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新冠肺炎疫情已在世界各地蔓延，本已脆弱的全球经济或将遭受巨大打击。在不确定的全球化环境中，中国拥有独特的经济发展基础，但也有非常现实的全球化约束。例如，在疫情之后提振经济的举措中，就出现了“老基建”与“新基建”的争论。老基建指大兴土木，大搞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快速恢复经济增长。“新基建”指大规模建设发展5G、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经济基础设施。

很明显，老基建存在许多问题，而新基建投资于未来技术和应用，能够加快推动经济转型。现实情况是，新基建直接相关的许多产业技术和产品，以及产品生产相关的材料、元器件、核心设备等，仍掌握在美国、日本、韩国、荷兰等众多发达国家手中。中国的新基建经济体系中仍有许多“短板”，生产的供应链有很多“卡脖子”环节，需要与外部以共赢、互利的关系推动长期合作发展。

中国企业家应该意识到，从经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中国经济转型周期），从要素依赖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球技术创新周期），双周期交织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与资源博弈，将成为未来5到10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环境。中国经济长期、坚实的增长基础仍有赖于扎实的技术创新和核心工业生产力，这将成为多数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定位。这个核心诉求也意味着，中国与全球化之间就发展共识的战略抉择与再平衡，既是个严肃的全球化话题，也关系每个企业的战略选择。从战略管理的角度讲，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决定了企业的战略目标、资源禀赋及全球整合，以及由此决定的战略执行力。

双周期

中国经济转型周期。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中国经济转型周期的时间介于2018年到2035年，未来10年内将成为关键的发展动能构建期。

经济转型有两大关键任务：其一，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即高增长要降速；其二，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即夯实高质量增长。

经济高增长要降速，一方面因为动能衰减，促进增长的经济要素边际效应下滑明显，主要是人口与资本的红利。当企业难以获得持续且廉价的劳动力但又要保持增长时，就会更加追求资本化回报。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入虚成为趋势。十九大后，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工作之一，出台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从根本上抑制了“土地经济”下“高负债”“高增长”态势，间接、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两大驱动要素之资本的供求关系与成本。对于中国企业，几乎无意识间的去杠杆和收缩债务压力给企业经营带来很大负面冲击，中小企业融资难、企业资金链断裂及债务违约等频现。那些通过高负债实现高增长的企业，几乎没有了生存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依靠要素资源禀赋和价格比较优势形成的“高负债”“高增长”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企业以“廉价”资源谋求发展的模式也难以为继。即使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在巨大的金融风险和低效率的经济边际增长下，中国不太可能大规模重启过去的“土地经济”模式以提振经济表现。

全球技术创新周期。在各种经济要素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其中，技术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经济要素——人类的知识创新能力取之不尽，创新性技术用之不竭。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经济摆脱了对单一资源禀赋依赖，技术创新在促进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技术创新的价值是透过产业进步和经济增长表现，通常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评判指标。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三次重大革命性技术创新浪潮。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从技术发明和生产技能积累，再到技术广泛导入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体系有较长的时间周期。

能源革命的革新性技术发明集中诞生于19世纪50-90年代，广泛应用于经济体系开始于20世纪初。剔除两次世界大战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爆发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期美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信息革命的革命性技术发明集中产生在20世纪40～70年代，广泛应用于经济体系是在1993～2000年间，美国克林顿政府期间大力倡导发展“新经济”，生产率水平大幅提高，美国取得了过往30年以来最好的经济成就。在2000年，美国经济扩张的时限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创造了增长时间最长的纪录。

第二，革命性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和经济体系，需要廉价且供需稳定的生产资源。

能源革命的核心生产资源是石油，其供给和价格决定了化工化学、材料、元器件、消费等各经济环节的创新动能、生产效率及经济激励。从20世纪20～70年代初，世界石油价格长期处于稳定下降的“廉价”状态，这大大刺激了“石油经济”的整体发展，极大释放了“能源革命”以来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的经济发展空间。“能源革命”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经济景气周期止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冲击了油价，也冲击了发达国家经济体系。石油时代谢幕，信息时代到来。

信息革命的突破性技术创新是“运算”，核心生产资源是半导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半导体价格的持续快速下降大大降低了信息“运算”的成本，使得信息技术广泛渗透于经济体系的各个环节中，这对于美国新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到2005年，半导体价格下滑速度降低，美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同步放缓。

