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数字转型正在重塑人类世界，但几乎没有人满足于现在的进度。在媒体界尤为如此：定向广告的主流模式源于数据监控并用于赞助对大众开放的公共服务，比如社交媒体和搜索，现在逐渐被视为不可持续且不受欢迎的模式。

如今，互联网巨头向希望影响网络用户的第三方收取费用，从而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商业化。结果是互联网和社会都建立在操控手段上，而非共识话语。在这个将影响不知情者定为首要目标的系统中，各种不正当手段充斥了整个数字世界，导致隐私被侵犯、选举受操纵、个人焦虑和社会冲突。

该系统还让众多大型科技公司变得极其强势。一个典型案例即谷歌旗下的互联网巨头YouTube，也是我们所谓的“海妖服务器”（siren server，指像海妖一样向网络用户施展魅惑力，获得海量数据和免费劳动的公司——译者注）之一。数字组织往往能引发网络效应，而借助这一优势，YouTube控制了数字视频的制作和消费。该公司既是卖方垄断者，也是买方垄断者（唯一的数据购买者），决定给哪些内容生产者付费，以及数十亿用户会消费哪些内容。

科技巨头的影响力太大了，已经像跨国政府一样左右未来的走向，各国政府都相形见绌。比如Facebook和谷歌实际上已经成为最关键的中介，单方面决定了各大发达民主国家中自由言论和选举操纵之间的平衡。

与此同时，市场参与者的机构数量普遍减少，用科技行业的夸张言辞讲就是，人工智能（AI）和自动化会带来下一波失业潮。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倡议者担心人类会逐渐失去价值，经济机构越来越少，因此变得更加激进。他们的夸张言论只会造成两种后果：1）尽管科技进步了，但贫困现象普遍存在；2）国家集中管控大量财富，通过社会财富基金保证公民获得无条件基本收入。但严重不平等和我们所谓的“全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都是种“反乌托邦”——权力过度集中，降低或忽视了数据创造者的机制，就像家庭中“女性工作”的市场价值长期遭到忽视和贬低一样。

我们无助地看着更多选举成为多方势力折中的结果、不公的社会分工扩展、入侵式数据监控增加、更多工人失去保障，我们开始认为自己已经束手无策，最终陷入更深的绝望。

但我们还有其他办法：互联网用户即客户和卖家的新兴商业模式。在未来以信息为中心的经济中，数据创造者直接交易自己的数据价值。第一方之间直接购买和销售信息价值的形式，会取代向第三方出售监控和劝导服务的模式。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平台不仅不会萎缩，还能急速发展。但平台的利润率很可能降低，因为更多价值返还给数据创造者。最重要的是，数据市场会让数据创造者重新获得尊严，而他们会成为有尊严的信息经济中的核心。

上述模式已经多年来引发各界广泛讨论。我们在本文中探讨了这些模式落地所需的商业和社会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勾勒出未来世界。此外，我们倡议建立一个更井然有序的市场。市场没有秩序的话，任何纠正措施都不能生效。

数据尊严

有秩序的市场是真正多元、开放线上社会的市场经济。人们会得到自身数据的酬金，同时要支付含有其他人数据服务的费用。个体的注意力受自己定义的兴趣引导，而非接受广告商等其他第三方赞助、操纵力极强的平台。平台得到高质量数据，用这些数据训练机器学习系统，因此能够将更高质量的服务卖给企业和个人，既提升了他们的生产率，自己也能获得更高收入。给服务质量打分定价的是用户，而非想要影响用户的第三方。如果客户和用户是同一人，那么开放的市场与开放的社会之间共性会更多。

格伦将这种真正的信息市场经济概念称为“数据即劳动力”和“自由激进主义”，而杰伦称之为“人文主义数字经济学”和“企业民主制”。我们在本文中使用了政治争议性不大的“数据尊严”（data dignity）。这个词将击败20世纪极权主义的关键概念“人类尊严”翻译到当代背景中：我们的数据需要摆脱新式极权的桎梏。

我们理解的“数据”这个词涵盖了大多数数字活动，既包括有意识创造的娱乐数据，比如YouTube视频或社交媒体模因（meme），也包括通过监控或生物传感器收集到的非刻意生产的数据，比如地理位置或新陈代谢记录。其他案例包括给翻译引擎训练软件的语言和实时数据流，比如Skype上的音乐课。

所有这些数据对生产者来说都有价值。此外，如果生产者有权控制这种价值，激励因素就会转变；市场参与者会努力劝说买家给自己投资，而不是付费给垄断平台，以便操纵目标对象。

