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How Dual-Career Couples Make It Work

珍妮弗·派崔列（Jennifer Petriglieri） |文

卡米尔和皮埃尔各自离过一次婚，在40岁头上相遇。两人都一心扑在事业上，同时也非常重视彼此之间这段新的恋情。卡米尔是一名会计师，在升任公司合伙人的过程中感受到前夫带来的阻挠。皮埃尔是一家汽车公司的生产经理，前妻曾为了配合他的调职迁居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最后这段婚姻不欢而散。由于过去不快的经历，如今两人一致同意将双方的事业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最初他们进展得很顺利，可是两年后，卡米尔开始觉得自己被困在了职业道路上。她意识到，自己选择这条路仅仅是因为“聪明的孩子都会这么做”。（本文出现的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皮埃尔重视两人最初的协议，冷静地倾听了卡米尔的疑虑，鼓励她另找出路。然而几个月后，皮埃尔感到负担日渐沉重。他要为卡米尔提供情感支撑，要管理情况复杂的家庭（两人都带着上一段婚姻的孩子），还要应付自己繁忙的工作。他开始质疑自己的职业方向，不知道两个人要如何做出改变。他们无法从工作中抽出时间，也没有多少空闲用来思考和维护家庭与恋情。两人都感到精疲力竭、懊恼不堪，不知该如何继续在生活中找到意义和满足感。

双薪情侣正在增加。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调查，美国有孩子的情侣中，双方都有工作的比例达到63%，欧洲这个比例更高一些。这其中很多都是“双职”情侣：两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全职从事专业工作或管理，工作繁忙，认为自己的事业正在上升。就像皮埃尔和卡米尔一样，这些人都觉得工作是自我认同感的主要来源和实现抱负的主要渠道。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实证，证明双方都兼顾工作和家庭有很多好处，如经济自由度提升、情感关系满意度高，离婚率也低于平均水平。

然而，双职情侣的工作与私人生活相互交织，带来了特殊的难题。要配合哪一方的工作调动而迁居，一方何时能承担风险进行事业转型，哪一方该早退去学校接生病的孩子？两人都从事着繁忙的工作，如何全心投入家庭、照顾对方？一方想要进行职业充电，会对另一方造成怎样的影响？双职情侣必须设法兼顾双方的工作和爱情，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否则，两人之间会迅速出现懊悔和失衡，可能影响事业，瓦解两人间的关系。

这方面许多问题都引起了重视，笔者也曾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文章，探讨公司如何调整人才战略应对相关问题（《新婚姻模式挑战企业人才战略》，《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6月刊）。但对于这样的家庭而言，可以参考的建议却少之又少。有关重大事业决定的建议，绝大多数都好像默认每个人都是单枪匹马，不必顾及伴侣、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而关于情侣关系的建议都把重点放在关系上，不讨论对职业理想的影响，抑或只关注如何就某些具体问题达成共识，如平衡事业与家庭、处理伴侣调职去外地的情况。双职情侣需要更全面的方法，以应对事业抱负与家庭之间的冲突。

笔者身在一段双职关系中，且意识到这一领域缺乏系统的学术研究，于是进行了为期六年的研究，涉及一百多对双职情侣，研究成果 《双职情侣》（Couples That Work）即将出版。研究对象来自世界各地，年龄从25岁左右到65岁左右，涵盖了从企业高管、创业者到非营利机构工作人员等多个行业（参见边栏“关于本研究”）。研究发现，双职情侣克服困难的方式涉及深层次的心理及社会力量，如努力争取权利及控制权，应对个人的希望、恐惧和损失，考虑自我预设及文化期待中伴侣在对方生活中应当发挥的作用，以及拥有良好的关系或事业能带来什么。

笔者还发现，双职情侣的工作和爱情生活中常常出现三个转折点，而这些转折点恰恰出现在上述社会及心理力量非常强大之时。一些家庭借由这些转折点找到了妥善应对工作和爱情的良方，还有一些家庭则饱受冲突和后悔的困扰。双职情侣要了解每一个转折点，学习要向对方提出怎样的问题，要避开怎样的陷阱，如此方能渡过难关，实现工作爱情双丰收。

