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就在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奋力抗击迅速升级的COVID-19大流行时，他们发现自己身陷一个无人涉足的领域。有关中国、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为遏制大流行而采用的做法和政策已有很多著述。不幸的是，在欧美许多地区，将COVID-19遏制在萌芽阶段为时已经太晚，决策者正艰难地追赶疫情的蔓延。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重复着早期在意大利犯下的许多错误，这场大流行在意大利已变成了一场灾难。本文旨在帮助美国和欧洲的各级决策者从意大利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便他们能够认识和应对这场迅速扩大的危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短短几周时间里（从2月21日到3月22日），意大利经历了从发现第一例正式COVID-19病例到政府下令基本禁止全境内所有人员流动、关闭所有非必要的商业活动的过程。就在这极短的时间内，这个国家遭受的打击不亚于一场威力史无前例的海啸，接连不断有人在此间去世。毫无疑问，这是意大利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

这场危机某些方面的东西——首先是暴发的时间——无疑可以简单归因于显然不受决策者完全控制的sfortuna（意大利语的“坏运气”）。然而，其他方面则表明，意大利的领导者在认识到COVID-19带来的巨大威胁、组织系统化的响应以及学习早期措施成功经验方面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障碍甚至是在COVID-19已经在中国全面造成影响以及（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控制病毒的可选模式已经成功施行之后才出现的。这表明，这是在迅速有效吸收现有信息并采取行动方面发生的系统性失效，并非是全然不知所措。

以下是出现这种失效的原因——涉及危机发生时实时决策的困难——以及克服它们的办法。

认识到自己的认知偏差。在早期阶段，意大利的COVID-19危机看起来丝毫不像危机。最初宣布紧急状态的声明遭到了公众和政策圈许多人士的质疑——尽管好几位科学家数周来一直在警告灾难有可能发生。实际上，2月下旬，某些意大利政要在米兰参与了公开握手活动，以此表明经济不应因病毒而恐慌和停滞。（一周之后，这些政界人士中的一位被确诊染上COVID-19。）

除意大利之外，其他许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反应，这就是典型的行为科学家所谓的确认偏差——对能够证实我们立场偏好或最初假设的信息加以利用的倾向。以非线性方式发展的大流行（即：它们开始规模很小，但呈指数级增长）这类威胁面对起来尤其棘手，因为迅速解读实时发生的事情存在诸多挑战。采取强有力行动的最有效时间是极早的时候，此时的威胁貌似很小——或者甚至在出现任何病例之前。但如果干预切实有效，回顾起来的时候，这些强有力的行动又会显得好像是过度反应。这是许多政界人士不希望玩的游戏。

这种在听取专家意见方面的系统性无能让人清楚看到，身陷极其严重、高度复杂局面而无简单解决办法的领导者——以及普通大众——在琢磨如何行动时遇到了困难。行动的欲望致使领导者仰赖他们的直觉或者他们核心圈内的意见。可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抵制这种诱惑十分必要，相反，应该花时间去发现、组织并吸收分散于不同专业领域的部分知识。

避免局部解决方案。从意大利经历中可以吸取的另一个教训是系统性方法的重要性和局部解决方案的危险性。意大利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逐步提升封锁区域（“红色地带”）限制的政令来应对COVID-19大流行，其后封锁区域被扩大，直到最终适用于整个国家。

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方法可能会被认为是慎重的，甚至可能是明智的。在如今的局势下，这种方法适得其反，原因有二。第一，它与病毒快速的指数级传播相悖。任何时间点上的“现实情况”根本无法预测几天后是何种情形。结果，意大利尾随病毒的传播，而不是预防病毒。第二，这种选择性的办法可能在不经意间已促进了病毒的传播。看一下最初封锁部分地区而不封锁其他地区的决定。当宣布关闭意大利北部的命令公之于众时，它引起了大批人涌向意大利南部，无疑将病毒传播到了本不存在病毒的地区。

