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HBR：你的记者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阿曼普尔：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的一个本地电视台。虽然不确定我能否成功，但他们选择信赖我，我想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位对职涯发展十分认真、确定自己想要终身从事这份职业的年轻女性。我下定决心当记者，希望从事国际新闻报道。这种决心放在现在是很少见的。现在许多大学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所以推迟职业选择，去读研究生。我想，当时我表现出了雄心、使命感、想要证明自己的迫切渴望，以及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的态度。任何任务都有其价值，即使超出我经验的范围，我也不会退缩，而是竭尽全力。

你曾说过，为CNN报道波斯尼亚战争，是自己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

那是我职业的起点。我第一次外派海外的地点是欧洲，过了几个月，伊拉克进攻科威特。我虽然是新人，也立刻被派去报道。以CNN当时的情况，所有人手都用上了，所以我非常幸运，通过这个契机学到了这一行的许多“手艺”。

海湾战争后，我转向下一个突发新闻，就是1991年夏天爆发的前南斯拉夫内战。波斯尼亚战争开始于1992年4月。对我而言那是一个转折点，原因有很多。第一，以前我报道过的战争只是军队和军队在沙漠里对峙，这次我目睹了对平民的战争，因此必须调整自己看待、报道和谈论战争的方式。早先有人质疑我的客观性，我很不安，因为客观性是我们的黄金法则，我非常重视这一点。于是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客观性”真正的意义，意识到在波斯尼亚这样的地方，当你看到种族清洗，大屠杀发生时，就有责任如实报道，还原真相。这时的客观性意味着平等听取各方的声音，不要有错误的道德等价观念。因此我既联系了侵略者，也采访了受害者，而且现在为此感到非常非常自豪。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

我认为，身为记者，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干预。我们在国际新闻领域影响了美国和欧洲政府的最高层。在叙利亚，我们依然尝试这样做，但却非常非常困难。美国除了CNN之外的电视台都不够重视国际新闻。于是全世界的态度又变成了“我们不能干预”，找各种借口，没有人出头。

在ABC主持《本周》节目16个月后，你决定重回新闻报道领域，这是为什么？

这个领域人手不足。我主持《本周》时希望关注海外发生的事对美国的影响，并找到其中的联系。我对自己在那16个月里报道的国际新闻感到十分自豪。去年ABC对“阿拉伯之春”进行了独家报道。但现在我觉得，对国际事务的报道应该有更多声音，所以我回归了这个领域。我认为，美国人必须多了解一点世界上发生的事。我不相信专家那一套，不相信他们强行灌输的概念。但我知道，除非人民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全面的了解，否则美国无法成为强大的民主国家。

对你来说，女性的身份是优势还是劣势？

完全是优势。女性身份让我能够涉足男性无法涉及的领域。可是我要说，新闻界的女性领导者太少了。我希望能看到有线新闻网里有女性总裁。虽然我认为女性正在职场大步迈进，而且我对现在自己经过奋斗获得的职位非常满意，但我仍在为所有现在和未来即将与我共事的女性发声。她们必须获得平等的待遇，获得与男性同等水平的薪酬，所谓同工同酬。玻璃天花板依然存在，必须打破。

多年来你采访过多位世界级的领导者，你如何定义优秀领导力？

我认为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具有坚持信念的勇气，但领导力也意味着双边沟通的能力，而不是跟你自我进行谈判。举个例子，曼德拉入狱近28年，是什么让他成为了伟大领导者？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不相信零和博弈，也不相信只有打倒对手才能获胜。因此在他的理念中，黑人多数族群统治，并不等于损害白人少数族群的利益。为了与当时的南非白人总统德克勒克（F.W. de Klerk）谈判，他必须理解白人，这样对方才不会觉得他盛气凌人。我采访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者，他们说，要想实现和平，必须去了解“他者”。尽管不必全盘接受，但要明白，这些人也有自己的故事。对于伊朗和美国，这是一个关键难题：双方都囿于30年前对于对方的认知。对于美国而言，1979年人质危机的不信任感仍在持续；而伊朗的不信任感则源自1980年伊拉克用化学武器攻击伊朗，美国支持伊拉克。双方没有交流，两边都没有领导者尝试共同努力、改善关系。一次我问IMF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她是否觉得女性和男性领导者有所不同，她回答，“有的，男性领导者所展现的领导力是出于性冲动。”她指的是睾酮、自我。她说，在许多时候，谈判十分困难，乃至根本无法谈判，都是由于自己赢等于对手输的观念，人们不会想着双赢。

你对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要有梦，有激情。要明白世上没有一夜成功，成功来自无数努力和牺牲的积累。要明白，想要擅长一件事情，唯一途径就是去爱这件事，真心投入琐碎的工作，因为最终你的信誉建立在经验和他人信赖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