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西·吉尔斯提(K a t h yGiusti)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企业家,尤其是成为非营利机构的老板。她喜欢在大公司工作,而且并非那种喜欢冒险的人。1996年初,她在制药公司G.D.Searle平步青云,并立志成为该公司执行委员会的首位女委员,但就在那时,年仅37岁的她得知了一个改变她人生的消息:她患上了多发性骨髓瘤,这是一种致命的血癌。
正是因为患病,她创建了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和多发性骨髓瘤研究联盟,这两家机构均位于康涅狄格州诺瓦克市,并因加速该病的治疗方法研发而备受赞誉。这两家机构都因其严格的管理模式,为医疗研究型非营利机构的运营树立了榜样。吉尔斯提的故事展现了她如何适应新环境,如何不断调整策略,以及如何说服墨守成规的机构做出改变。这些经验对于正在思考从私营领域向公共领域转型的企业家,以及希望从企业岗位中走出来自立门户的人士来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1996年之前,吉尔斯提的职业发展一直都顺风顺水。她在佛蒙特大学就读医学预科专业,毕业后却决定进入制药行业而没有去医学院。她加入默克公司担任销售代表,被公司视为高潜力雇员。她随后离开公司就读哈佛商学院,之后加入波士顿的吉列公司。在与哈佛同学保尔·吉尔斯提(Paul Giusti)结婚后,她搬到芝加哥,并加入Searle公司干起了营销工作。
她很快就引起了管理层的注意。Searle的联席总裁阿兰·海勒(Alan Heller)说:“很明显,她在加入公司之初就展现出过人之处。”他对吉尔斯提的印象是“极其聪明,分析能力极强,而且斗志昂扬”。她现在和之前的一些同事称她为完美主义者。她在两款热卖药的上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睡眠药Ambien和治疗关节炎的药Daypro。她还通过在其他领域的建树给老板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运营销售——在担任这一职务时,她得知自己患了骨髓瘤。
吉尔斯提夫妇的女儿当时还只有18个月大,他们也一直试图再要一个孩子。她的诊疗医生在她体内发现了癌变浆细胞,并且告诉她骨髓瘤病患平均只有三四年的寿命。当时没有治疗方法。她回忆道:“他们说,你只需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就行。”
吉尔斯提决定再为女儿妮可找一个伴,并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怀上了儿子大卫。在有了身孕之后,吉尔斯提辞去了工作,与家人一道搬到康涅狄格州,投奔了自己的孪生妹妹和妹夫。她说:“离开Searle让我感到很伤心。我热爱这份工作。但是当得知自己时日无多时,她首先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工作,而是自己的家人。”
接受现实,寻找转机
吉尔斯提对骨髓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对所了解到的信息感到震惊。应对这一癌症的药物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出现,但缺乏巨大的研发资源进行研制。骨髓瘤又属于罕见病。只有少数人(目前美国约有6万名患者)患有此病。由于一种新药的研发平均要耗资10多亿美元,因此制药公司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那些病患人数更多的病症上。出身于制药行业的吉尔斯提深知这一点。她说:“我心想,‘哪会有医药公司愿意做这件事情?’”
当人们开始捐钱帮助她时,吉尔斯提决定用这些钱来推动医疗中心的骨髓瘤研究。她说:“我想,如果我们为这类研究提供资助,说不定会获得一些成果,这样我就能多活一些时日,至少拖到能够让我的女儿记得我。”
她加入了针对这一病症的现有非营利机构董事会——国际骨髓瘤基金会。但该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提供信息和支持。因此,她与妹妹凯伦·安德鲁斯(KarenAndrews)一道,于1998年成立了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为病症的研究筹集资金,并吸引更多来自学术医疗中心的人士参与研发。
她承认,自己此前并不怎么尊重非营利机构,因为她认为大多数机构都没有进行专业化管理。她说:“我希望让人们知道,我所建立的并非是那种滥竽充数的非营利机构。我会尽力把这家机构做好。”
借助校友起步
创业对于自称为“大公司员工”的吉尔斯提来说并非易事,因为她已经习惯了身边有一群有才干的人围着她转,而且能够获得自己所需的任何支持。她回忆说:“在开始行动的那一天,我坐在家中的电脑前,试图做决策。但在没有人力资源部门、没有IT人员可以求助的情况下,这简直就是灾难。”
但她迅速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人际网络可以利用,包括她当时在Time Inc.担任律师的妹妹;她在Searle的老板和导师海勒;以及她在哈佛商学院的同学。哈佛商学院校友联盟帮助她制定了第一份商业计划。
从一开始,她便坚持要求基金会(以及后来的研究联盟)制定详尽的策略,并严格实施。机构当前的个性化医药战略规划多达67页,其中列出了9大策略和22个项目。基金会有24名员工,其领导者每周一召开策略会议,每周二召开运营会议。吉斯提要求基金会和研究联盟使用指标、基准和计分卡,这样有助于各方知晓机构个人和集体的表现,并鞭策他们不断进步。基金会董事会主席丹娜·拉佛格(W.Dana LaForge)说:“在基金会成立两年之际,凯西便开始向捐赠人宣传其投资回报。”