举例来说，自动语言翻译服务让专业人类翻译的未来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但自动服务要求每天都从失业的人那里获得海量新数据，从而及时了解到时事和流行文化等。译者可能认为，他们在无偿为网友提供外国电影的字幕，对自己提供的价值一无所知。如果这些译者明确知道了自身价值，就可以靠自己的服务获得报酬，为提供更优质的数据感到自豪，并协助提高自动服务的质量。

数字世界的整个架构都会逐渐变得更清晰和光明正大。乌托邦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我们认为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能够避免过多权力以不确定和不可持续的方式集中到数字网络中。

MID组织

实现数据尊严的最大挑战是大型科技平台和数据收集对象（平台用户）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只要求科技巨头做出改变，改变就不会发生：一方面，利益纠纷太多，另一方面，这些平台势必会导致权力过度集中，这不利于市场竞争和社会开放。个人也不能仅凭一己之力得到数据尊严，即便向政府请愿，也无济于事，因为网络效应给了平台过多权力，而数字经济的复杂性让监管无法深入细节。

为实现数据尊严，我们需要一个中等体量的外围组织来缩小差距。我们将这些组织称为“个人数据中介”（mediators of individual data，简称MID）。MID是一群志愿者；他们的内部规定从多方面代表了成员的初衷。MID协商数据版权费或薪酬，将集体谈判权交给贡献重要数据的人。这类组织还提高标准并建立有独特价值、代表数据生产者身份的品牌。MID往往履行常规性会计、法律和支付职责，但也会参与培训和教练工作。他们帮助成员集中原本分散的精力，是出于对其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动机，比如定向营销。

MID并非革命性创新概念。现实世界中大量组织都有同样的结构和重要性。企业、工会和消费者协会、农民合作社、大学、共同基金、保险集团、同业公会、合作伙伴、出版商、专业协会，甚至运动队这样的组织都对尊严社会有关键意义，实际上也起到了MID的作用。

一些对民主市场协会有深刻洞察的思想家也在强调这些组织的重要性。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观察到，社区组织对保持美国的自由有重大意义。韦布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认为，工会是大型公司得以有效运营的关键因素，因为工会给了高效工人发声的权利。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盛行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社会组织的崩塌导致20世纪30年代极权主义兴起。

有些MID模式往往会让人联想到政治左派，有些和右派的立场更一致。在发达的信息经济中，这一区别显得没那么重要了。用左派的语言形容就是：一些MID会和传统工人协会一样，重新分配最优秀员工的成果并广泛分享已获收入。其他组织，如艺术家版税管理机构中的美国作曲家、作词家及音乐出版商协会（ASCAP），可能允许个人支付的方式更多一些。但我们也可以用右派的语言描述：一些MID可能很难加入，和晋升著名律所的合伙人一样难。

MID会改变当前信息经济的趋势：最初平台表现出极端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印证了阿伦特提到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极权主义危害，另一方面导致平台权力越来越大，而且集中程度更高了。举例来说，Facebook早期的“快速前进、打破常规”口号实际上说明了互联网时代之前的MID已经式微，比如面向创意人才的出版商和工会。

问题不仅仅只是权力过度集中。算法取代了已经被打破的社会结构，并进行定向营销；这些趋势将个人划入不同组别中。提高在线“参与度”的激励措施涌现，进而加剧社会分裂，因为对“他者”的怀疑更严重了。当前网络架构出现的趋势太明显了，这种结果已经变成了信息战中最常被利用的工具：贫富阶层都被强调和鼓励社会分化的恶意社交媒体运动扰乱。

自组织MID催生不同的激励措施。个人可以加入多个不同的MID。MID之间会有冲突，但个人可以拥护不同的MID。这就像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两个人会为利益存在冲突的店铺工作，但去的教堂都一样；或者两个人选择不同的汽车保险公司，但投资了同一只共同基金。同理，一个人可以参加多个MID（而非平台），他最后的身份和利益关系会很复杂，不会有遭到操控并贴好标签的身份供平台做定向营销。

自我们开始讨论MID以来，很多想要创建MID的企业家已经数千次咨询这一问题。他们似乎零零散散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多数来咨询的组织都是初创科技公司，但我们也为非政府组织、工会、非营利组织、科技公司的企业活动策划部门，可能也包括新政府机构，提供过建议。

我们在这里不会具体讨论某项提议，但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些方案中看到的趋势。以下为几种典型的提案类型：

