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随着世界范围内出现更多极端化天气，气候变化对公司造成威胁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公司努力保护资产和供应链，免受强烈飓风、气温波动、火灾和洪水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公司将“气候风险”纳入考量，投资者也密切关注。但与之有关的另一个风险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碳风险，即气候变化相关政策对公司战略及回报的影响。全球变暖状况日益恶化，可以想见，政府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收取更高的碳排放费用。这类措施可能会让未做好准备的公司出局。本文将介绍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为未来发展而采取的方法：内部碳价格（见图表“内部碳定价的兴起”）。这一方法的核心是给公司碳排放定价，反映外部碳价格。2017年，近1400家公司主动采用了内部碳定价，或计划采用。下文将展开说明，公司自行给碳定价，可以更好地评估投资、管理风险、制定战略。

详细展开叙述之前，先看看当前的背景。特朗普政府要叫停现有的气候及能源政策，美国公司或许觉得压力消失了。但世界其他地区和美国许多州正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60多个地区、国家和次国家政府——代表了全球经济体的一半——已经采取了碳排放收费政策，184个国家签署了减少碳排放的巴黎公约。墨西哥、瑞典、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其他地区为碳排放征税，中国、欧盟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推行总量管制与交易（cap and trade）项目，为碳排放设置上限，以减少碳排放。（见边栏“政府如何为碳排放定价”）

因此，即使美国政策退步，公司也要积极管理碳定价上涨可能造成的成本增加，原因有几点。其一，州级总量管制与交易项目，已经让美国大概1/4的耗电须缴纳碳排放费用。其二，联邦和州政府政策，如针对设备、生物燃料和可再生能源效率的法规，会将一个隐性碳价格加诸必须遵守相关法规的公司。其三，向长期使用的设备、工厂和发电站投资时，必须考虑将来政府推广碳定价的可能性。最后，很多美国企业在已经采用了总量管制与交易或碳税政策的国家运营，或向这些国家出售产品。

公司发现很难将这么多政策带来的风险量化，也很难寻找潜在的机会，这是很正常的。政策千差万别、反复无常。例如，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总量管制与交易排放限额，2017年每吨二氧化碳价格5欧元，2018年涨到每吨20欧元以上。瑞典一些二氧化碳排放源也是这个价格，但还有一些排放源要单独缴纳高达每吨90欧元的碳税。加利福尼亚的碳排放限额价格是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中价格的三倍。

碳政策或许千差万别，但有一件事情几乎是肯定的：假以时日，全球各地都会启用碳定价政策。公司设置内部碳价格（ICP），可以提前为将来不确定的外部碳价格做好准备，投资者也能更清晰地看到公司在低碳世界竞争的能力。

如何开始

内部碳价格让公司为排放的每吨二氧化碳定价，即使公司业务目前还不是外部碳定价政策及相关条款的对象，也可以未雨绸缪。内部碳价格有三种重要用途：为有关投资的决策提供信息（特别是在项目直接影响碳排放、能源效率，或改变能源结构的时候），评估、模拟和管理与政府现有及潜在定价制度有关的财务和监管风险，寻找风险和机遇以及对战略做相应调整。

虽然ICP可能是从公司内部各个业务部门征收而来（后文会讨论），不过一般是用于经济和战略分析的理论价格。对于一些公司而言，内部定价只是目前碳税或相关国家定价的反映。一些公司也许没有在明确为碳排放定价的区域运营，但如果供应链延伸到这些区域，同样会面临碳风险，要耗费大量电力、燃料和能源密集型制成品的公司更是如此。

公司内部定价差距很大，一些公司的碳定价是一吨一美分，还有一些公司一吨100美元。与其他能源对比，每吨二氧化碳10美元，相当于每加仑汽油10美分，以煤炭为能源的发电厂每千瓦时电一美分，以天然气为能源的发电厂每千瓦时0.5美分。碳定价取决于行业、国家和公司目标（见图表“内部碳定价范围”）。在讲述公司运用内部碳定价的不同方式之前，要先了解公司如何制定碳价格。

评估碳足迹

首先，公司必须弄清楚自家碳排放量。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州）的环境相关法规不同，碳价格也不同，公司应当确定直接和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和所在区域。美国的能源公司和能源密集型制造商已经遵守两项相互独立的规定，向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报告直接碳排放量，但其他许多公司尚未能将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化。

直接排放（通常叫做一级排放）来自公司所有或公司控制的来源，例如公司锅炉燃料燃烧或车队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非直接的二级排放来自公司购买及消耗的电力、热能、蒸汽和冷却。其他非直接排放（三级）发生在公司供应链中，比如购买的材料的生产运输，以及废物处理。直接排放与非直接排放的区别表明，即使公司不在碳密集型行业，也可能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例如全球再保险商Swiss Re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很低，但2017年该公司商务差旅产生的非直接排放量是员工人均直接排放量的15倍。为提升意识，减少非必要的乘机出行，公司在业务部门采用了内部碳定价，让部门为差旅产生的碳排放付费。