这佐证了许多观察家现已清楚的一点：对病毒的有效应对需要以一个同时采取行动的有机系统来加以精心策划。中国和韩国所采用方法的结果表明了这一点。虽然公众对这些国家所执行政策的讨论通常集中于它们那种模式的单一要素上（比如广泛检测），可是它们有效应对的真正特点是同时采取的大规模行动。检测在与严格的接触追踪相结合的时候才是有效的，而追踪只要与一个收集和传递潜在感染者行踪等信息的有效通信系统结合就是有效的。

这些规则同样也适用于卫生保健系统本身的机构。医院内部需要大规模重组（比如，成立COVID-19医护组与非COVID-19医护组）。此外，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护模式需要紧急转变为，为全体人口提供大流行病解决方案的社区制方法（特别强调家庭护理）。协调行动的必要性眼下在美国尤其迫切。

学习至关重要。找到正确的措施方法需要能够快速从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愿意相应地改变行动。当然，从中国、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的方法中可以吸取到宝贵的经验，它们很早就控制住了感染。不过，有时候在隔壁就可以找到最好的做法。由于意大利的医疗卫生系统是高度分散化管理的，不同地区尝试的是不同的应对政策。最明显的例子是伦巴第和威尼托两地间采取方法的反差，这两个比邻的地区有着类似的社会经济概貌。

伦巴第是欧洲最富有、生产力最高的地区，受到了COVID-19的极大冲击。截至3月26日，这个1000万人口的地区有近35000例新冠病毒病例和5000个死亡病例，这是一个严酷的纪录。相比之下，威尼托的表现要好得多，500万人口中有7000个确诊病例和287个死亡病例，尽管它在早期经历了持续的社区传播。

这两个地区的发展轨迹是由决策者无法控制的大量因素决定的，包括伦巴第更大的人口密度和危机爆发时更高的病例数量。不过，越来越明显的是，在大流行周期早期做出的公共卫生选择也产生了影响。

具体而言，虽然伦巴第和威尼托在保持社交距离和关闭零售业方面运用了相同的方法，但是威尼托却采取了远更积极主动的方针来控制病毒。威尼托的策略是多管齐下：

早期广泛检测有症状和无症状的病例。主动跟踪检测结果可能呈阳性的人。如果某人检测结果为阳性，该患者家中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邻居都予以了检测。如果没有试剂盒，他们就自我隔离。

高度重视家庭诊断和护理。只要有可能，样本就直接从患者家中采集，然后在地区及当地大学实验室进行处理。

以具体的努力监测和保护医疗卫生及其他核心工作人员。这些人包括医学专业人士、与高危人群接触的人（比如，福利院的护理人员）以及接触公众的工作人员（比如，超市收银员、药剂师和防卫机构的员工）。

相反，伦巴第根据中央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的指导，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检测手段。按人均计算，伦巴第迄今进行的检测只有威尼托的一半，并且更偏重对有症状病例的检测——而且迄今为止，它在主动追踪、家庭护理和监测以及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保护方面进行的投资十分有限。

威尼托实施的系列政策据认为大大减少了医院的负担，将COVID-19在医疗设施内传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而这个问题在伦巴第的医院产生了严重影响。对于在其余各方面情况类似的地区，不同的政策会产生不同的后果，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应该被视为一个有效的学习机会。源自威尼托的调查结果本可以在早期用来重新审视地区和中央政策。然而，只是到了最近几天，也就是疫情在意大利暴发了整整一个月之后，伦巴第和其他地区才开始采取措施，效仿“威尼托方法”中的某些方面的做法，包括向中央政府施压，迫使其帮助它们提高诊断能力。

新获的认知传播之困难，这在私营和公共部门机构都是众所周知的现象。可是，在我们看来，对于因（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不同政策选择而产生的认识，加快其传播速度应该在这个“每个国家都在重新发明轮子”的时代被视为当务之急，就像几位科学家向我们表示的那样。要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这个不确定性加剧的时期，有必要把不同的政策当成是“试验”，而不是个人或政治斗争，并采取一种有助于从过去和目前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心态（以及体制和流程），以便尽可能有效和快速地应对COVID-19。