转折点之一：作为一对情侣兼顾工作

贾迈勒和埃米莉相遇时都还不到30岁，根本不考虑妥协。他们精力充沛且乐观，一心想要活得充实。贾迈勒是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常常出差，负责的项目越来越复杂。埃米莉在服装公司工作，刚刚晋升到管理职位。他们多半在周末见面，经常是去野外徒步旅行，初次约会一年半之后结了婚。

之后的三个月里，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埃米莉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贾迈勒被上司派去墨西哥负责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贾迈勒同意每个月在墨西哥城待三个星期，用加薪的一部分为孩子提供额外的保育服务，这样埃米莉就可以继续在他们居住的休斯顿工作。但他们的女儿艾莎早产两周，贾迈勒回国时被困在墨西哥机场。埃米莉一个人要照顾艾莎，处理家务，还要兼顾自己的工作，很快发现额外保育服务并不够。她觉得自己负担太重，而且得不到认可。贾迈勒被来回奔波搞得疲惫不堪，新的大型项目又给他增加了很大的压力。他觉得孤独、无力，而且有负罪感。

几次争吵后，他们确定了一个解决方案，希望能解决问题：贾迈勒收入比较高，于是埃米莉降级到可以远程进行管理的职位，带着艾莎，跟他一起去了墨西哥。然而埃米莉感到与公司总部没有联系，升职无望，终于开始对这个方案不满。贾迈勒的上司要指派下一个任务的时候，夫妇二人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双职情侣要面对的第一个转折点，往往是在一起之后第一次应对人生大事——职业上的重大发展机会、生孩子或者前一段感情的孩子融入现在的家庭。要做出妥善回应，双方必须讨论确定如何安排事业和家庭分工。若想顾及双方的事业，必须做出一个根本的转变：两人的事业必须从平行、独立转为兼容共生。

笔者的研究表明，讨论如何渡过第一次转折时，有两个常见陷阱：

一心关注实际。面对第一个转折带来的困境，双方往往围绕物质条件寻求解决方案，比如贾迈勒和埃米莉安排额外保育服务，协商贾迈勒必须有几个周末留在家里。这种倾向可以理解，毕竟这类问题非常现实，潜在的心理及社会压力是模糊的，且容易引发焦虑，然而这种方法只会拖延问题，因为压力并未消解。

不要只讨论时间安排和待办事项，要理解、分担和讨论隐藏于决定背后的情感、价值观和忧虑。讨论情绪感受和实事，有助于缓解和控制情绪。

主要根据钱做决定。许多家庭考虑住在哪里、重视哪一方的事业、主要由哪一方负责带孩子等问题时，主要参考双方的收入水平。虽然收入问题十分实际（而且有时难以回避），但据此做出的决定最终往往有悖于其他价值观和诉求。

很少有人只为挣钱而活。人们追求事业的动力除了钱以外，还有继续学习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欲望。工作之外，他们还想陪伴孩子，发展个人爱好。一对情侣选择在某个地方定居，可能是看重这里离父母家近、可以提供不错的生活质量，或是有能力建立完善的社区。埃米莉和贾迈勒仅仅因为贾迈勒薪水较高，就决定迁往墨西哥，忽视了其他方面，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

两人须讨论共同前进的基础和结构。首先，必须就二人关系的核心方面达成协议：价值观、边界和忧虑（见边栏“伴侣契约指南”）。在这几个方面进行协商并达成共识，提前制定评估标准，有助于日后共同克服难题。一起做这件事是很重要的。笔者发现，达成协议的情侣做决定时坦诚开放、齐心协力，不会擅自替对方决定。在研究中，未能事先确定核心标准的伴侣在之后的转折中困难重重，因为许多事情都要调用这时的标准。

其次，两人必须讨论如何安排事业和分摊家庭责任。一味追求平摊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一方一味配合另一方的事业发展也不可行。

