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我是一名职场妈妈。很多时候，这好像定义了我的整个存在。我要上班，在《哈佛商业评论》做编辑。我还要养两个孩子，他们分别9岁和10岁。我也有丈夫、朋友和兴趣爱好，但我绝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两件事上：工作和孩子。实话实说，尝试在这两方面都做到最好，是一场无休无止、让人愤怒的消耗战。我可以同时是明星员工和模范家长吗？我应该让这两件事相互平衡还是融合起来？低调生存还是“向前一步”？争取“拥有一切”还是“差不多就好”？

这类问题，千百万女性每天都在问自己。答案很难找。不过，关于职场妈妈（更准确地说，需要外出工作的妈妈）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倒是层出不穷。

不过，近来关于这个主题的新书激起了我的兴趣，是因为它们从更宽泛的层面来讨论职场妈妈。这些书并未讲怎么更好地规划早上的时间或如何平静地入睡，也不是关于家务安排、拼车、邮件筛选或任务分派之类家里和工作中的技术性问题。

这些新书的视角更广阔，承袭了安-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Unfinished Business）和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向前一步》（Lean In）的叙述方式。它们考察不同地域的文化规范和公共政策如何逐渐塑造职场妈妈的生活、深入分析我们面临的挑战，并告诉我们如何团结起来改善局面。

社会学家凯特琳·科林斯（Caitlyn Collins）的《妈妈要工作》（Making Motherhood Work）分析了瑞典（长期被视为性别平等的堡垒和职场妈妈的天堂）、前东德（部分遗留的共产主义体制鼓励妈妈们工作）、前西德（社会文化尚未跟上支持职场妈妈的政策）、意大利（女性看似得到家庭和国家的支持，但她们自己并不这样觉得）和美国（女性得到来自企业和政府的支持最少，因此“压力山大”）的状况。

科林斯采访了135名女性，其中大部分是中产阶层的白人（她自己承认这一局限），叙述方式非常学术。但她捕捉到一些引人唏嘘的瞬间。例如，在华盛顿工作的律师萨曼莎说：“有孩子前，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做到最好。结果那是扯淡。我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如果什么都顾着，我会崩溃。”

多涅塔是罗马的一名教授，她记得读博时的导师说：“不要怀孕，否则事业就吹了”。所以，“在工作中，你都不会提到家人，假装在家什么都不用做。”她说。从慕尼黑、斯图加特和海尔布隆的受访者那里，科林斯听到了“职场婊子”和“乌鸦妈妈”这两个词，指的是抛弃嗷嗷待哺的孩子妈妈。一位斯德哥尔摩的工程师享受着充足的产假、做着兼职工作，并处于提倡工作家庭平衡的社会文化里。就连她也承认，自己感受到“内在压力”。她说：“我觉得我能照顾到身边每个人，但要让自己确信这一点却没那么容易。”

科林斯的论点是，虽然进步的公共政策能改善职场妈妈的生活，社会文化规范和话语也必须相应改变。立法部门和企业必须了解有违初衷的政策效果，例如女性享受长时间产假虽然很好，但会强化母亲在养育孩子方面责任更大的刻板印象。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夏尼·奥尔加德（Shani Orgad）也给出了类似观点，她的新书《回家》（Heading Home）深入讲述了35位英国女性的故事，她们都曾放弃有前景的职业生涯，选择当全职妈妈，而现在默默悔恨。奥尔加德认为她们代表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工作和家庭的广泛危机”。虽然较小的样本和宏大结论有点不匹配，但本书揭示出，媒体对工作和不工作的妈妈们的报道和真实情况截然不同，因此论点很有说服力。“我采访的女性并不会将问题归结于家庭生活和职场文化的不可调和，而是将之视为个人的失败。”奥尔加德总结道。这些女性不知道怎样才能面面俱到，而且更糟的是，她们认为这完全是自己的错。

另外两本书则更关注美国的状况，分别是记者艾米·维斯特维尔特（Amy Westervelt）的《忘了“拥有一切”吧》（Forget “Having It All”）和斯蒂芬妮·兰德（Stephanie Land）的《女佣》（Maid）。在后一本书中，作者真切回忆了依靠低薪的保洁工作抚养年幼女儿的经历。在某些方面，这两本书截然不同。维斯特维尔特通过全面回顾美国女性的雇佣史（有些地方有点无趣），厘清当下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引入LGBT等少数群体父母和来自不同收入阶层的职场妈妈案例，有效拓展了分析的广度。兰德则非常个人化地讲述了“做没人愿意做的工作”，而且需要“七种政府补助才能活下去”的经历。

不过，这两位作者传达了相同的信息：除非得到多方支援，职场妈妈（尤其是没钱的）完全无法撑下去。和科林斯和奥尔加德一样，维斯特维尔特也呼吁公共政策和社会文化变革，并详细讨论了实用的细节问题，包括政府补贴两性均等的家庭假、企业负责的日托，以及鼓励男孩参与幼儿看护工作、提倡男性承担更多家务等。

总体来说，这几本书描绘的图景很不乐观，但也以某种奇怪的方式让读者感到安慰。它们让我觉得，我作为职场妈妈感受到的张力和内疚，并不是我自己能化解的，甚至重视家庭的老公、尽职尽责的保姆、相互支持的姐妹圈子、很有同理心的老板和同事，也不能帮我解决问题。要想真正卸下重担，需要整个社会（也许有点像瑞典那种）的努力。虽然和大多数我认识的职场妈妈一样，我想在工作和养育孩子上都拼尽全力，但这确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艾莉森·比尔德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