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安德鲁·温斯顿（Andrew Winston） | 文　时青靖 | 编辑

解决气候变化和不平等之类的全球最大挑战，工商界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我们需要的CEO是了解那些挑战并希望推动企业运作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人。8月，近200名CEO通过商业圆桌会议[the Business Roundtable (BRT)]宣布，企业的目标不再只是最大程度实现股东利润。可是他们准备好要善始善终了吗？

最近，一项关于CEO态度的新的重大研究出炉，让人清楚看到CEO们是如何看待可持续发展及其他全球性挑战的。由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和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撰写的《十年兑现承诺：呼吁企业行动》(TheDecade to Deliver: A Call to Business Action)收录了1000多名全球高管的见解。这份报告每三年发布一次，让人可以深入了解CEO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看法。我在数据中找到了既让人乐观又让人担忧的理由，但它至少表明，商业圆桌会议作出让股东扩大视野的呼吁并非偶然。

显然，CEO们在思考他们的企业融入社会的点在何处。援引保乐力加(Pernod Ricard)CEO亚历克斯·里卡德(Alex Ricard)在报告中的话说：“我需要认识到消费者希望我们在十年后走到何种地步……我相信一心只追求利润的企业会灭亡。”（注：本文引用的所有CEO的话均出自此项研究。）

跳出圈子来看，今年报告的潜在背景是世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快没时间了。去年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的研究给我们大家削减排放的时限是2030年，以避免某些最坏的结果。

新报告围绕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我们的行动不够快。作为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埃森哲公司负责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的董事总经理杰茜卡·朗(Jessica Long)向我表示：“这项研究意在呼吁行动。许多有益的工作正在进行，企业也在做出越来越多的承诺。可是目前不见行动的活动与声明无法让我们走到2030年。”

花些时间去探讨报告中他们确定的三个“行动呼吁”是值得的：(1) 在CEO自己的公司提升志向和影响，(2) “在应对挑战的问题上以更诚实的态度改变我们合作的方式”， (3) 界定负责任的领导，我把这一点解读为CEO们自身以人的身份承诺变革。

根据我多年来在这些问题上与企业和高管打交道的经验，我在通读这份报告时发现自己将一些主要的见解和数据进行了分类：不足为奇/意料之中的事、出人意料的事、前景光明的事和令人担忧的事。

不甚出人意料的事。企业领导感受到来自主要股东的打造更具可持续发展型企业的压力。当CEO被问及哪些股东在如何应对可持续发展方面更有影响力时，客户和员工是获得选票最多的两大群体。在那些股东群体内部，千禧一代和Z世代尤其希望他们为之效力的和从其购买的企业有某种立场。正如Xylem公司的总裁兼CEO帕特里克·德尔克(Patrick Decker)所言：“年轻一代受到更高目标和使命的吸引——‘我们为何要做这件事？’这不是单纯的获利动机。”而且这些要求似乎越来越没有商量的余地。摩森康胜公司(Molson Coors)的总裁兼CEO马克·亨特(Mark Hunter)表示：“我们的消费者和我们的客户在寻求保证，希望我们在以正确的方式经营企业，这逐渐成为了桌上的筹码。”

我不感意外的另一个方面，是CEO们在可持续发展与传统金融指标之间进行权衡时感到的矛盾。虽然我觉得这种矛盾一直被夸大了——可持续发展以多种方式创造了商业价值——但是短期利润和长期价值之间的确存在冲突。事实上，超过一半的CEO表示，“他们在压力下面临一个重大的权衡，在寻求对长期一点的战略目标进行投资的同时，又要在极端成本意识下运作。”

一些出乎意料的发现。不可思议的是，88%的CEO认为“我们的全球经济体系需要重新关注公平增长”。对不平等的担忧已经从十年前的“占领”抗议变成了主流，而领导者们认为这在破坏稳定。正如一名CEO所言，“自由资本主义造成了极端贫困、可怕的社会状况和我们这个星球的艰难处境。如果我们不能努力实现更佳的社会财富转移，我们就会身陷困境。”

此外，关于可持续发展如何创造价值，有些研究结果对我来说有点奇怪。正如作者所言，“CEO们承认，可持续发展可以推动竞争优势”，可是受访者中提到具体价值创造的人数颇少：40%认为收入会增长，只有25%看到了成本降低（这或许正好反映出轻松挣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那个收入数字并不完全与另一个统计数字吻合；当谈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时，只有28%的CEO提到了“缺乏市场拉动力”。这在多年抱怨可持续产品的需求疲软之后算是一个惊喜。