绘制碳足迹的方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畴，但有许多公开资源可以使用（见“其他资源”列表）。例如，温室气体协议（Greenhouse Gas Protocol）制定了一套评估及管理公司碳排放的标准化方法，还提供计算与上报标准、各部门指南以及计算工具。

预测未来碳价格

确定碳排放量之后，公司应当考查当前碳价格和预计将来碳价格的影响。首先要评估目前所在国家或将来计划进入的国家现有的气候政策。在实施总量管制与交易政策的地区，一吨碳的价格在配额市场（如European Energy Exchange平台）中公开。在其他地区则可以根据当地税法确定碳税率。另外，一些国际组织根据现有政策测算了显性和隐性的碳价格。世界银行在每年的“碳定价状态与趋势”（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中提供各地监管系统的最新数据。OECD前不久发布了“有效碳价格”（effective carbon rates）解释显性碳价格（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配额价格）和隐性碳价格（如汽油税和相关监管规定）。

当前碳价格是重要数据点，但若要制定长期战略，公司还必须预测未来碳价格。由于政府不会提供清晰连贯的碳价格参考，而且将来可能影响碳价格政策的技术和经济发展尚未可知，要预测碳价格十分困难。不过可以运用一种合作方法。

2017年碳信息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简称CDP）和We Mean Business联盟开展了碳定价通道（Carbon Pricing Corridors）项目，让大公司确认达到巴黎公约目标所必要的行业碳定价级别。例如化学工业（根据代表约2000亿美元市值的几家公司高管提供的信息）2020年的碳定价应为每吨30美元到50美元，2035年涨到每吨50美元至100美元。这些数据展示了有关公共政策影响商业的三个重要事实。第一，公司不能只关注当前政策规定，2020年的碳价格比目前多数国家气候政策定下的碳价格高得多。第二，将来会出现更激进的气候政策，平均碳价格会随之上涨。第三，碳价格范围将扩大，时间越长，有关政策和技术发展潜在影响的不确定性就越高。

预测碳价格，须把握气候专业人士、研究机构、同类公司和环境机构提供的数据和分析，并进行仔细评估。学者和政府分析人员的预测基础是非专业人士难以彻底分析的假设。而只依赖同类公司可能会陷入小团体思维，出现有偏差的预测。公司必须培养内部专业人员或委托外部专业人士，明确公共政策以及碳价格可能的变化趋势。理想状态下，公司不仅要预测碳价格水平，还要列出变化时间轴、可能出现的极端价格，以及每种可能的情况带来的其他可能性。（见边栏“碳价格场景及模拟”）

制定内部碳价格

大致把握了外部碳价格的变化轨迹，就可以制定ICP。这需要公司对碳经济和自身运营及战略两个方面都有深入的了解。

要考虑内部碳价格用于哪个时段。公司为不同时段的决策制定不同的碳价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例如西班牙基础设施开发商Acciona投标合同时制定了以下几个不同的内部碳价格：近期项目每吨二氧化碳36欧元，持续到2030年的项目每吨二氧化碳45欧元，持续到2050年的项目每吨72欧元。

如果是中短期决策，那就根据当前碳价格制定ICP比较好。2016年Alphabet就是这样，向CDP报告的内部碳价格是每吨二氧化碳14美元，与当年度加利福尼亚总量管制与交易体系中的市场交易价一致。假如是有长期影响的商业决策，比如会影响公司商业模式等，那么可以反映未来碳价格走势的内部碳定价更有用。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极易受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长期碳风险影响，因此采用了很高的ICP——每吨80美元，比Alphabet的五倍还多，接近EPA、美国能源部和美国交通部过去十年里许多监管影响分析里碳排放的长期社会成本。

一些公司已经制定了具体的碳排放强度目标。仔细思考ICP，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很多时候ICP被纳入“影子价格”，即碳价格与其他成本一样包含在投资选项评估中。这里的碳价格并非当前的实际开支，而是反映公司对投资周期内公共政策和相关法规变化带来的碳排放成本的预测。比如一家公司正在为新的发电厂选择能源，根据目前的法规，矿物能源也许是成本最低的选项，但如果将反映未来气候政策变化的碳价格纳入考虑，那么可再生能源或许更有成本优势。相似地，影子价格可以反映出与投资相关的隐藏成本。康菲石油（ConocoPhillips）表示，将影子价格纳入考虑后，公司放弃了一个原本看似很有经济价值的投资项目。