展望下一个十年。进入21世纪，美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开始下降，但依然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因素的促进效应。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大量的劳动力和资金储蓄涌入世界经济，导致全球经济的劳动力成本降低，资本成本降低，资本回报提高。对于中国来说，回报是巨大的。在中国刚刚加入WTO的时候，GDP仅为美国GDP的13%，到2019年中国GDP已接近美国的70%。对于美国来说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和更低的利率，即使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效应在衰减，但美国经济依然实现了腾飞。2019年，美国GDP（21.43万亿美元）是2001年（10.58万亿美元）的2倍多。

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2007年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弗格森指出，“中美国”的世界经济秩序就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和存钱。弗格森指出，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美国”的世界经济秩序已接近破碎。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科技以实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但中国需要的技术仍主要掌握在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悄然来到。普遍认知，这是一场智能革命，人工智能（AI）、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革新技术会开创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然而基于过往认知，人工智能技术目前仍处于技术培育阶段，何时以及如何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仍是未知概念。此外，智能时代的新技术还面临伦理和法律等社会性问题的挑战。

未来已来，但未来还难以兑现。中美科技竞争既存在于未来赛道，同样存在于已有领域。未来10年，当智能经济还无法为美国经济注入强劲增长新动能时，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已然是对全球经济既得利益的再分配。

另一方面，与20世纪70年代信息革命时期相比，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已从一般商品生产扩大至中间产业环节，已大大制约了技术创新实践与经济转换效率。同时，受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等作用，商业模式创新日益灵活多样，C2B等生产组织模式对传统工业体系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制造业空心化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下，美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实践越来越远离经济生产的中心。在上述状况下，如果重要市场（如中国）和核心产业环节（中间环节）产生大量的对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企业的“挤出效应”，将会长期且根本性冲击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及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那么，无论未来是否到来，关于未来的竞争的天平可能倾向于东亚地区。因此，我们看到了近年来日趋突显的现象：反全球化浪潮、美国制造业回流、中美科技竞争等。

仅从中国经济转型目标与诉求、全球技术创新周期等角度分析，未来1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种状况增加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及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度，中国企业家对此要有充分的认知。大路朝前，中国企业该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和竞争策略？

双周期的挑战及跨越：东亚经验

经济转型有两个关键任务：其一，摆脱单一经济要素依赖，构建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经济体系。其二，技术能力的构建与发展，以及技术经济体系的完善与竞争力。

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三次工业革命及现代经济体系，以及跨国公司推动构建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经济利润分配体系。凭借技术建立的先发优势和竞争壁垒，发达经济体处于利益分配的金字塔顶层。发展中国家处于利益分配的底层，要实现经济转型和建立技术创新的新增长动能，必然会在技术创新、产业链、交易和利益分配等方面，与领先经济体及企业建立紧密合作。

面对双周期的挑战，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有过成功的经验，拉美则因为错误的战略选择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70年代，全球处于能源时代向信息时代发展过渡的技术创新周期。美国积极发展信息技术，以突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瓶颈。东亚（日本和“四小龙”）和拉美经过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后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压力。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把握住双周期机遇，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实现了自身经济成功转型并跻身发达经济体。

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经济转型的路径和成功经验是：

第一，发展前沿技术的根基和能力，是扎实、可靠的工业化生产技能和产品化解决方案。到20世纪70年代，东亚借助第一波全球产业转移浪潮，已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特别是在终端商品生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制造经验，拥有领先的企业管理、生产管理的创新技能。

对于即将到来的信息革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一方面，加快与中国大陆的经贸与投资合作，将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大陆。这样做，释放了内部经济资源，通过与美国等科技领先的发达国家合作，在信息技术创新及产业生产体系内构建了适合于自身能力的发展战略。

另一方面，投入到信息技术创新的同时，没有放弃一般商品生产制造。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把握了产品数字化浪潮，利用自身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的生产能力和技术积累，立足消费电子终端产品的数字化技术革新，在诸多产业的数字产品技术解决方案和商品生产方面，成为了不可替代的竞争者。在此基础之上，通过逆向路径逐步向信息技术产业链上游拓展，重点发展材料、元器件等技术产品，相关技术创新紧密关联下游商品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制造，形成了技术进步与产业生产高度关联的协同效应。