前景光明和令人安慰的结果。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铁定进入了日程，这是经过多年取得的胜利（相信我）。所有大公司的CEO（好吧，99%）一致认为，“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他们公司的未来成功十分重要。”（有趣的旁注：那些CEO中只有62%的人会将他们的薪酬与可持续发展的结果挂钩）。足有94%的CEO觉得自己肩负有制定公司核心目标和社会角色的个人责任。另一个好消息是，有些行动的障碍似乎正在减少。只有1/4的CEO提到“与商业价值没有明显联系”，仅有8%的人表示“缺乏知识”是一个问题。

关于气候变化这个我们所处时代最大的挑战，最高管理层的否认程度已经（在我的轶事经验和这份报告的数据中）大幅下降。企业不再把气候变化视为一个留给未来领导处理的问题。巴斯夫(BASF)的董事会主席马丁·布鲁德米勒(Martin Brudermüller)表示：“我们今天已经在体验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几乎每天都在体验。”这份报告还指出，CEO们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进行系统层面的变革来应对气候这样大的问题。

另一个明确的主题涉及社会的信任和期望。3/4的CEO表示，公民信任对于竞争力至关重要。Natura公司的CEO若昂·保罗·费雷拉(João Paulo Ferreira)表示：“在任何时候，如果消费者获悉一家公司或品牌不能信任，那些品牌会蒙受严重损失。”德比尔斯公司(De Beers)的CEO布鲁斯·克利弗(Bruce Cleaver)甚至描绘了更清晰的画面：“将来总有一个时候，消费者会问一个入门问题，那就是‘我能信任这个品牌吗？’而如果回答是‘不’，他们就什么都不会买。这会成为一个二选一的问题。”

仍然令人担忧的问题。四项主要的发现让我担忧。第一，尽管存在一线希望，但是该报告的总体主题是，我们没有足够迅速地采取足够多的举措来实现全球目标 [原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或SDGs (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 Goals, or SDGs) ]，即联合国就我们建设繁荣世界需要实现的目标制定的指导准则。CEO们承认这种差距。只有21%的人认为企业在为全球目标做贡献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莱茵集团(RWE AG)的CEO罗尔夫·马丁·施米茨表示：“不幸的是，太多的人只是谈谈而已。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行动。”

第二，企业和这个世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都做得不够。虽然59%的CEO表示他们正在部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但是只有44%的人认为他们的公司在今后十年里会实现净零排放。仅有41%的CEO正在对他们的供应链实施碳减排。与这种不温不火的行动水平（相较于我们所处的危机规模而言）相类似，我格外难过地看到，只有1/3的CEO表示他们已经设定或计划设定一个科学的碳排放目标。

第三，调查显示投资者信心有限。无论商业圆桌会议声明有何说辞，大多数企业都不会大刀阔斧地行动，除非他们相信投资者认为他们的可持续发展努力有价值。虽然最近投资者群体里出现了切实的进展，可是正如EDF Energy公司的CEO西蒙娜·罗西(Simone Rossi)所言，“银行和投资者发表的公开声明与他们私下里对待可持续发展的冷漠态度之间存在巨大反差。”难怪只有12%的CEO将来自股东的压力作为动力。

最后，CEO们将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视为很大的干扰。2/3的人表示宏观经济波动对他们的战略至关重要，42%的人表示它降低了他们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对我而言，这让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长期脱节凸显出来——隐含的假设是，它是对“真正的”业务的干扰，而不是获取利润并打造繁荣企业的途径。坦率地说，如果领导者等着到波动较小的时候再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他们将永远地等下去。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描绘出一幅喜忧参半的图景，与这些企业运营其中的现实世界极其相似。我们已经看到了进展，但是我们仍有严重的缺口，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的确对这样的事实感到欣慰：领导者现在认识到，我们存在不足，这些问题复杂得难以置信，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际行动。据联合国全球契约执行董事利塞·金戈(Lise Kingo)所言，这些CEO“并不满足于目前的进展，他们呼吁自己的部门和同行加快步伐，将承诺转化为行动”。

也许整份报告中最好的发现是埃森哲公司及联合国强调的第三个行动项目，即个人责任角度。我在自己的CEO研究中已经发现，世上所有的商业案例逻辑都只能到此为止。欲完全相信企业的新愿景，CEO们需要以人的身份与之联系，并在讲述他们的工作如何融入世界时将其写入他们自己的内心故事。他们需要问一问：我的遗产是什么？这是我们所有人需要回答的一个好问题。

安德鲁·温斯顿是《大轴心》(The Big Pivot)一书的作者。他还是畅销书《点绿成金》(Green to Gold)的合著者以及《绿色复苏》(Green Recovery)的作者。他就如何应对环境和社会挑战并从中获利向一些世界龙头企业提供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