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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预见未来中国经济和财富轨迹

作者: 2019-09-23 18:20:00 0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前一阶段的需求旺盛和供给不足,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以前相比人民对所谓美好生活的需要口径更加宽泛,不仅是物质文化,更多是表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了人民需要的满足和中国发展品质的提升。

因此在这个新阶段,速度不再是唯一关键的指标,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必然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是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

新常态

定义中国新常态,首先就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来看,一般我们关注的现象包括产能过剩、经济增速下滑、金融机构坏账的积累等,由此判断中国经济可能处于下滑周期。那么对于新常态的进一步讨论,就是当前的下滑是一个过程还是已经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如果是在下滑过程中,那么应该还是一个“变(化状)态”而非“常态”。只有当稳定到某个平台状态时,才可称之为常态。基于这个判断标准,在我国经济整体增速从10%降至6%时,市场判断为增速下降的底线,因而会形成一定的稳定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需要调节投资、消费、内外需比例关系等,这个状态可称之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与国际上的提法相比,国际上“新常态”这一概念主要指慢速增长、通货膨胀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我国情况有一定对应性。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和全球经济是紧密联系的,全球情况是中国情况的外因。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部分原因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车。当前,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面临外需下降——由于外需提供原始资本来源,且目前我国的产能设计等都是根据全球化生产模式所设计的——那么全球化停顿后会造成内需也相对衰弱。外因和内因相互呼应,外因上来看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相应的中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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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

西谚有云“只要教会猴子需求与供给,猴子也能成为经济学家”。经济本来就是:供给=需求,如果这两者不等就要做些宏观调控,因此我个人对新常态的理解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新的需求、新的供给和新的宏观调控,即:新常态=新需求+新供给+新调控。这也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征程。

新需求——需求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市场在哪里。老的需求即传统意义上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新需求就是所谓“新三驾马车”。老投资就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产能这三块投资。老消费主要是房子、车子、家电。出口原来主要是为欧美消费国进行生产,包括山寨化产品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由于传统三大投资领域全面减速,产能过剩和债务约束问题严重;传统“衣食住行”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趋于饱和,“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同时,全球总需求增长放缓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消退,也使得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逐渐从靠老的三驾马车拉动,转向新三驾马车。新的三驾马车则是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和“一带一路”。

1)有效投资。老的投资主要是“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还有房地产、大型商业和制造业产能等。我们把新的投资方向称为深度城市化。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升未来3亿农民工以及现在既有的6亿城市人口的综合生活质量。这就需要新一代公共基础设施,例如城际铁路、地铁、地下管线,新一代互联网、教育、医疗、文化设施等等。

新的投资是智慧的投资和有效的投资。它体现在新一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即我们所定义的深度城市化。在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也提供了足够大投资与需求层面的想象空间,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教、文、卫、体,新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海外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关键在于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通过深度城市化的梯次结构激发内需潜能,形成内部的自我循环。

具体而言,首先是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产业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破解发展断裂带下增长动力的缺失。在增长动力方面,以及主体功能区规划清晰的前提下,将3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参与的全员GDP锦标赛,升级为20个左右超级城市群之间的比赛。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既保障地方的活力释放,也强化了中央的有效指导。通过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大湾区等区域实践,建立起了未来深度城市化的梯次范本。

其次,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范本中大力推进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在城市建设中同步进行,政府适度去杠杆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单一、民资参与不足是目前地方政府深度城市化支出和财力紧张的两个重要原因,而解决途径也将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可以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包括房地产税的完善)等来平衡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独资、控股、参股或者以BT、BOT、以及真正意义上的PPP等市场化模式参与投资建设运营,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亮点。

切勿妖魔化中国的投资,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相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实在太低,所以短期来看投资是拉动需求的关键动力;中长期来看,只有投资产生的资本形成才是生产函数的主要贡献来源,所以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投资的有效性。