有时内部碳价格不只是假定成本。就像Swiss Re的案例一样，内部碳价格可以用来真正为碳定价，向各部门收取碳排放费用。制定ICP的目的是鼓励低碳投资和行为，因此一定要设得足够高，推动改变。采用这种模式的公司根据各部门能耗和排放量收费，收取的费用可以用来奖励减排表现最突出的部门，也可以继续投入公司节能项目。2012年微软采用了内部碳价格体系，让各部门为一级、二级和三级碳排放负责，每吨定价从5美元到10美元不等。各部门缴纳的费用汇入一笔中央基金，重新投入内部能效、绿色能源和减排项目。自2012年至今，微软每年节约能源成本超过1000万美元，减少排放量接近1000万吨。

最后还要考虑公司如何鼓励高管开展减排项目。如果公司制定宏大的节能目标，并为管理者提供相应的奖励，ICP更高会有助于实现目标。

付诸实行

再详细看看公司如何参考内部碳价格进行新投资、风险管理和长期战略相关的决策。

新投资。评估投资时，公司可以评估每个选项的碳足迹，并用内部碳价格预测可能的碳成本。例如，为新工厂选择能源时可以应用ICP预测对比矿石燃料发电和可再生能源的碳成本。内部碳定价和预估碳足迹得出的结果作为财务成本呈现在项目的净现值里。

运用内部碳价格，可以对生产成本有更清楚的了解，给能源、机器和材料制定一个将来很可能上涨的隐性价格，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提升财务估值质量。2016年，米其林设定了每吨50欧元的内部碳价格。将这个价格与项目全程的预计碳足迹相乘，公司得以预测项目的碳成本和投资回报。如此一来，米其林高管得以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升级锅炉和后勤相关决定时考虑隐性碳成本（即使目标市场尚未有政策规定碳价格）。米其林有意设置了高于欧洲和中国规定的碳价格，目的在于预先为尚无气候相关法规的市场和现有法规可能变得更加严格的市场做好准备。

风险管理。气候政策变化速度很快，政策规定的碳价格也可能突然变化。内部碳价格可以用来评估政策变化的影响，以及在公司直接可控的运营以外供应链各阶段受碳风险影响的可能性。管理碳风险与管理其他财务风险（如货币汇率波动）和合规风险相似。

在有总额限制和交易体系的地区，发电厂和工厂必须付费购买碳排放额度。碳价格更高，使用化石燃料的成本就更高，故而可以鼓励公司转向清洁能源。公司通过能源投资决策和碳排放交易（包括提前购买和储备未来会涨价的碳配额），尽量免受碳价格上升的影响。内部碳价格为许多公司提供了指导。

ICP也有助于合规。加拿大金属矿业公司泰克资源（Teck Resources），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司在多种碳定价和政策法规场景下可能的风险，开展了全面的分析。例如，评估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运营时，公司假设了多种情景，ICP范围从每吨30美元（与当地政府当前的税率相当）到每吨50美元（预计2021年当地税款）。这样一来，公司得以预测，2022年可能的碳成本大致在4500万美元到8000万美元之间——这个信息可以为财务规划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重要的一点是，碳风险管理不应限于公司运营。内部碳价格可以让公司为供应商设立标准，并设计减少碳排放的合作方式，从而减少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碳风险。

战略。内部碳价格可以辅助长期战略，促使公司实现减排，并帮助公司找到新的市场和盈利机会。举例来说，瑞典包装和加工公司利乐（Tetra Pak）将ICP用在新产品开发中。利乐参考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定价，设置了动态ICP，底价为每吨10欧元。这样的价格帮助公司估计将循环材料和可再生材料用在瓶盖、纸箱和其他包装物上的潜在财务影响，并促进公司在供应链上引入更多可再生材料，还帮助公司采用含铝（生产铝要消耗大量能源）量较低的创新包装材料。高盛采用内部碳定价，以实现碳中立的目标。在更广泛的层面，高盛对碳经济和情景规划的深入了解，使之成为全球清洁能源公司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及绿色债券等新产品的主要承销商。

评估结果，说服利益相关者

公司应当定期重新评估内部碳价格与运营及战略决策的结合，并利用评估结果对碳价格进行调整。例如，如果ICP未能充分减少各部门的碳排放量，或者公司运营地区的碳价格高于公司内部碳价格，就需要提高内部碳价格。

要为应对碳风险做好准备，公司要下定决心，实现文化上的转变——首先从董事会和高管层开始。领导者必须向全体员工传达公司的减排目标及战略，并考虑为目标提供奖金。公司应当与供应链各环节的合作伙伴分享ICP项目的目标，与供应商及客户合作，减轻碳风险。这样做有助于优化ICP，促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供应链合作伙伴、绿色基金指向的当地社区，以及最重要的——投资者）的合作。