●有些企业家会基于共同利益给目标对象分组，以便在获取该组对象数据时谈妥一个合理价格。我们现在想到的两个例子是有同样病症的患者，和为自动翻译引擎提供信息的语言翻译。但我们对很多这样的做法都持怀疑态度，因为所有资金都来自数据销售，导致激励因素和现在的数据中间商一样，都建立在滥用成员隐私数据和信任的代价之上。

●有些关注技术的组织希望使用区块链这样的工具来管理数据起源、渠道和流动——管理数据价值的第一步。我们怀疑，这些项目强调的高度去中心化会为数据创造者提供实现公平交易所需的谈判权或信息安全。

●有些想要对抗大型科技公司的组织希望自身体量和权力都大到可以像科技公司一样运营，比如经营一个社交网络非营利平台，但也承诺认可并尊重成员。你可以称他们为“开明的海妖服务器”。我们对他们持怀疑态度，因为在我们看来，在MID缺失的前提下，所有海妖服务器都不可避免地采用不正当的激励措施。

●有些希望取代优步等零工经济平台的集体企业想要建立属于打工者和数据创造者的平台。我们担心，这样做会将多数不认为自己在零工经济中打工的数据创造者拒之门外，因此不可能招募到关键盟友，创建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

●有些送礼经济或者说赞助经济中的赢家想要这一市场实现指数级增长，直到成为多数人类的物资来源。我们担心，历史经验表明，在相对狭小和高级的社区外，礼物经济会导致混乱，而且主导者往往会变成利用他人慷慨心理、权势过大的机构。

MID原则

我们很高兴看到，目前大家对MID的浓厚兴趣和展开的相关活动。可惜，尽管有些提议极富创意且实用，但几乎所有提案在关键层面上都有欠缺。很明显，要想成功开展MID项目，创始人需要在流程方面得到更明确的指导。我们在下文中列出了八大原则（或者说要求），指导MID创始人基于对未来要求的合理猜测，对自身设计进行测试。

1.信托责任。MID应该在法律、经济和结构层面上，都成为数据创造者或数据受监测者的真正受托人。

法律上，MID应负起只属于自己的首要信托责任，为数据创造者争取最大的利益，即使这些创造者不一定非要完全了解他们的最大利益是什么。

经济上，MID接受资助时应避免利益冲突，否则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受托人。举例来说，MID不能只按交易的数据量决定相应收取多少费用，这会影响到组织的激励措施——从成员的最大利益出发，保护其隐私不再是首要目标。

结构上，MID应隔绝与自身有必然利益冲突的组织，比如数据消费者。使命驱动型的非营利组织或数据工人合作社虽然不是唯一的可行方案，但还是有很大吸引力。使用这种模式，或者说打着“数据联盟”旗号的组织在欧洲和美国都成立了。

海妖服务器不可能成为受托人；他们同时为太多客户提供服务，就像有些财务顾问，他们可能是共同基金家族中一分子，因此会重点照顾和自己有关系，但不符合客户最大利益的基金。这种利益冲突不仅存在于现在的互联网中，而且是最普遍的现象之一。我们必须对此做出改革。如果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广告营销（如谷歌和Facebook），同时还担任营销目标对象的受托人，这就太不可思议了。在数据治理或金融等高度不透明的领域中，建立专门处理受托业务且没有利益冲突的独立受托人极为关键。权力中心化的跨国集团不能肩负这一职责，就像一个律师不能代表法律纠纷案中的控辩两方一样。

指望监管机构通过严密监管来处理这些冲突也不现实。如果科技高管出席政府机构的听证会，他们只会嘲讽政客和监管机构跟不上科技快速迭代的趋势，不能充分了解技术的进步。但也正是因为现在数字经验过于庞杂、快速多变、技术复杂、心理影响大，个体必须获得与肩负受托责任的代表和顾问进行对话的渠道。MID可以是这些受托人之一。MID不会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反而鼓励竞争，并能代表对立的观念和利益集团。

如果没有受托人的管控，海妖服务器必然会采取反乌托邦视角，自上而下地控制社会。这体现在中国信用体系中，但也包括在某些美国平台思维中，比如谷歌臭名昭著的“自私的数据账本”（Selfish Ledger）概念；用户被描述成谷歌真正客户——数据的被动仆人。

2.质量标准。MID会重新定义廉正、高标准、问责和公认成就，并强化这些特点。

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假新闻”为例。海妖服务器不可能选择符合自己偏好且遵守标准的新闻源，因为这会被视为不公平竞争。现在对抗假新闻的流行观点是，让推特、谷歌或Facebook利用众包或雇用大量低收入工人，给特定的不当言论种类降级或加注。但目前还没有方法，在不触犯一些利益的前提下有效遏制假新闻。比如有些政客对如何界定假新闻出了名地持有异议。