中国经济地理存在着三纵两横的自然布局,这就是中国未来城市群同核心城市的增长格局,在这些城市(群)里头以及他们之间的投资一定是有效的。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让原来计划在“十三五”开工的一些重大工程,提前开工或者加速推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有效的投资和智慧的投资,维持住经济增长的基本温度。所以市场也会很自然的把热点放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区域:例如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四大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的中国内部接口,包括新疆、西藏(环喜马拉雅经济带)、海西、广西等这些关键的地缘能源敏感地带上。

2)消费升级。消费的品质、内涵扩大,同时发展新型的消费增长点。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人口结构的边际消费倾向提升,为居民的需求充分释放提供了前提条件,巨大的中产人口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新兴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形态则将推动消费不断升级。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普及化,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下,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在内的需求快速增长,这些都是新消费的来源。具体而言,新消费包括传统消费升级与品牌化、文化体育和健康等公共服务类消费的普及化,以及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的科技化和互联网化,同时伴随着个性化和定制化的需求。未来3亿农民工以及已经在城市的6亿人口,总体来说可以定位成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那么中产的消费,就要求更高的品质,过有品质的生活,因此传统消费的升级就是品牌化、体验化,品牌的溢价包括体验式消费变的非常的有空间。同样,健康服务包括一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日常化成为未来消费的主动力,二胎经济、银发产业、养老医疗这些都是未来有重大增长的机会。最后信息消费科技化、互联网化,以及休闲化、娱乐化也是潮流,包括O2O、移动支付、文化旅游以及娱乐休闲,还有体育产业都会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谁说中国人不消费?看看国人从日本抢回的马桶盖和各种奢侈品,还有风靡美国的月子会所,就可见一斑。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布局,以及如何通过扩大开放来提升我们自己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使之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服务要求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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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全球化。以前中国出口最多的是廉价的鞋子袜子,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代工厂”。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出现逆转和停滞,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的断裂,大型经济体的需求内卷,原来几个传统的市场都已经熄火了,而且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及众多制造国的货币都在贬值,因此出口竞争也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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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出口主要体现在到新的市场。新的出口以高铁核电为核心的高附值产品,以及从加工贸易到一般贸易的升级。在巨额外汇储备的保驾护航下,向亚太和其他新兴市场地区输入工程、服务、商品、资本和货币——分散贸易对手风险,更有效的进行外汇投资、积极参与全球货币竞争,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升级了的全球化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一方面,“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新一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和多层次的自贸协定以及国内自贸区的建设,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中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进而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最终的货币——即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所以,现在我们就希望能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让我们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投资、出口,能够提升一个量级。以前简单出口的那些产品,会逐渐被核电、高铁、通讯、电子、家电等配套基础设施输出所替代,现在中央正在组建企业“联合舰队”,形成战斗群,开往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预期在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印尼等节点区域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涌现。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将逐渐打开一个接一个新的市场和新的需求。同时要解决中国海外资产保护和提升军事投射能力的问题,这也会延伸出很多在安全、投射、信息、军工等领域新的需求和市场空间。

 

新供给——供给就是产能和产品,供给的核心是一个生产函数,是技术、资本、劳动力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结合。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等。中国正在准备从密集要素投入过渡为要素效率的提升,然后再到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现在问题是怎么样去实现产业和产能的升级。如果要提高质量、提升效益,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就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进、管理水平提升,还包括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将表现为生产函数曲线的整体移动,即六新供给——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新制度必须火力全开,这些必然是未来产能供给的增长前沿,而其中的新制度则是创新发生和效率提高的重要环境保障。

1)首先是制造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特别是所谓的硬科技,重点是在制造业中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一些突破和创造。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同时推进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来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最终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1]。

2)其次是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主要是指服务业的创新,这块主要就是围绕“互联网+”领域展开,即用互联网去改造传统的制造业和全面提升现代服务业。通过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同时,推进“工业4.0”的实施。重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互联网+”将有效的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提升要素利用效率。

