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为何会问题缠身?”
这个问题是科技播客Crazy/Genius第3季的话题,由《大西洋月刊》(Atlantic)的德里克·汤普森(DerekThompson)主持。它的预告片贯穿了一系列与互联网相关的问题,涉及监视、错误信息、算法偏见等方面。“如果我们尝试着关闭网络,比如一周,那会怎么样?”Vox的简·科斯通(JaneCoaston)开玩笑说“,就是想要看看,可能会发生什么。”
现有的一系列书籍也探讨了互联网产生的不良影响,例如,记者克莱夫·汤普森(CliveThompson)(与德里克没有什么亲缘关系)所著的《程序员》(Coders)、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Smith)和卡罗尔·安·布朗(CarolAnnBrowne)合著的《工具和武器》(ToolsandWeapons)等。在《程序员》中,汤普森介绍了社交媒体巨头(包括Facebook、Instagram和Pinterest等)的程序员,并研究了他们在使互联网变成现在样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说,早期的美国由律师经营,20世纪的美国由工程师经营,而现在的美国是程序员的天下。在创建主要互联网平台,转变经济、文化和政府的过程中,他们发挥的作用是不成比例的。汤普森认为,这种状况并不理想,因为程序员们都是非常年轻的白人,都有特权背景。他们设计产品的目的是解决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同质的群体在制造软件和硬件时,往往会生产一些对他们自己很有用的产品。但是,对于其他行业的人来说,这些产品可能毫无用处,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
在《超越山谷》(BeyondtheValley)中,媒体研究教授拉梅什·斯瑞尼瓦桑(RameshSrinivasan)将这一批评扩展到包含着一个地理性的警告:“在中国人、西方人和白人中,男性的利益主导着为互联网提供动力的内容和系统,而不是那些反映网络的全面多样性的人,”他写道。我们得到的承诺是将会拥有“一个可以充当‘地球村’的互联网......它可以创造,至少也会支持平等,”但是,“我们尚未收到”这样一个互联网。
追求利润,使互联网从研究人员和业余爱好者的非商业性伊甸园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富矿,是推动事态偏离正轨的另一种力量。汤普森表示,Pinterest的创始人并没有“积极行动起来去侵蚀任何人的自尊心”。但是,鼓励人们在令人上瘾的追求“喜好”的过程中展示他们的最佳时刻,需要不断扩大用户基数来推动广告销售,这就会超越对不足感觉的担忧及对错过用户报告的反常恐惧。“金钱正在扭曲决策——编写什么样的代码?为什么要编写这些代码?”斯瑞尼瓦桑表示赞同。他还指出,许多大型科技公司“标榜公共、公民和善良,但实际上,它们被唯一的逻辑支配着——不断扩大盈利能力和经济价值。”
技术人员对效率无休止的关注也使我们误入歧途。程序员喜欢自动化和优化,但是,“即使程序员自己也会感到惊讶和失望,因为他们对优化的热情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而又十分怪异的副作用。”汤普森说,“优步(Uber)的汽车淹没了街道......这对车手来说非常棒——但对于司机来说却并非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发现,由于近乎疯狂的竞争,他们越来越难以维持稳定的生计。”斯瑞尼瓦桑认为,“我们在消费者平台上的效率会......打扰我们的安全感和隐私。”例如,有针对性的广告非常高效,但它们也令人毛骨悚然,难以置信。
对优化的无休止的追求依赖于在幕后辛勤工作的全新类型的工人。在《遗留工作》(GhostWork)
中,人类学家玛丽·格雷(MaryGray)和计算机科学家西得哈斯·苏瑞(SiddharthSuri)考察了这类人的生活。他们利用像亚马逊土耳其(AmazonTurk)之类的众包市场,开展必要的在线微任务,例如清理亚马逊的数据库、过滤谷歌的有害内容、标记数据集为机器学习算法提供支持等。该书揭示,尽管一些互联网工作得到了回报,值得庆祝,但其中大部分得到的补偿少得可怜,难以觉察,而且有时还会造成毁灭性的人员损失。
即使假设互联网从整体上利远大于弊,除非我们的机构、文化和政策能够充分利用它,否则它仍将问题不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网络,这一挑战变得越来越紧迫。正如技术专家吉姆·卡舍尔(JimCashel)在《伟大的连接》(TheGreatConnecting)中所写,自从1993年网络浏览器Mosaic推出后,半个世界连接到网络上,距今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但是,另一半世界可能要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才能连接。他问:“连接地球的主要参与者们在为扩大网络连接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卡舍尔的建议归结为:预测,促进,减缓,规范和庆祝。到目前为止,我们进行的庆祝太多了,而其余的都还太少——尤其是监管。卡舍尔呼吁建立一个国际“数字法庭”,帮助各国协调监管工作;同时,他还支持提供补贴,以便加快全球的宽带部署。
对于格雷和苏瑞来说,修复互联网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同理心。我们都需要认识,我们每天使用的网站和服务的幕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行为产生的后果。他们建议更多遗留工作平台采用“双重底线”的方式处理业务,平衡好利润与员工的关切和发展。斯瑞尼瓦桑希望将更多的控制权交到用户手中,并主张传播更强大的数字素养版本,其中包括“反映,分析和创造的能力”,以便更多人能够为技术发展做出贡献。
在《工具和武器》(ToolsandWeapons)中,来自微软的律师出身的史密斯将希望寄托在法治上。
“技术部门无法独自解决这些挑战。”他写道,“世界需要自我监管和政府行动的结合。”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公共部门要将私人部门纳入考虑范围,它还有另一种方式。举例而言,史密斯指出,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发出授权令要求微软转交客户数据之后,微软决定起诉美国政府。
为了改进互联网,我们必须反对忽视其巨大潜力的倾向。几年前,Reddit网的一个用户想知道,向五十年前的人解释问题时,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一位用户回答:“我手里拿着一个设备,里面能够查到这个人知道的全部信息。”他补充说:
“我用它来浏览猫的图片,还可以用它跟陌生人争辩。”
我喜欢这句话,因为它完美地说明了我们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沃尔特·弗里克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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