吉尔斯提的这种方法有助于吸引并留住行业人才,例如基金会首席科学官路易斯·珀金斯(LouisePerkins),他有着16年的制药行业从业经验。珀金斯说:“从进入机构的那一刻起我便明显感受到,它的运营模式与人们心目中的非营利机构运营模式大相径庭。”
寻找联盟,共克挑战
到目前为止,吉尔斯提已经为骨髓瘤研究筹集了1.65亿美元。鉴于美国大多数非营利机构从未突破100万美元大关,这个数字可以算得上是惊艳。更令人吃惊的是,吉尔斯提是一个内向的人。该基金会和研究团体前任首席运营官、伯尼阿德里奥肺癌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斯科特·桑特雷拉(Scott Santarella)说:“她并不是那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他还提到,当吉尔斯提准备晚宴活动的致辞时,她至少会用100个小时来反复写稿和演练。
在吉尔斯提创建基金会不久后,人们偶然发现曾经用于治疗麻风病的萨力多胺(因引发出生缺陷而闻名,它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常用于镇静、止疼以及抑制妊娠反应)对于骨髓瘤有一定的疗效。数年后,一种新的蛋白酶体抑制剂被证实对该病具有疗效。学术研究人员以及生物科技和制药公司对骨髓瘤的关注度出现了大幅提升。但吉尔斯提随后发现,科学家和临床医师之间的竞争,逐渐成为了药物发现和研发领域的一个主要障碍。她意识到,让这些参与方开展合作的唯一办法就是成立一个能够给他们带来归属感的联盟,而且这个联盟能够让他们从事仅靠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与和她有着共同愿景的骨髓瘤专家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专家来自四家知名机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梅奥临床癌症研究中心(MayoClinic Cancer Center)、李墨菲特癌症研究中心与研究学院(Lee Moffitt Cancer Center&Research Institute),以及玛嘉烈公主医院(Princess MargaretHospital)。他们共同制定了创建研究联盟的计划,并说服各自的机构加入这一联盟。
这些中心同意共同发布研究成果,制定开展一期和二期临床试验的基准和指标,搜集数据,并打造研究人员能够利用的最先进骨髓和血细胞库。此外,该团体的会员单位已增至16个医疗中心和社区医院,同时为各大公司有前景的后备药物开展临床试验。基金会的骨髓瘤病患数据库大大便利了对临床试验病患的招募,也有助于联盟吸引打算开展此类试验的制药和生物科技公司。
亚利桑那州梅奥癌症临床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凯斯·斯图尔特(Keith Stewart)说:“凯西带给行业的是她那股不愿屈从于常规的精神。她有着很高的标准,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面对棘手问题时,她在找到解决方案之前是不会罢手的。”
骨髓瘤目前已有四种经FDA批准的治疗药物,还有六种正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吉尔斯提的机构几乎在上述所有药物中均有参与。骨髓瘤患者的平均寿命已翻了一番,达到了七年。
虽然骨髓瘤患者最终还是会死于该疾病,但最新出现的希望——基因组和个性化药物,将带来突破性成果。与往常一样,吉尔斯提系统化地学习了这门科学,并了解哪些合作伙伴最有潜力。为了绘制骨髓瘤基因图谱,她将Broad Institute和Translational Genomics ResearchInstitute纳入麾下。其中的一项发现是:骨髓瘤有很多类型。
吉尔斯提了解到,她所患的骨髓瘤是最致命的一种。在2005年之前,她的病并没有显现出症状。在药物治疗无效后,她于2006年成功接受了干细胞移植手术,移植源来自她的孪生妹妹,目前她仍处于缓解期。她的丈夫说:“移植的后遗症之一就是,她很容易得一些小病。我觉得人们有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她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多么不易。”
让紧迫感成为驱动力
吉尔斯提每天工作12个小时,周末也不休息。她仅休过三个月假,当时还是因为移植手术。她说:“这只不过是企业家该做的,不是吗?”
大家都知道,她对自己和员工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她衡量员工和合作伙伴的方法是:他们能否尽心尽力地帮助病患,是否有动力和能力交付成果。(所有求职人员都必须参加性格评估。)她的妹妹说:“她并不是一个过于感情化的管理者。这并不是她的风格。她的一贯追求是:在一家卓越的机构工作,并赢得尊重,而她希望其员工也能有同样的追求。”
吉尔斯提表示,她不大相信那些未患有骨髓瘤的人会有她这样的紧迫感。她说:“但是我了解到,有人跟我一样一直在专注地寻找治疗方法。可能他们专注的方式跟我不一样,但他们都希望治好这一病症。这些都是我所信赖的人。”
但她是否已经对某人足够信任,准备让他作为接班人?很明显,这对她来说是个挑战。吉尔斯提今年52岁,已经意识到继任者计划的重要性。她说:“我知道我没法干一辈子。我也知道骨髓瘤的复发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她身边的人很难想象她会将这一重担完全交给他人,因为骨髓瘤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彻底治愈的办法。
史蒂文·普罗凯西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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