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罗宾·伊利（Robin J. Ely）、艾琳·帕拉维奇尼（Irene Padavic），《哈佛商业评论》2020年4月刊

超负荷工作文化不仅惩罚女性，也惩罚男性，但后者程度较轻。只有承认这一问题会影响所有员工，并以这种方式寻求解决之道，我们才有机会实现职场男女平等。

我觉得分性别讨论太过时了。性别当然是一个限制因素，但人主要还是被缺乏教育或缺少人脉限制住的。比如说，我女儿有几百个拥护者，儿子没有，我就担心儿子多过担心女儿。我自己在30多年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胜利过后被裁员，因此对这个话题有了新看法。我喜欢在家陪伴孩子们，一直对“实权”没兴趣，只想工作挣钱养家。可是这种诉求似乎跟我身为白人男性的性别定位冲突了——白人男性好像就是得说自己想要征服世界！如果你是在美国或英国，就会看到性别平等状况正在改善。不过，男性权力体系也无法阻止一个英国杂货店老板的女儿成为撒切尔夫人，或者成为罗睿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家庭方面的成本都是一样的。有韧性的人不会一味纠结自己为什么做不到，而是会关注将来如何做到。

——马库斯·伯内特 读者

这篇文章挺难读的，而且我觉得“总结”部分没什么新东西。文章到头来反而巩固了它想否认的那个观念：女性在职场落后是因为必须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作者尝试说明没有家庭负担的情况会不同，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例证。超负荷工作说明不了问题，况且研究对象是咨询公司。咨询行业的一切职场趋势，不论好坏，本来就全都跟超负荷工作有关吧。我是年轻女性，在一家《财富》500强公司当产品经理。我没有强烈主张女权，在职场也努力不表现出过度的“性别意识”，就是因为有这类文章。年轻女性看到这种文章，立刻就会想起以前男性是怎么把职场女性看作殉道者、牺牲自己真心的渴求来向别人证明自己能够胜任办公室工作。听我说，没人想听这个。

——谢尔比·霍姆斯 读者

我大概在文章里说的这家咨询公司工作过。读了这篇文章让我有共鸣的是：“这一切引出了一个令我们觉得无可避免的结论：公司要应对性别问题，就必须应对超时工作问题。首先第一步是要停止过度销售和过度交付。对于这一反馈，领导者反应消极。”我觉得研究者好像看到了文化层面的问题，却并未注意这就是这个组织的文化。这就是核心价值——努力工作，并且为努力工作而怨声载道。公司并没有要把这一点保密。研究者没有提出要他们改变商业模式，而是被要求关注改善女性晋升机会的方法。我同意“安居”影响了女性的事业发展，我们应当关注的是：除了工作生活平衡以外的成功标准；男性为家庭做出的妥协，以及彼此支持的方式——这样的沟通是否让女性参与；女性在抱怨生活方式时是否能获得像男性一样的包容和同情，而不是得到一个“出口”；赞助、辅导、非正式支持网络，这些东西看不见，但对于职业发展至关重要。

——安娜·ST 读者