从更大范围看，平台已经同意满足用户需求：他们会限制淫秽、血腥、煽动性和残暴等类型的内容。但你不可能有一整套让数十亿人都满意的标准，即使是最具善意的海妖服务器也不能让每个人对每件事都满意。

政府可以实行让每个人都受益的规则，比如刑法和食品安全监管法规，但一旦规则越过了公认的普遍必然性的界限，执法就会变成专制统治。如果批评家要求Facebook等平台禁止某种形式的言论，他们也会让平台更专制，就像政府要求人民必须保持礼貌也是种专制统治一样。问题的根源是，海妖服务器有过多中心权力。MID分散这种权力，并为一个可能无解的难题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MID的前身有企业、工会和大学；如果没有这些组织，社会可能就不会进步。其他担当MID职责的实体也实行质量标准，比如要求同行评审中使用科学方法的科学期刊，以及实行行为守则和工作标准的专业协会。评论家观察到，曾一定程度上提高文明度和包容度，并促进真实报道的社会机构到了数据时代开始式微，而MID可以重新加强其作用。

并非所有MID都极为优秀，但成功的精英MID会有严格且公平的系统，评估和追踪成员所提供数据的质量，维持成员声誉并激励他们提供并持续改进数据质量。这一点意义重大，不仅有助于确保和数据消费者谈判中处在有利位置，还能提高数据生产者能力和声誉，从而“提升级别”，赚到更多钱。MID获得更大权力后，有足够的影响力基于标准和质量，将用户的数据出售给数据消费者，就像哈佛等名牌大学用自己的声誉和《哈佛商业评论》等市场出版物做交易一样。

3.不可转让的起源。尽管MID应有效促进数据流动的高值化利用，但必须禁止数据（特别是敏感的个人数据）被永久出售并避免成员失去对数据的控制。虽然知识产权可以被授权，但作者不能出售自己作品中的道德利益。

同样，只要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交易都应该说明数据的销售渠道和明确用途，避免购买者对数据有其他获取渠道和用途。近期密码学和“差别隐私”领域的进步会加速以下图景的实现：完全分离对重要AI软件应用数据的使用，与对用于更大目标的底层数据的管控。任何不够明确的数据应用都必须有明确界定并被永久标注，这样数据创造者就可以索要一部分未来收入，并有权拒绝未来数据用于与自身合法隐私利益相冲突的目标。数据不可能嵌入一些中间系统，然后不断被用于更大的目标，却连些许返还给最初创造者的相关价值都没有。

注意：在功能方面，当前用于追踪用户和定制个性化营销的基础设施工程，和未来基于个人创造数据计算个人应收取金额的模型类似。特别是在付款、安保和追踪溯源方面，尽管我们需要新的工程设计来实现数据尊严，但两种模式在工程方面十分相似。

4.利益共享。MID将成为社会和经济中的关键部分。为达到这一目标，监管不仅必要，也应当受到欢迎。

举例来说，MID应确保合理数额的数据价值返还给创造者。合理数额近乎于70%，是工人所得占国民收入的历史份额。目前科技行业的劳动收入占比要低得多，只有5%到20%，而且取决于你看的是哪家公司。如果中介者模式不能将数据工作者的份额扩大到近70%，而且在结构上不能将多数价值返还给真正的数据创造者（而不是MID本身），就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或者会成为海妖服务器，对自身管理的数据有过多中心权力。

对MID的监管要借鉴劳动法、反垄断措施等先例，目标是保护代表弱势群体组织的权利，同时防止这些组织变得专制独裁。

5.能力和专业精神。MID要实现使命，就必须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MID要有足够谨慎的管理，才能与数据客户进行可靠的谈判，客户才会将机密业务内容委托给MID并保持平等地位。要做到这点，MID需要用专业技术知识，构建支持自身独特属性的系统。最优秀的MID会开发智能能力，了解数据消费者使用数据的方式，从信息基本平等的立场出发讨论使用条款和条件。所有MID都要求员工审核并了解以成员名义授权的数据实际使用情况。

6.生理现实。海妖服务器向外扩散风险。例如在零工经济中，工人必须“付出才能有收获”——每次打工都如此。你不能生病，否则麻烦会很大，也很难计划退休。美国尤其如此，因为医疗保险并未普及。