投资者越来越希望了解公司在气候变化政策下管理风险和机遇的方法。例如世界顶尖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前不久宣布督促公司公开气候变化对其业务的影响。2017年，埃克森美孚60%以上的股东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公司进一步披露长期的气候变化政策带来的财务风险。

情景规划技术与对气候政策风险的严谨分析结合起来，可以为高管提供广阔的视角，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公司在多个有碳定价的地区可能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发展这几项能力，有助于管理者更有效地与政策法规制定者交流。

开始行动

许多公司尚未为碳排放定价。一些公司碳排放量不大，所以认为未来的碳政策不会对现金流产生大的影响。这种假设往往是错误的。一级排放量很少的公司，二级和三级排放量也许十分可观。还有一些公司无法预测和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策和法规，也没有完全意识到碳危机离自己有多近。

不过，内部碳定价的迅速普及表明，越来越多的公司认识到这种方法在竞争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为经济“脱碳”，公司必须理解并主动应对碳风险，才能保持长期优势。

约瑟夫·埃尔迪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副教授。詹弗兰科·詹弗雷特是EDHEC商学院副教授。

政府如何为碳排放定价

政府有两种直接的碳定价机制：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和基于市场的总量管制与交易体系。政府还可以制定能源相关法规，让公司产生合规成本，间接影响碳定价。

碳税。碳税是政府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税，但计算排放量很困难，比如一队货车尾气管排出了多少二氧化碳就很难测量。因此碳税一般不是根据实际排放量决定，而是看使用的矿物燃料里的碳含量，因为固定单位的煤、天然气和汽油完全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量是确定的。

在美国，将碳税加在已有的汽油税和煤税上，手续比较简单。炼油厂和精炼石油产品进口商已经在向石油泄漏责任信托基金（Oil Spill Liability Trust Fund）支付每桶9美分的税费，煤矿商也要付费支持尘肺病伤残信托基金。天然气处理和进口商如果缴纳碳税，会与矿物燃料提供商这方面的开支一致。这一举措可用于美国98%的二氧化碳排放，涉及的提供商仅几千家，不必追踪几百万烟囱、排气管和其他排放源。参考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北欧的上游部门碳税，税费会分散到能源价格上，鼓励提升能源效率、节约和寻找低碳能源。

总量管制与交易。这一项目首先限制碳排放总量，即总量管制。政府将总量分为若干份“限额”，允许持有者排放一定量的二氧化碳。限额可以拍卖，也可以免费提供给参与项目的公司，额度取决于过往排放记录。参与的公司必须向政府上报其碳排放量，用掉相应的限额。在这些项目中，公司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限额，买卖价格就可以反映一吨碳排放的成本。

监管暗示的价格。政府能源政策不会一直对碳排放明确定价，有时只是给公司设置合规成本，给出隐性价格。举例来说，政府规定公司一部分电力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或者规定某设备必须达到最低能效标准。这种情况下，碳价格不是被税或总量管制与交易决定的，但公司可以计算花了多少钱用于合规，估算隐性价格。隐性价格比碳税或限额市场决定的显性价格更不透明，而且公司之间可能有差异，但依然可以反映公司的战略决策。

碳价格场景及模拟

设定内部碳价格，不仅要预测可能出现的外部碳价格，还要考虑极端价格。评估碳风险时，管理者和投资者应当考虑运用基于场景和模拟的模型，改进评估方法。

标准的评估方法是，根据未来可能的碳定价对成本的影响，模拟未来现金流。场景则可以让公司进行更准确的评估。基于场景的评估需要至少两种可能的场景，不过一般都会有三种：最好的情况，最有可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然后估计每种情况下的现金流，获得的不同结果可以当作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表示极端碳价格情况下投资价值的波动。

举例来说，一家公司评估了三种场景，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项目价值一亿美元（碳价格为每吨15美元），最好的情况是项目价值1.2亿美元（每吨二氧化碳10美元），最坏的情况是项目价值4000万美元（每吨二氧化碳25美元）。这个范围相当大，与最有可能的情况相比，项目价值可能高20%，也可能低60%。但通过这样评估每种可能的情形，我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向项目投资的潜力和风险。在这个案例中，假设最可能的情况有50%的概率出现，其他两种各25%，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项目预估价值是9000万美元［（1亿×0.5）+（1.2亿×0.25）+（4000万×0.25）］。这样的场景评估显然比只根据ICP得出的评估结果更全面。

这个方法更进一步，就是基于模拟的评估。模拟评估关注的不是几个可能的场景，而是影响未来现金流的重要变量的概率分布。用概率分布图表示出未来碳价格的可能趋势，公司分析人员可以给出反映世界各国情况的项目估值。这种方法涉及复杂的计算，但Oracle Crystal Ball等通用软件都可以轻松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