这方面有三种基本模式：一、主次模式，即一直以一方事业为主。主要的一方为工作贡献更多时间，分给家庭的时间较少，其事业发展（及相关的迁居需求）居于次要一方之上。二、轮换模式，双方协商定期更换主次。三、双重主要模式，即设法兼顾双方的事业。

笔者的研究表明，只要与价值观相符，且能坦诚沟通，就具体选项达成一致，以上任何一种模式都能够让两人对事业和彼此间的关系感到满意。第三种模式可能最难，因为其中出现的冲突最为频繁，但选择这种模式的情侣通常最成功。

为了打破僵局，埃米莉和贾迈勒开始讨论他们在收入以外真正重视的是什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自己选择的事业、亲近自然，以及为艾莎提供一个可以亲近父母的安稳家庭。他们承认自己害怕与对方产生隔阂，于是决定设置一个重要的限制：住在同一个城市，将出差时间限制在生活的1/4。他们决定住在北美地区，贾迈勒提议两人各自在地图上圈出自己认为能够保证双方事业发展的定居城市。借由这样的沟通，他们最终决定在亚特兰大重新开始，采用双重主要模式。三年后的现在，他们各自的事业都有发展，家庭生活也很美满，正在期待第二个孩子的降生。

转折点之二：改变自己

心理学理论认为，许多人年轻时的事业及个人发展是遵从父母、友人、同伴和社会的期望，到了中年，很多人感觉到对个体化发展的迫切需求，即摆脱外界期望，把握自己的人生。这种倾向一般出现在四十岁，不论有无伴侣，而且是俗称“中年危机”的过程的一部分。

我们通常认为中年危机多出现在个人生活方面（比如一个男人跟妻子离婚，而且买了一辆跑车），但对于双职情侣而言，高度关注事业成功，意味着两人的职业轨迹也受到密切关注。这种生活和事业两方面的综合危机就是第二个转折点的基础。本文开头的卡米尔和皮埃尔就在这个阶段。

双方都要应对这时候发生的自我重塑，因此这常常与早先确定的长期稳定处理方法以及一同建立的身份认同、关系和事业产生冲突。一部分方法（比如哪一方的事业优先）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好让一方辞职探求其他机会。质疑上次转折时一同做出的作为共同生活基础的决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可能会对两人间的关系造成威胁。一方可能会将伴侣反思过往职业选择的诉求，理解为对方希望反思甚至可能终结这段关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要想顺利渡过这个转折点，两人要设法与对方交流并相互支持，而这个过程可能非常孤独。

第二个转折通常出现在一方重新审视事业或人生轨迹的时候（卡米尔和皮埃尔就是这样）。当事人必须思考：是什么让我陷入这样的僵局？我过去的决定是出于什么原因？我是怎样的人？我希望从生活中获得什么？我想要成为怎样的人？除此之外，当事人还应该花时间探索其他途径，可以利用商务社交、工作见习、公司借调、志愿工作等途径。但这样的个人反思与探索中潜藏着第二个转折中的第一个陷阱。

猜疑与防备。身边的伴侣专注探索新机会，可能会带来威胁感。另一方会苦恼：为什么伴侣感到不满意？是事业上的问题还是亲密关系中的问题？是我做得不好吗？为什么对方需要新的伴侣？我无法满足对方了吗？这类疑问会招致猜疑和防备，使得正处在探索中的一方从关系中进一步抽离，加重另一方的猜疑和防备，最终这段关系本身成为了个体发展的障碍而非港湾。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当坦陈自己的忧虑，让伴侣解释事业上的探索并非针对二人之间的关系。随后，应当采取文学批评上称为“终止怀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方法，即相信自己心存怀疑的地方会以有趣的方式逐渐展开，值得关注。这种态度既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可以让伴侣的探索更加轻松。最后，应当理解自己作为支持者的作用。心理学家将亲密关系中的这种作用叫作“安全基础”，认为这对另一方的成长极为重要。安全基础的概念出自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大意是，安全基础让我们能够踏出舒适区，这时身边有人安抚我们因此产生的焦虑。支持者不必过度介入，应当鼓励伴侣探索和反思，尽管这可能意味着背离两人建立的舒适关系。