MID应努力为成员创造体现人类生命周期本质的成果，而不仅是将目光锁定在相对于假想中的机器工人的“公平”定量交易，因为机器人不会衰老，需求也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设计合理且管理良好的MID将鼓励成员利用数据建立越来越多的版权流，等到退休时，在多个MID中均具有会员资格的人就可以收取多种数据版权费，获得必要的保障。这类似于受托财务顾问指导客户如何分散投资。

未来人们到退休年龄时，将从之前参与的数百个数据计划（配文字的图片、对产品的评论等）中获得一小笔收入。这些报酬是基于我们认为一个人本应得到的收入计算所得。但大多数人会有些专业领域，而专业在一生中也会发生变化。例如，某护士加入MID为护理机器人的机器学习计划提供数据，她会持续获得版权费，即便有新一代护士提供新想法和新数据，并逐渐替代原有信息。这位护士还可能加入一个标记和推广寿司新美学的MID，即连续几年带领寿司机器人大厨到各地展现厨艺，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粉丝。另一位到退休年龄的人获得各种版权收入的途径可能是：在大学期间创建了标准虚拟现实体验，还曾创建嵌入商业人工智能的管理培训，或者多年混迹社交网络贡献的一系列文化小趣闻。（未来的情景听起来肯定会很虚幻，但如果我们只为最可能出现的未来做准备，就根本不算在做准备。）

7.认知现实。我们不能强迫MID成员了解艰深晦涩的术语和过于复杂的决策。当成员面对大量条款和条件，或者太多复杂的选择时，会对自己看到的内容照单全收。所以这种做法毫无意义。（不幸的是，在当前的同意导向型网络关系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算法和设计必须有所创新，但一些旧观点同样有帮助。比如所有MID成员都可以用一个虚拟旋钮，给自己智能手机中的数据定价，那么大量决策都能压缩成单个参数。定价不会确定绝对价格，只是个偏差因素，MID在以所有成员的名义计算价值时会考虑到这一因素。重视隐私（而非财富）的个人可能会将旋钮调为最高价格，让个人数据贵到公司无力购买。初出茅庐、希望自我推销的年轻人可能会把价格定得很低。MID可能设置上限和下限。想获得最大利润的人也许会将旋钮保持在中间位置，但他们会预测市场波动情况并可能为相关服务付费，随后根据预测频繁调整定价。举例来说，一些MID可能有一两个与成员时间价值相关的其他旋钮，但针对个体的措施必须可控，而且选择要简单、数量尽可能少。

没有明确规定，中介就不可能存在，MID必须尽最大可能做好受托人并维护成员尊严。医疗领域的知情同意理念可作为先例——但执行方式不必借鉴，因为我们的信息系统比医疗系统复杂得多。

8.持久性。MID的设计理念不应是永远存在（比如像国家一样），而应是存在的时间超过人的寿命（如保险公司）。原因在于，MID将成为代际数字智慧和情境的守护者。

MID之间要形成持久且可靠的关系。代表护士的MID应与代表生物数据科学家的MID保持数十年的良好关系，而后者也应与代表新生物传感器潜在受试者的MID保持良好关系。MID应形成价值链，就像发达市场的参与者一样。

如何才能防止相互依存的MID合并为“超级MID”（实际上也就是海妖服务器）？虽然早期的MID或许有意愿扩大规模、集中权力，从而削弱海妖服务器的实力，但如果MID不断努力削减单边决定权并保持谈判权，社会和经济都会受益无穷。

也许反垄断法有助于管控大型MID。也许限制MID成员互相攻击的规则将催生大量规模更小的MID，就像律所不能代表对方的客户一样。其他强调权力管控的方法包括：使用基于区块链的透明协作设备，进行数据罢工（data strike，指多名用户同时断开数据接口，把平台逼到谈判桌前），以及在内部推广新的企业家精神——这些方法虽然有可能成功，但前景并不明朗。

此处可用神经网络比喻。神经网络需要通过神经元的中间层来收集反馈。没有中间层的话，神经网络就无法学习。中间层是机器学习系统中最持久的部分，即价值载体。MID就会起到中间层的作用，承载着整个经济乃至全社会的价值。

改进互联网的其他想法

在市场和政治辩论（两者共同话题不断增加）中，MID以外的其他纠正措施已经得到广泛宣传。MID与以下观点的比较会进一步激励各界用MID解决问题。

自我监管。越来越多用户要求海妖服务器规范免费用户和营销客户的言论和行为。消费者和积极分子要求平台驱逐仇恨团体、虐待狂、色情作品作者等就属于此类。

平台通过自我监管，在限制最恶劣的残暴内容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虽然此举可能解决某些心理和社会堕落问题，但平台对社会的权力不但没有受到限制，还增长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审查和混乱同时存在。

