呢？

在华盛顿与国会工作人员的交谈，让我们更加接近了答案。我们询问国会工作人员，对失业工人进行再培训，是应当调用公共基金的公益活动，还是应当由雇主或员工自行承担开销的私人利益活动。尽管两党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着广泛共识，认为目前劳动力具备的技能无法匹配雇主需求，但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由谁来负责，却还没有达成一致。

“该谁来负责？”弗吉尼亚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纳（Tim Kaine）的教育政策高级顾问卡里什马·麦钱特（KarishmaMerchant）问，“联邦政府应该为学徒项目减税吗？还是应该由需要人才的雇主来负责？我想我的老板会说‘双方应当合作’。让社区大学和雇主合作安排课程怎么样？”

设计好培训项目的关键在于，理解当地需求，并与国家支持和其他支持联系起来。国家项目可以提供要素，当地一线领导者必须将资源与雇主和接受再培训的学员需求匹配起来。

基层领导力

我们发现，成功的培训项目，不管是在威斯康辛郊区、阿巴拉契亚、密西西比还是南卡罗来纳，都是由自下而上开展工作的社区领导者运作的。这些人具有公民精神，发挥能动性创造机会去寻找和帮助失业工人。他们知道如何获得WIOA资金和利用当地资源。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项目，根据社区具体需求加以修改。这项工作往往困难且没有回报。接受我们采访的人说，他们的确感到沮丧，甚至有时怀疑为什么要继续做下去。但他们看到身边的人急需帮助，被这种迫切的需求驱使，于是他们跨越政治立场的界限，为所在社区构建起他们自己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未来。

再培训项目成功与否，我们观察到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些找到失业工人、让他们重燃希望、带领他们踏上培养新技能之路的人。西南技术学院拥有一支快速响应团队，由一位职业服务经理、一位辅导员和一个体验过失业再培训再就业的工人（像前文的达琳·米克尔森一样）带领。有时他们还会带上可以联络其他社区组织的财务援助团队成员。获知企业或工厂倒闭，他们就会迅速赶去，为失业的人指明道路。“必须给他们机会。他们一定要知道还有希望，”达琳告诉我们，“我自己做到了。我们要让他们都相信，他们也能做到。”

工作的世界时刻改变，技术发展和全球化将越来越多地给劳动者带来冲击。本文作者之一威利是伊士曼柯达高管，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看到胶片行业崩溃造成的员工失业。在纽约州尤蒂卡市，通用电气离开；匹兹堡钢铁工业衰退；在南北卡罗来纳州，家具和纺织制造业没落。我们还看到，煤矿、电信、汽车及其他大量采用离岸外包的行业都有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受过高等培训、具备专业技能的人，一样会失业。

这个趋势还不会结束。新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必将带来更多的巨变，影响更多行业。一些行业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改变，甚至消失——不只是制造业。我们也要对服务行业的冲击做好心理准备。

美国需要更灵活的劳动力，要不断学习，适应变化。要满足这个需求，好的再培训项目至关重要。

威利·希恩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实践Robert&Jane Cizik教席教授，2007年进入哈佛商学院以前曾在技术行业数次担任高管。霍华德·鲁德尼克是贝恩咨询公司咨询顾问，曾在关注公共意义问题创新研究的非营利组织Tobin Project任助理研究总监。科琳·塔本专业从事数据分析，曾在咨询、政府及初创公司等多个领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