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2020年年初，湖北武汉等地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短时间内感染人数急剧攀升。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社会经历着异常严峻的考验。

驰援武汉，时间就是生命，中国企业立即行动，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1月24日，腾讯宣布捐赠3亿元，设立第一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基金（后续追加成15亿元战疫基金）。1月24日，美的宣布捐赠火神山医院所需通风系统和循环系统等空调产品，并随后向湖北疫区捐赠1亿元。1月25日，阿里巴巴设立10亿医疗物资供应专项基金，并尽所能保障武汉地区百姓生活。1月26日新希望旗下兴源环境科技请缨，近百名员工从除夕起夜以继日，火线参建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污水处理工程，为抗击疫情争分夺秒……短时间内，数百家企业捐款金额已超百亿元。这些企业中既有《财富》世界500强，也有各行各业大中小企业，它们各展所长，充分展示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

新疫情下的CSR创新实践

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成长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在社会面临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挑战时，总是勇于担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然而，我们对比企业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与SARS疫情时的行动，会发现本次疫情中CSR行动出现了很多创新实践。2003年全民抗击SARS时，企业主要有两类社会责任行动。一是慷慨解囊捐款捐物。二是相关企业全力生产必需品。

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中，CSR行动的方式更为丰富。除了捐助资金、加班加点生产建设外，它们创新了CSR的新模式，主动承担各项社会治理责任，为全民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及时、高效、精准、专业的帮助，极大地提升了疫情防控效率和公众生产生活质量，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比如在疫情防控中，准确及时透明的信息是政府科学决策、防止公众恐慌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定心丸。腾讯及时上线“腾讯新闻较真平台”小程序，对各类疫情消息、焦点问题、防护措施等进行较真查证、核实辟谣，让谣言无所遁形，帮助政府和公众甄别信息，科学决策。

再比如，疫情防控中最大的难题是医疗资源不足，而对疫情的恐慌使得公众草木皆兵，甚至发生就医挤兑现象，不仅容易造成交叉感染，还会大量占用极度稀缺的医疗资源。企业微信立即开通“在线问诊”功能，轻症患者可先使用微信快速咨询定点医院的医生，免排队直接和医生对话，快速简单判断病情，减少线下接触避免交叉感染，提升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面对因疫情防控导致很多企业无法按期开工的问题，钉钉与企业微信免费向全国企业开放“在家办公”系统，春节后开工第一日，近2000万家企业使用了该项服务。为了防止受疫情冲击巨大的餐饮企业员工失业，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马公司向云海肴、青年餐厅等企业定向租用待岗员工开展线上商超服务，既吸收了大批人员就业，又缓解了商超人员不足的难题，赢得广泛好评。

CSR新模式源于何处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CSR就成为经济和管理学领域关注的热点。企业创造的价值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商业价值，主要指企业通过生产产品或服务获取利润进而为股东创造的价值；另一类是社会价值，主要指企业在商业价值之外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包括员工价值、产业链价值、社区价值等。以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他们认为，企业是价值无涉（value-free）的，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的合法性是在法律范围内为股东创造商业价值，市场机制将会自动实现社会价值最优。因此股东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天然使命，任何对此目标有干扰的行动（如企业向社会捐赠）本质上与社会责任相悖。而以卡罗尔（Caroll）、弗里曼（Free-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认为，CSR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现实中的企业如果只遵守法律，将会被社会视为没有社会责任，进而影响企业商业价值。因此，为保障企业商业价值，企业需要通过社会捐赠等形式承担社会责任，获得社会道德规范下的合法性。

以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为代表的管理学家则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关于CSR的讨论都隐含了一种基本假设，即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从根本上是矛盾的，至少是无关的，卡罗尔等人的社会责任观点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行为，即以小的社会付出换取大的商业收益。为此，德鲁克提出了社会责任的新思路，即“行善赚钱”，即赚钱就必须行善。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已经不能只依靠政府去应对，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企业的目标不能仅仅是创造商业价值，还包括不断创造社会价值。如果社会能形成一种共识，即企业只有追求社会价值才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商业支持（比如更多资金支持、公众支持、行业支持、政府支持等），进而获得商业价值，那么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就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的，企业就会获得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双赢，这才是社会责任的本质。

这个观点得到了企业家的热烈响应，21世纪以来诸多领先企业的实践表明，企业如果能将社会问题转化成商业机会，就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成为真正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2019年8月19日，美国181位CEO联合更新了《企业的宗旨》宣言，他们一致认为，在未来，股东利润不应该再是企业最重要的目标，企业最重要的任务是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包括为顾客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价值、与供应商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易、为社区创造价值以及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这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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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SR与企业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CSR的新模式。传统的CSR方式主要是通过生产产品或服务创造商业价值v1，此外，企业还会通过一部分公益捐款间接创造小部分的社会价值v2，企业所创造的总价值是v1+v2（图中绿色部分）。而CSR的新模式扩大了企业创造的总价值，并带来了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双赢。在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共生的思路下，一方面企业可以创造v3的商业价值（大于v1）；另一方面企业创造了v4的社会价值（大于v2），企业所创造的总价值是v3+v4（图中蓝色部分）。

构成CSR新模式的四个关键要素

观察此次疫情防控战中CSR的新模式，我们发现了构成社会责任新模式的四个关键要素。

要素1：责任型领导者。不确定的环境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发展机遇，也会带来风险。因此，企业领导者的担当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战略，还决定企业以何种方式创造未来。成为责任型领导，就是为企业领导者的决策提出道德和伦理要求，让提升社会价值、企业可持续发展成为企业战略的行动方向。

要素2：义利统一的价值观。“行善赚钱”的基本假设在于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辩证统一，因此需要义利统一的企业价值观，通过创新的思维和明确的价值主张，获得具有人性关怀的盈利，也为创造社会价值，增进美好生活和社会进步更显价值。

要素3：企业能力与社会需求协同。虽然服务社会目标的主要职责部门是公共部门，但在很多社会挑战面前，比如控制污染、培训失业人员、公益活动等，甚至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公共部门的能力和效率都难以实现单部门作战，而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条更为高效和可靠的途径。因此，企业高效的行动力是变社会挑战为商业价值的核心能力，也是提升社会价值、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

要素4：共生型组织。共生型组织本质上是构建一个互为主体的价值共生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主体的价值创造都有助于其他主体的价值创造，最终实现总体价值最大化。因此，企业可以用技术支持、平台共享等方式为行业和社会赋能，既提升行业和社会效率，又能获得行业和社会的支持实现整体多利，在不断提升社会价值的同时，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德鲁克曾说过，“没有一个组织能够独立存在并以自身的存在作为目的。每个组织都是社会的一个器官，而且也是为了社会而存在”。今天的中国企业也从单纯追求商业利益，转向了兼顾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共同发展的方向上；也从简单的捐赠，转向更有效地承担CSR的方向上，正如我们在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所看到的那样。我们期待每个企业都能认同CSR的新模式，通过四个关键要素的打造，实现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双赢，为创造更美好的社会贡献价值。

陈春花   尹俊 | 文   李全伟 | 编辑

陈春花是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尹俊是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