大型平台典型的开放方式并不成熟，而且没什么作用，也不能自我监管。在当前情况下，短期内无休止的观点争锋造就了内容。比如在付费产品只有营销和说服的经济里，煽动性内容往往最受关注。随着推荐引擎主导地位的确立，萌猫视频或用来安抚幼童的视频等“治愈系”互联网内容，往往会混入令人不安或欺骗性的内容里。最终文明对话被大量不文明沟通驱逐，社会文明也会受到影响。

但公司不会受到损害。真要承担责任的话，平台会因自我监管不足而受到处罚。在与信息战活动相关的账户或虚假账户遭到清理后，推特估值下降。与假新闻对抗的Facebook也经历了估值下跌的时期。这是因为自Facebook上市后，投资者给该平台估值的指标（如日活跃用户、点击量等）都被试图规范行为的平台限制了。虚假账户及其内容运作的目标是吸引注意力，提高点击量和回应数量，而这对平台也有利。这种运作方式带来的互动在华尔街看来，是“健康”的活动。奇怪的是，现在监管部门也在鼓励公司推广（而非取缔）这种模式。

但如果主流MID主动禁止仇恨言论和其他有害内容（参见上述第二条原则，“质量标准”），就没有太多完全遏制不良内容的原因，更不用对平台提出这样的要求了。我们会增加高质量内容，而不是遏制有害内容，因为高质量内容将有更多机会，而不会被全球混搭算法胡乱归类。

我们没有请求大公司管控言论和行为，而是诉诸常识和对言论自由的坚持。互联网出现之前同样有可怕的内容，但并没有将优质内容挤出报摊。原因在于，只要有机会反思，大多数人都没那么糟。一个和人差不多高的杂志架在筛选有用内容方面，比无穷尽的数字书库更高效。

MID保留了互联网和开放社会中都备受重视的价值观：所有社团都是自愿的，没有人会被审查。但与此同时，MID不同于它要取代的中央集权平台，成员不会同时就注意力展开竞争。MID很民主，也有秩序。

隐私监管。数字隐私监管可在特定情况下避免个人信息被滥用，我们对此并不表示反对，但这种监管不够系统，不以未来为导向，也没有改变经济激励因素，劝止越来越具创新性的侵犯隐私行为。这类监管与MID的大多数原则相左，特别是第七条原则，“认知现实”。

此外，侵犯隐私不足以彻底阐释清楚问题。脱离经济权利的隐私权就只能依赖同意的概念，而如果数据应用的技术含量过高、晦涩、不可预测且有心理操纵性，同意概念就没有意义了。认知现实是对隐私问题的最佳回答。一旦个人获得可以解释自己生活数据的工具，就会要求控制，也有能力控制数据。

隐私的概念没有恰当翻译到网络世界，因为海妖服务器定义了网络环境，也没有搭建真正的私人场所。这是抽象的数据隐私权难以行使的原因之一。没有人知道隐私权是否行使了。我们不得不信任平台，因为没有开发例行独立审核功能的时间和空间。这种环境往往会鼓励海妖服务器变得鬼鬼祟祟，并模糊数据起源。即使我们可以信任平台，数据的性质和应用也会以无法预测的方式继续演进，所以我们很难提前制定规则。

不过，将数据隐私权与商业权利联系起来，会激励会计师和律师跟踪数据的使用方式，并就数据的应用进行谈判。会计师和民事诉讼律师可能让人厌烦，但我们应记住这些职业出现的原因。在非市场社会中，只有警察执法；市场社会中则有民事诉讼。没有合同的话，所有干预都是自上而下的。行使隐私权是一种集权形式；分散的权力更有可能降低腐败的可能性。

最后，人们在数字生活中需要的并不是隐私最大化本身，就像他们在工作生活中需要的并非将享乐最大化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本质上需要的是不受打扰的权利：一种构建他人看到和了解的自己的理性能力，对自身须付出努力的合理限制，行使自我决定权的可行手段，对所放弃事物的合理补偿，以及支持追求意义和幸福的社会环境。

MID是帮助个体获得上述福利的自然结构。

技术去中心化。互联网改革者迫切要求搭建新架构，将对数字网络的影响力去中心化，而采取的机制往往是区块链。

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架构去中心化确实有吸引力，但要撼动网络效应、认知负荷以及最初构建中心化的各路力量，这个想法还不成熟，也很难有效果。开源软件和“免费”媒体理念本应该有效实现权力去中心化，但一方面鼓励劳动力免费，另一方面又无法实现资本免费或控制平台，结果是单方面削减了劳动力势力，让操纵用户并提取数据的巨头公司从中渔利。