第二，卓越的企业管理水平，是技术创新持续发展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必要制度保障。东亚经济转型过程中，结合自身的文化特点，创立了众多与技术创新相适应的管理新方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管理人才和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今天，精益生产方式风靡全球，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科技产品生产线管理人员备受中国大陆企业青睐。

东亚经验及技术创新的周期性都表明，革命性技术开创了人类发展的新时代，但大多数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来自适度创新的长期积累，包括技术的学习曲线、生产的技术化实现、管理创新的制度保障及商业文明的整体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40年间，中国大陆把握住全球产业转移和经济一体化的二次浪潮，以“市场换技术”，利用发达国家能源时代的工业技术和生产方法，建立起复杂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庞大的生产能力，“中国制造”已成为无可替代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系成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

第一，从战略方向讲，中国企业要抓住全球技术创新周期的过渡阶段，重点关注信息时代的产业技术和生产制造的全球梯度转移，做好“二次改革开放”和“二次入世”规划，使中国加快融入全球技术创新体系，成为全球信息技术产业的“智造基地”。

当前，美国企业加快布局智能时代的前沿技术，逐步将毛利率下滑的技术及产业制造环节转移至其他地区，东亚是主要目的地。较为敏感的话题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禁止对华技术出口，这更多考量是智能时代的前沿技术（知识产权和生产体系）和技术创新资源（人才和研究机构），那些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明显的信息时代技术及产品，仍将会大规模地向比较优势突出的地区转移，正如中国改革开放和东亚转型时期所表现的一样。中国企业应把握住这个趋势，将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构筑于较为成熟的技术产业化、产品化和边际经济效益增长的基础之上。在内生性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企业可以更多关注东亚地区的并购目标，寻找外延技术创新发展的路径。在并购过程中，应将获取技术与共建产业协同发展生态结合，更加紧密地打造东亚整体的技术创新集群效应。在此方面，汇顶科技的模式值得借鉴。

第二，从战略布局讲，以产业巨头为根，与供应链龙头为伴；学习东亚经验，重点发展化工化学、材料、元器件等领域技术，为智能时代打下坚实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基础。

产业巨头指具有全球性产业价值链及技术创新领导者地位的厂商，如苹果、特斯拉、华为、谷歌、微软、亚马逊、索尼、三星、沃尔玛等。在产业巨头之下，伴生着供应链龙头企业，如台积电、富士康、高通、德州仪器等。以产业巨头为根，紧密把握技术创新的趋势，参与其关键技术在供应链体系内的创新裂变，从优秀的供应商发展成为创新的引领者。近年来，苹果供应链带来一批优秀的中国本土制造企业崛起，如立讯精密、蓝思科技等。新近快速发展的特斯拉供应链，也带动了宁德时代等本土供应商的技术创新。中国的产业巨头要紧密把握自身既有业务的市场优势，从市场力量赋能技术创新，又通过技术创新培育供应链集群和创新，这种策略更有助于本土产业巨头建立起灵活的技术创新跟进战略，逐步夯实自身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势力。TCL科技从彩电终端到液晶面板（华星光电）的转型模式，是本土产业巨头战略创新的代表性案例。

供应链体系内产业细分会产生技术创新的共振效应。对于大量中小企业而言，与供应链龙头为伴，可以降低成本和创新代价进入到技术发展的潮头。这样的创新体系，既有助于打造产业集群，也有助于培育技术能力突出的“隐形冠军”企业。未来，随着“中国智造”的发展，全球供应链的技术创新及效率优化将更加依赖中国企业。一大批中国本土企业成长为供应链龙头企业，有助于带动供应链细分领域“隐形冠军”的发展，而这也是那些定位于技术创新的专业企业很好的战略选择。

无论是产业巨头还是供应链龙头，现代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重大技术创新都集中在一些战略性关键产业，如化工、化学、材料、机械、精密制造等领域。中国目前在这些领域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随着既有技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未来几年内，这些领域内原本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企业，会逐步退出市场，这给了中国企业并购的机会。近年来，大量国内半导体产业相关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得了难得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如闻泰科技、韦尔股份、耐威科技、沃特股份。中国中小企业应抓住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战略机遇，依托中国市场，联络产业巨头企业和供应链龙头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加速技术进步。