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互联网也催生出了很多的新兴行业,这些行业不仅为投资者和创业者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同时也为传统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与挑战。以众所周知的零售业为例,互联网的出现,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可以更加便捷,也能拥有更多的选择。电商企业在成本、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对于传统零售商们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一些传统零售企业,也在渐渐的建立自有的电商平台。再比如,传统的制造业都是封闭式生产,由生产商决定生产何种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是割裂的。但是在未来,互联网会瓦解这种状态,顾客将会全程参与到生产环节当中,由用户共同决策来制造他们想要的产品。也就是说,未来时代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界限会模糊起来,而那时传统的经济理论将面临崩溃,这就催生了C2B、C2M等全新模式。同时,对于创业者来说,渐渐饱和的传统市场、低廉的创业成本等因素,也让他们将眼光投向了很多新兴的行业。互联网金融、智能电视、OTT等这些时下最流行、最新兴的行业,正在对传统行业进行“冲击”。互联网最有价值之处不在自己生产很多新东西,而是对已有行业的潜力再次挖掘,用互联网的思维去重新提升传统行业。

“互联网+”确实对传统行业的改造非常有效果,效率有明显提升,消费者也能够得到很多的实惠。“互联网+”最终的模式就是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BAT确实崛起了,但传统的百货公司、商业地产也都受到了强大的冲击。想强调的是,“互联网+”的关键是新供给创造出了额外的需求,这种供给创新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3)最后是新制度。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尤其是政府服务方面的创新,包括简政放权、财税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内容。

新制度代表了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十三五期间将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其中新一轮经济改革的主体框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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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体制改革;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核心。土地和户籍改革是进一步释放关键生产要素动力和活力的关键;国企改革则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

从世界经济改革发展规律看,在多领域改革同时推进之际,难免出现所谓改革效果期限错配问题。就是说,旧有增长点受到抑制的同时,新的增长点没有及时形成,导致“青黄不接”现象,这说明改革不是无痛的。改革与增长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改革会牺牲短期增长,调整增长模式,造成不同行业冷热不均、分野加剧,导致相关经济指标放缓。这不是坏事,反而说明调结构有决心,有实效。总体而言,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上述这些改革都会使得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成本有明显的下降,这不仅使得的生产函数中的有效要素供给总量和质量都会上升,全要素生产力也会因此变得更大,从而整个经济的结构和内涵也会变的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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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宏观调控——所谓宏观调控,就是供给少的时候加点供给,需求少的时候加点需求,使得两者达到平衡。市场还是喜欢用放水、刺激,这些词语去描述当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动向,这其实是典型的旧常态的思维和语境。新常态就意味着我们对经济增速有比较大的容忍度,所以整个宏观操作的目的可能只是托住经济的底部,更重要的目的是修复中国宏观资产负债表。

宏观经济大致的可以分成六个部门,分别是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还有居民部门;然后金融部门分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介金融机构除了商业银行),还有政策性银行(例如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和影子银行);最后是整个对外部门,即这六个主要的部门。现在的问题在于局部资产负债表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现在的地方政府,还有加了高杠杆的国企部门,以及有过剩产能的企业,包括部分民企部门,可能将会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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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对这些部门进行清理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形成僵尸平台、僵尸企业,以及连带的僵尸金融机构。这个实际上就像是日本失去二十年给世界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必须主动来做一些调整。笔者用了一个比较戏剧性的表述方式,叫做中国宏观部门杠杆的“乾坤大挪移”。用它来形容整个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重新构造的过程,具体内容可以简单地叫做——九大移:地方移中央、平台移开行、财政移货币、国企移民企、传统移新兴、政府移居民、商行移投行、非标转标准、国内移国外。

可以看出,移杠杆的过程也就是改革的过程,三中全会提供了336项改革方案,四中全会提供了180项依法治国方案,总共是516项方案。如果能够在2020年之前都实现,在移杠杆的过程中寓改革于调整,那么新一轮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就在眼前。小结一下上面的内容,给出下面公式以便记忆:

新常态=新需求+新供给+新宏观调控。

新需求=新三驾马车=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全球化4.0

新供给=六新供给=<新技术+新产品>(中国制造2025)+<新模式+新业态+新组织>(互联网+)+新制度(政府、金融、财税、要素、土地、户籍、国企、自贸区,8项关键改革)