如今许多人相信区块链可以推动去中心化。相比开放软件社区，区块链社区内对经济激励措施的重视让我们看到更多希望。但我们必须解决网络效应的问题，以及个体很难自行处理使用条款的难题，否则推动完全去中心化反而会进一步削弱个人抵抗网络的能力。只要当权者，不管是政界还是网络世界的中央集权机构，拒绝（或不能）放弃权力，我们就必须加强MID等反对派组织的力量。

此外，虽然区块链有技术乌托邦式的愿景，但社会契约不能仅靠法规，就能实行。有时法规一定要与现实世界结合才能有效果，而结合点往往是出现腐败、诈骗和操纵的地方。MID必然会加强社会契约的力量。

对公司来说是好是坏？

科技巨头应欣然迎接由MID主导的未来，而非心怀畏惧。（我们都为科技巨头工作，也喜爱这些公司。）最后平台也是受益者。但我们估计MID会遇到阻力，以下是其中一些反驳观点：

人们想要免费。有人称，消费者对“免费”互联网已经有依赖性了，在这种情况下创建数据市场和MID世界根本不可能——用户不会为之前免费的东西付费。我们认为，实际经验已证明情况恰好相反。此前很多人认为，没人愿意为在线视频付费，但Netflix还是建立了这项业务。现在包括YouTube在内的多家免费视频网站都跟风提供了付费选项。类似案例还有苹果证明，用户会在应用商店消费。

此外，免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免费。消费者可能尚未将免费列入成本分析的考虑范围内（MID可以提供协助），但他们为承担数据监控和营销经济的巨大运营费用，支付的码流费用远超必要的消费数额，更不用提隐私泄露和信息失真的成本了。

数据价值可以忽略不计。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为数据支付的金额可以忽略不计；即便用户可以出售数据，花费的精力也得不到相应回报。MID的管理成本可能比收益还高。即使现有的商业模式不变，很多美国人在数据价值方面每年也可以赚500美元到1000美元不等（计算后得出）。

我们认为，这个估值还是偏低。估算过于保守，忽略了数据现有价值中有多少存在于账面以外。这就像在争辩说，因为女性做家务没有报酬，所以家务劳动就没有市场。事实上，女性进入职场后，巨大的家政服务市场就出现了。数字系统为世界增加价值，对此没人反对，只是到底增值多少尚无定论。

如果我们可以准确计算个人数据贡献的价值，就能知道整体经济价值，而随着数据输入质量的提高，整体价值还会大幅提升。此外，若AI经济如预期般迅速增长，那么数据价值可能迎来爆发，正如石油在新应用方式（如汽车）出现后，价值突然爆发一样。我们预估，未来即使AI只占总经济的10%，数据尊严中由AI支持的服务也可以为普通的美国四口之家带来两万美元的年收入（虽然他们可能也为数字服务支付额外费用）。

这还不是全部。MID主导的发达信息经济，会鼓励个人专攻目前尚未被定位为利基市场的领域。例如，喜欢徒步旅行的植物学家可能会加入MID，和其他成员一起整理欠发达地区树木的照片和数据。这些数据对林业公司、物业经理、松露猎人、气候变化方面的监管机构、在森林地带送快递的自动化无人机AI服务，以及许多其他服务都很有价值。未来会有很多种重要数据，或者说数据会更精确、有更明确的注释，进而发挥更大作用。市场的关键之处不仅在于将有限的蛋糕合理分配，还要将蛋糕做大。如果有人忽视了网络活动的价值，那就是忘记了开放市场的这一最基本福利。

我们认为，MID可能发掘和市场化的新价值，基本可抵消失业潮（自动化引发）的负面影响，并将劳动收入比重恢复至历史水平。我们不能保证，这一定会成为现实，但就可能性而言，假设有一天社会进步到不会再有物质匮乏的问题，那么全面自动化就会造成全面失业。（我们并不是说这种情况一定会出现；这只是个思想实验，但在技术文化里近乎普遍实现。）

我们在其他文献中提到过，如果社会没有提供数据，上述自动化就不可能实现。但这样的社会是否足够重视数据到进行融资吗？这就是商业规划理念的问题。如果社会中只有营销和说服的受众，那么数据肯定永远得不到充分重视。社会只能主要以非市场原则运作，而且权力会高度集中。但如果有客户与所有重要数据的形式都相关联，那么市场的价值将与其支持的社会等同，因为数据提升将是唯一的不足。很多人会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吗，还是只有很少人会提供？目前，谷歌之类自称为在AI领域竞争的所谓海妖服务器正拼命收集每个人的数据。如果识别出某些人的数据不值得收集，就会毫不犹豫地忽视。但这不是全部真相。