尤其重要的是，要明白什么做法行之无效。尽管成功因领导者急于公布进展而很容易浮出水面，但是问题通常因担心惩罚而被隐藏起来，或者在它们真的出现的时候，它们会被解释为个人的——而非系统性的——失败。比如，我们看到，意大利大流行最早开始的时候（2月25日），伦巴第某一特定地区的传染可能已经通过当地一家医院而加速，那家医院的一名COVID-19患者没有得到恰当诊断和隔离。意大利总理在向媒体谈话时，称这件事是那家特定医院管理不善的证据。然而，一个月之后，让人越来越清楚看到的是，那一插曲可能代表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按传统方式管理、提供以患者为中心医疗服务的医院无力在一场大流行病盛行期间提供所需的社区主导型医疗服务。

收集和传播数据很重要。意大利似乎遭遇了两个与数据相关的问题。本次大流行最开始时的问题是数据不足。更具体而言，有人认为，在2020年的头几个月里，流行病学上的能力不足和某些医院在系统记录异常感染高峰方面的无能为力，可能助长了病毒悄无声息的广泛传播。

最近的问题似乎是数据准确性的问题。特别是，尽管意大利政府展示了它做出的非凡努力，定期在一个可公开访问的网站上更新与大流行相关的统计数据，但是有些评论家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即意大利与其他国家之间以及意大利各地区之间死亡率的显著差异可能（至少部分地）是因不同的检测方法造成的。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令大流行病的管理复杂化，因为在缺乏真正可比较的（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数据的情况下，分配资源以及弄清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有效（比如，什么原因阻碍了对人口的有效追踪）的难度就更大。

在理想的情况下，各地区和各国记录病毒传播和影响的数据应该尽量标准化，并从宏观（州）和微观（医院）两个层面跟踪病毒的发展及其控制。对微观层面数据的需求不可低估。虽然医疗卫生质量的讨论通常是从宏观实体（国家或州）的角度进行的，但是众所周知，就其提供的服务质量和数量以及管理能力而言，医疗卫生设施之间差异巨大，甚至在同一个州或地区。我们不应该隐藏这些潜在的差异，而应该充分认识它们，并相应地规划分配我们有限的资源。只有在正确的分析层面上拥有可靠的数据，决策者和医疗卫生从业者才能对哪些方法有效以及哪些无效做出正确的推断。

不同的决策方法。对于到底需要做什么来阻止病毒，目前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病毒几个关键方面的问题仍然是未知数并存在激烈争论，而且很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状态。此外，行动（或者，在许多情况下，不作为）和结果（感染数和死亡率）的发生存在很大的时间差。我们需要接受这个事实，即弄清何种解决方案有效，即便不需要几年，那也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然而，从意大利的经历来看，这场危机有两个方面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鉴于病毒指数级的扩散，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正如意大利Protezione Civile（相当于意大利的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负责人所表示的：“病毒比我们的官僚机构跑得快。”第二，有效应对COVID-19的方法需要战争式的动员——无论从需要部署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实体角度，还是从医疗卫生系统各组成部分（检测设施、医院、初级保健医生）之间所需的极端协调角度来动员，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不同实体之间动员，以及对全社会进行动员。

总而言之，立即行动和大规模动员的需要表明，有效应对这场危机需要非比寻常的决策方法。如果决策者希望赢得抗击COVID-19的战争，就必须采取系统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学习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能够迅速扩大成功尝试的规模，识别并关闭无效的尝试。的确，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如此巨大的危机之中。可是考虑到利害关系，这事必须做。

加里·皮萨诺（Gary P. Pisano）拉法埃拉·萨顿（Raffaella Sadun）米凯莱·扎尼尼（Michele Zanini） | 文　

加里·皮萨诺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Harry E. Figgie Jr.教授，教师发展高级副院长，著有《创造性建设：持续创新的DNA》(Creative Construction: The DNA of Sustained Innovation)一书。拉法埃拉·萨顿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教授，她的研究重点是私营和公共部门的生产力、管理和组织变化经济学。她是国民经济调查局的研究员，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Ariadne实验室项目的助力研究员。米凯莱·扎尼尼是管理实验室董事总经理，与人合著有《人治：打造与员工一样不可思议的企业》(Creating Organizations as Amazing as the People Inside Them)（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即将出版）。

时青靖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