第三，从战略执行的角度讲，中国企业建立以供应链效率为核心的管理创新。

在信息革命推动下，通信效率和运输成本持续下降，生产环节不断被专业化细分，特别是技术含量高和生产工艺复杂的信息及消费电子产业。这种趋势下，能源时代的商品跨国贸易，逐步变成了信息时代的技术与生产的跨国协作。由于技术在跨地域劳动分工和生产体系中占据了决定性的连接作用，每一个技术环节生产关系的连接就构成了全球供应链体系。在技术创新迭代、产业竞争、“苛刻”消费者等因素影响下，供应链效率日益成为产业价值链的决定性因素。简而言之，那些具有强大技术创新力的企业逐渐发展成为产业巨头，而具有超强产业技能和供应链协同发展管理能力的企业则成为了供应链龙头企业。

通常，这些供应链龙头企业充当了产业巨头的供应链管理者及相关产业技术的研发管理者。例如，富士康不仅是苹果手机的代工企业，还是消费电子产业领域中关键的供应链服务商，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技术、生产、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支持。未来，产业巨头与供应链龙头之间的发展协同将成为一种趋势。对于在二者周边所伴生的企业而言，以供应链效率为核心的管理创新能力将成为发展的决胜条件之一，主要包括技术创新能力储备、新技术的产品化响应能力、柔性制造与管理、全球化产能布局、客户关系与供求匹配等方面。

未来，中国企业应将管理创新作为提升战略执行力的核心任务。这是因为，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市场规模、产业秩序等多方面，既与欧美国家不同，也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量与均衡发展程度不同。

第四，从战略创新的角度讲，将中国市场作为战略管理的目标，不同行业企业以云、端、路、网四个层次，构建商业模式创新的长期战略，完善企业的综合创新体系。

新技术并非是商业的“孤岛”，对既有社会经济改造升级，形成创新发展的新动力，是技术革新的真实商业价值。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驱动下，经济活动也将更多应用新技术，智能时代将呈现出云、端、路、网四个经济层次。技术创新及其商业活动，将越来越围绕于上述四个层次而展开，这有助于大幅提升经济整体及个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和商业化进程。

在庞大的中国市场支撑下，中国企业在云、端、路、网四个层次均有布局，一些企业已展现出较强的技术能力和全球竞争力。甚至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市场所带来的赋能将可能在更长期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竞争中，推动中国企业加速发展。

云——亚马逊、微软、谷歌、Facebook及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提供云服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竞争优势构建在数据采集、分析与计算模型，公共算力服务，以数据为核心的商业资源整合及分配，产业技术创新共振效应及其裂变等等方面，已初步建立起较强竞争壁垒。

端——触及市场终端的产品和服务，领先企业基本构建起“软硬结合”的商业模式和竞争壁垒。软是软件和平台服务，如苹果App Store；硬指智能终端产品等，如苹果手机、Mac电脑等。“软硬结合”的模式实现了消费市场的广泛覆盖，同时又建立了服务的长尾。端的代表性企业有苹果、特斯拉、三星、华为、小米等。

路——在技术、产品和服务之间，建立起整体商业系统的通路，一种是实体“路”，一种是虚拟“路”。实体“路”重点是生产管理的供应链体系，价值管理的核心逐渐向龙头企业倾斜，如台积电、富士康、宁德时代、立讯精密、京东方、华星光电等企业。虚拟“路”是信息和数据服务的交易通路，也被称为信息服务工具或信息平台，如淘宝、微信、支付宝、今日头条、抖音等。在信息之“路”上，供求双方可以极低的成本交流和交易。

网——技术创新共振及其裂变的环境、体系、规则和资源集合。一种是物理空间，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硅谷、东京等产业集群区域，拥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充裕的人才、丰富的创新资源等。一种是虚拟空间，如谷歌、Facebook、阿里、腾讯等，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公共的技术、生产、营销及用户、数据、信息等方面的网络化服务。

万丈高楼平地起。以双周期为视角，综合基础科学的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生态、产业链关键性材料和元器件的供给能力、市场经济机制等方面发展水平，客观看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相当于能源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的经济发展阶段。套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判断，要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发展，中国企业还是要善于学习，特别是学习东亚经济转型的经验。要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特别加强东亚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在开放的世界合作体系内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以融合多变的商业模式创新力创造经济增长的持续优势。

蒋德嵩  | 文   李全伟 | 编辑

蒋德嵩是长江商学院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