MID威胁到平台的存亡。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数字平台与数据生产者之间是零和战争——你一点我一点地瓜分资源。我们的看法有所不同。

科技巨头在有数据尊严的世界中依然会发展得很好，只不过在更大的蛋糕上占了少一点份额而已。对更优质计算资源和数据工具的需求仍会很强劲。巨头不必再承担内容管理和数据验证的重负，而是外包给政治和经济上都更适合担负这些责任的MID生态系统。未来不会有每个人都可以躲藏在电子屏幕后与他人争斗的情况——我们不必忙于劝说彼此分享或相信哪些内容，数据尊严可更好地协调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利益。

事实上，数据尊严主要取决于大平台。数据尊严并非否定必然会强势扩散的网络效应，而是努力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好网络效应。总之，MID支持的理性市场有助于解决技术反对派发起的关乎生死的挑战。如果我们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解决方案，反对势力会继续存在。

未来AI会消除对数据的需求。我们会听到一些消极声音，称未来AI将不需要人们提供更多数据，所以我们就不必担心，错过机会为AI实现自我维持之前这段短暂时间里收集的数据付费了。该观点不仅本身有待商榷，还回避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所有发达经济体中都有越来越多行业，交易定价较为主观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化妆品、体育、娱乐、设计、时尚、旅游、艺术、新闻、评论和游戏等。这些都由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表达构成，而谷歌和Facebook等巨头旗下的海妖服务器上交易的价值几乎都属于这一类别。

有关AI的虚妄言论会让人们忘了这一事实：主观行业永远都需要人类数据，因为它们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数据价值交易。即使有朝一日所有电影都由AI执导、化妆服务都由机器人提供，未来AI的品位还是由人类决定。如果人们想保留自主意识，价值的本质仍然会是人类之间互相传递数据。

未来任何严重依赖信息技术且保持尊严的经济，都必须重视提供数据的人。这不能只停留在纸面，还要搭建相应的结构贯彻落实。我们需要的市场谈判权和安全保障机制要真正公平，支持并保护数据创造者的价值，而只有数据创造者群体形成MID这样的组织，才能实现这一愿景。

如果互联网不免费，穷人会被排除在外。Facebook等大型平台公司常提出另一反对意见：付费服务将穷人排除在外。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并不是新问题。付费书籍将穷人排除在外。用于寻找更多、更优质工作机会的私家车，将穷人排除在外。相比简单无效的价值估算，将市场与稳健的民主政策结合，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案。正如公共图书馆提供书籍，公共交通提供了合理的私家车替代方案，货币化的互联网上也将出现类似机构。多数收费公司都尽可能扩大产品销售范围。举例来说，我们的雇主微软对旗下大多数产品都收费，而在较贫穷的国家普及这些产品时，会根据当地情况改动价格，收取合理费用。

此外，免费互联网服务的出现恰逢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剧、工作收入份额下降之时。过去20年里，我们看到的新兴富裕阶层都是可以接触到世界最大计算机资源的人。免费的互联网并未真正服务于中产阶级利益，更不用说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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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进互联网方法的讨论并不简单，主要原因在于，这方面的讨论通常发生在互联网中，而互联网早已被海妖服务器的系统占领，通过煽动用户情绪来提升参与度。这也意味着讨论会很快激烈起来，最后变成恶性攻击。

因此我们有意缓慢、详尽地阐述了论点。篇幅之所以如此长，在某些方面是为弥补能力的不足：我们无法一一答复新兴MID发给我们的大量问题，同时我们也愿意集中梳理所有的回应。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能达到本文提出的所有数据尊严条件的项目提议。要想满足所有条件，创造力和冒险精神是必要因素。关于MID的讨论从基本原则开始。但随着相关知识的增加，条件肯定也会发生变化。

这些条件必须不断升级。互联网对人类各方面经验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如果我们还想有一丝尊严，就必须提出数据尊严的要求。

杰伦·拉尼尔是微软的首席技术官办公室最高联合科学家（OCTOPUS）、音乐家，并出版多部著作，包括《谁拥有未来？》（Who Owns the Future?）一书。格伦·韦尔是微软纽约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他与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合著并最新出版了《激进市场：为公正社会铲除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Radical Markets:Uproot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or a Just Society）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