新宏观调控=九大移=地方移中央(特别国债)+平台移开行(注资)+财政移货币(PSL指抵押补充贷款+政府移居民(PPP)+国企移民企(混改)+传统移新兴(并购)+<影子移标准(证券化)+商行移投行(脱媒)+国内移国外(人民币国际化)。

在杠杆再平衡、宏观资产负债表整固的过程中;在升级了的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的基础上;在六新供给和制度优化的支持下,热重启系统。这些升级措施将驱赶着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再次有力扩张,这会是一个中长期可持续的向上趋势,这其中就包含着大量的可供布局的投资机会。展望未来,尽管接下来1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慢下来,但中国人会过得更好些,发展也会更具人性、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6%左右其实已经是一个不错的逃逸速度,它将保障未来中国能够成功跃出中等收入陷阱。而战略性的投资布局在上述这些新的方面,必然会成为中国经济新时代的大赢家!

 

 

作者简介

邵宇,金融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牛津大学SWIRE学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泛海金融学院、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理事、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成员。 曾挂职上海市宝山区发改委副主任,任职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主任、西南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2011年加入中国东方证券,目前任集团公司总裁助理、集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领域覆盖全球宏观、中国宏观、权益债券投资策略和金融工程。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中国财新网专栏作者。代表作品包括《全球化4.0》、《新政机遇》、《穿越镀金时代》、《危机三部曲》、《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等。 2014年度中国青年经济学人、上海十大青年经济人物。被业界誉为新一代海派经济学家领军人物。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博士,是长期位于中国金融经济最前沿的一流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金融研究领域一直是思维活跃、观点独到的意见领袖之一。他为大众读者撰写多本关于经济学、金融学和投资学的基础读物。

本书涵盖了邵宇博士近年来在经济研究领域里所主张的主要观点,书中论点涉及全球化4.0、深度城市化、新时代改革、新宏观调控、新金融周期、新投资方法等重要领域。本书没有高难度的专业经济学术语,而是用简单形象的例子来分析说明经济现象、金融现象、投资现象,解决实际问题。本书传达了正确的经济观念、投资理念,是理解中国经济、世界趋势和金融投资的第一手资料。

提出“全球化4.0时代”、“中国经济六新供给”、“新三驾马车”、“理解A股风格,寻找隐形冠军”、“如何战胜印钞机”、“在黑天鹅湖中和鲨鱼游泳”观点的邵宇博士,最新经济理论成果结集《赢在新时代》,带你看穿资本市场重重迷雾!

纵览全书,从《穿越镀金时代》到《资本角逐新时代》,从《危机三部曲》到《全球化4.0》,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到供给侧改革中六新供给火力全开,从中国未来改革必须有立场、有原则、有方向,到收入分配切蛋糕应该透明公开,再到投资是在黑天鹅湖里和鲨鱼一起游泳的勇敢者游戏!二十年研究,大道精华!不仅是理论,更重要的是可以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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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国中青年经济学翘楚、观察全球宏观政治经济、中国资本市场走势逾二十年的邵宇博士,关于中国宏观趋势和资本市场格局的最新研究成果之集大成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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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同于作者之前的宏观研究著作,本书没有艰深的专业术语和图表公式,而是用众多的案例和严谨的逻辑为大众读者讲解宏观经济金融投资观念,是中国资本市场前沿的一流经济学家写给大众读者的真金白银之作。

本书包括新需求、新供给、新制度、新调控、新分配和新投资,统共六大部分。既有对全球化失衡的分析,也有对未来新时代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从何而来,把握明天向何处去,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是理解当下中国、把握未来趋势的必读洞察之作。

本书用条分缕析的逻辑、生动通俗的语言、耳闻目见的实证、洞悉资本规律的犀利,来分析、探究、批判现实,揭示资本角逐新时代之走向,探索中国投资大棋局前行的方向与路径。

[1] 美国的创新多、技术强、创新能力突出,关键原因不是美国人有多聪明,而是它有个无比强悍的资本市场、金融体系以及人才吸引体制,敢往里面砸钱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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