可是，充当伴侣的安全基础也会碰到陷阱：

不对等支持。一方始终为另一方提供支持，却从未获得对方的支持。卡米尔和皮埃尔就是这样。皮埃尔的上一段婚姻中，妻子为了他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于是他决心支持卡米尔，成为她的安全基础。然而他们都太忙了，卡米尔很难抽出精力回报他。结果，卡米尔的探索和反思成为了皮埃尔探索反思的障碍，导致个人发展和两人关系陷入僵局。要记住，成为对方的安全基础，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愿望，不是对过去自私的弥补，也不必面面俱到。你可以为伴侣提供很好的支持，同时要求对方支持自己，并且留点时间给自己。这样做其实会让你成为更好的支持者，不会产生那么多不满。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成功渡过第二个转折的情侣，双方都在鼓励对方不要过度付出，尽管这意味着有一方在自我探索的同时也在为对方提供支持。

一方经过探索确定了自己希望从事业、人生或亲密关系中获得什么，下一步就是双方一同努力实现。两人必须重新讨论自己在对方生活中应当发挥的作用。举例来说，与笔者交流过的另一对情侣，马修和詹姆斯，两人在一起的18年里各自的事业都稳步发展。后来马修觉得自己身在“成功快车”上，没有多少能动性，于是想要脱离。这样一来，他和詹姆斯都必须放弃以往“超能情侣”的身份认同，重新审视第一次转折时两人一致同意的事业发展优先模式。一开始，马修不愿将自己的疑虑告诉詹姆斯，因为他怀疑自己改变方向后詹姆斯就不再爱他了。等到他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才意识到以往作为超能情侣的身份让他们陷入了一种心理困境：两人都需要取得成功，但都不能比对方更出色。他们认识到了这种从未宣之于口的观念，并重新进行调整，最终詹姆斯第一次开始争取高管职位，马修转职进入非营利组织。他们为这种有关生活方式的问题投入时间和精力，重新探讨自己在对方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并因此在事业和爱情两方面都得以成长，进入了新的阶段。

转折点之三：损失和机遇

参加母亲的葬礼，是诺拉人生中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她和丈夫杰瑞米都快要60岁了，母亲去世之前的两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开始是两人的父亲相继意外去世，前后相隔不过五个星期，他们开始负责照顾诺拉生病的母亲，孩子们纷纷离家，自己的事业也动荡不安。

杰瑞米是一名数字视觉艺术家。他的工作室失去了一个大客户，几个重点项目随之终结。杰瑞米虽然伤心，但也很有信心，期待着以后会来的新项目。诺拉在一家主营农业机械的小公司工作了26年，曾经一度想转行，但又觉得不行，因为杰瑞米需要她提供情感和后勤支持。现在公司要求她提前退休，她觉得自己勤勤恳恳工作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却被遗弃。没有事业，没有父母，也没有孩子要照顾——现在她要做什么？她感到迷茫，失去了方向。

第三个转折的契机通常是人生进行到后期的角色转换，这种转变往往会带来深切的失落感。事业陷入瓶颈或倒退，健康状况不如以往，如果有孩子，这时候孩子也离开了家。有时一方事业会出现强劲增长，而另一方则陷入低潮。两人忙忙碌碌地渡过了事业发展和养育孩子的时期，意识到对方比起最初相爱的时候可能已有所改变。也许两人都有这种感觉。这样的改变又一次唤起有关身份认同的根本问题：现在我是什么人？后半生我希望成为怎样的人？

第三次转折虽然时常因失落而起，但常常预示着机遇。晚年重塑人生的机会很多，当今世界更是如此。全球平均寿命提升，老年伴侣摆脱繁重的抚养义务之后，也许还可以享受几十年的健康和自由。如今事业和工作越来越灵活，有经验的人更能找到这样的机会，现在人们可以比前几代人更容易参与多项活动，比如把咨询工作与董事会服务结合起来。老年人通常可以回馈社区、留下某种遗产、指导下一代、重拾年轻时的热情，或者发展友谊。

在第三次转折中，他们的任务是再一次重塑自我——这一次既要以过往成就为基础，又要对未来的可能性保持乐观。他们必须送别旧事物，迎接新事物，设法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并调整今后的生活之路，靠近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

笔者与一些处在第三个转折阶段的情侣交流时惊讶地发现，两人一同进行自我重塑时效果最好——不只是像前两次转折那样一起思考，而是一起参与新的活动或项目。如果两人都像关注自己一样关注伴侣的生活和工作，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彼此让对方振奋起来。笔者遇到过许多情侣在这一阶段进行新规划时将双方的工作一并纳入其中，比如一起创业。

第三个转折中也有陷阱：

未完成的事。一对情侣的早期相处模式、方法、决策和责任分配，会对第三个转折的发展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笔者发现，应对这一转折时最普遍的难题是，如何战胜两人在以往相处方式中对“合作”失败的亏欠感——过去是如何将事业置于首位，过去如何支持（或不支持）伴侣的发展。

要渡过第三个转折，二人必须彻底接受一起走到今天的过程，并努力在对方将来的人生中发挥新的作用。比如说，诺拉和杰瑞米已经陷入了一种固定模式：诺拉为杰瑞米提供支持。认识到这种状态，以及两人都在巩固这一模式的事实，他们就可以主动进行改变，向相互支持的方向发展。

视野狭窄。一对情侣进入第三次转折，可能已经共同承担过许多失望和挫折。两人也许厌倦了多年照顾对方，厌倦了枯燥无聊的生活。随着自己的角色发生变化，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疑问逐渐滋长，自我重塑的难度可能超乎预料。另外，上一代人退休较早，寿命较短，也无从接触零工经济，现在进入第三次转折阶段的情侣没有参考对象，无法了解这个阶段的自我重塑大概是怎样的。如果不主动拓宽视野，他们就会错失重新发现自我的机会。

因此，两人必须重新开始探索，尝试各种可能，付出比第二个转折时更多的努力。要像健康的孩子一样，对世界、自身和身边的事物充满好奇，主动寻求新鲜的体验和试验，不要把什么都当作理所当然，要经常问为什么。我们在长大成人、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压制了孩提时代的好奇心，但这一阶段一定要克服恐惧，抛弃过去的自己，发现新的志向和重视的事物。在这一阶段，探索能让你重新焕发青春。

自身角色和自我认同发生变化，为人们质疑目前的工作、生活和感情提供了完美的借口。很多人认为探索就是寻找新的选项，这当然很重要，但探索还包括要质疑原本的假设和方法，考虑“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诺拉和杰瑞米调整了支持彼此的方式，得以开启新的可能性。两人通过以前的工作获得了经济保障，寻求的自我重塑不只在事业层面，还包括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彼此鼓励，一同转为组合式工作。杰瑞米成为自由数字视觉艺术家，在本地一所学校兼职给艺术生上课，把更多的时间投入自己驾驶帆船的爱好。诺拉重新接受培训，成为了一名顾问，为苦恼的家庭提供咨询，并在当地农业博物馆做志愿工作。有了这些新的机会，还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彼此和其他朋友，两人从工作和情感中获得了新的乐趣。

三个转折中的挑战各不相同，但彼此相关。第一个转折中，双方一同探讨自己在对方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应对人生重大事件。一段时间过去，原先商定的模式渐渐形成束缚，引起不安和疑问，于是有了第二个转折。而第三个转折需要两人处理前两个转折遗留下的亏欠感与发展不对称性。

这些难题没有唯一标准的解决方案。事业同步发展、平摊家务和育儿，这样似乎非常理想，但笔者的研究显示，与其费心保持双方完全“平等”，不如在面对影响双方共同生活的选项时保持好奇和主动，积极与对方沟通。

珍妮弗·派崔列是英士国际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副教授，著有《双职情侣》（Couples That Work: How Dual-Career Couples Can Thrive in Love and Work，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9年出版）。她在英士负责管理者成长加速项目、女性领导者项目和性别均衡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